1、
一开口就提天葬师,像是有意吸引读者的眼球,难免流于俗套。这个似乎专属西藏独具的一种行业,往往容易引起介于不规范的解剖学与神秘的巫术之间的联想,还会招来"落后"、"野蛮"、"可怕"之类的鄙视。即使是那套在网络上流传甚广的照片(我估计是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在拉萨色拉寺附近的那个著名的天葬场,出于猎奇的游客偷拍的),系着围裙、戴着手套的天葬师如同一位在露天实施手术的大夫,但他手起刀落之处却是一具首身异处的人体(那人体是如此地有血有肉,简直不像尸体),足以令其他文明的人们受到近乎矫情的惊吓。
给我转发照片的是一个向往西藏的汉地诗人，他有些心悸地问我：“难道你们藏族人死了都要这般了结？”倒是让我颇费思量，因为这不是三言两句就能说得清楚的。看来对藏人的这种传统葬俗只能进行文学化的描写，比如有句诗是这样赞美天葬场上分食尸骸的鹰鹫的：“光荣随鹰背而飞翔”，可想而知会打动多少怀有西藏情结的浪漫主义者，而一个个操刀的天葬师，也就变成了化腐朽为神奇的魔法师，似乎有着往返于阴阳两界的本事。的确，天葬师并不是人人都能够做的，也不是人人都可以做的。若想成为一个真正的天葬师，既要有足够的勇气处理无常的生命，还要有平衡世俗偏见的能力，更要有一颗悲悯的心。
在西藏或者说所有的藏地（必须添上“所有的藏地”，不然有可能被误解为只是今天中国行政区划的西藏），天葬师指的是自己家乡的那个帮助每个人走上轮回之路的人，虽然他从事的这个职业与屠夫不同，但也素来被有所介意，可是在生活中却谁也离不开，因为在死亡的时候，我们除了需要喇嘛，还需要“刀登”（藏语，天葬师，康地发音。拉萨发音是“多典”）。
对于生活在柯拉草原上的藏人来说，在死亡的时候，除了需要大喇嘛丹增德勒，还需要刀登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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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仁青不仅仅只是一个天葬师。如果他只是一个天葬师，我就不会改变我的那次伟大的旅行（呵呵，这个形容词当然是对我自己而言），特意骑一天的马，跋山涉水地去拜访他。
在这之前，我已经在康北的北端白玉县和康南的南端稻城县（需要说明的是，康北和康南位于今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传统上这里属于东部康地），度过了完全地、彻底地沉浸在宗教氛围中的一个多月。那是1999年的夏天，那时我还是《西藏文学》杂志社的编辑。我终于可以把积攒了四个月的假期慷慨地、迫不及待地交给离开多年的康地。这么讲，似乎有重游故地的意思，其实不然。曾经在康北的道孚和康区中心的康定生活的岁月里我哪里都没有去过，原因是那时年幼，做梦也别想一个人漫游康巴大地。大学毕业后在甘孜报社工作过一年多，先做记者，因不适应很快改做了副刊编辑，也只去过色达的县城里转了转，仅对骑马穿城过的牧人提着双卡录音机传出的弹唱有印象。之后去过父亲的老家德格，百感交集，热泪盈眶，血缘相关的至亲们已去往另一个世界……总之我的计划是用整个假期独自走遍整个康区大地，参访所有著名的、各个教派的寺院，了解有着悠久传统与独特习俗的民间，然后写一本有关地理、历史和人文的游记，这听上去是不是像夸下了海口？
果不其然！我不但没能实现过于宏大的目标，吃喝玩乐的时间远远多于勤奋写作的时间，而且返回拉萨后，在电脑上列出了数千字的写作提纲，去洗印店洗出了上百卷彩色与黑白胶卷，写了上万字华而不实的开头后，这本书就夭折了，虽然写过两三首诗和两三篇散文（包括这篇散文的原型，原名为“带我去天葬场的仁青”，简略版发表在2004年4月的《南方周末》地理版上），说起来既惭愧又惋惜得很啊。但在最初上路时，从未有过独自旅行经验却雄心勃勃的我，把自己装备成了一个很像那么回事的背包客。用阿巴本的话来说，他在雅江街上第一次看见我时，看见的不是我这个人，而是一个很大的背包正在走路。为什么这么说呢？这是因为我的个子比较矮小，而我的背包比较巨大，当我背着装得满满的、挤得高高的背包一步步地走路时，别人从背后几乎看不见我的脑袋。
记得在康北的白玉县，每天一早我就从一借宿的人家走向整个县城中最醒目的建筑群，位于半山坡上的白玉寺，直至傍晚才下山。我几乎成了古千仁波切的专职厨师，虽然我的厨艺不怎么样，但土豆烧牛肉却是我的拿手。只要敢于大把、大把地将辣椒、花椒和其他香料放进巨大的高压锅里，就能做出色香味超级俱全的土豆烧牛肉。我相信古千仁波切身边的扎巴（藏语，普通僧人）会常常怀念让他们的嘴巴无法闭上的我。有一天，我正举着佳能相机专注地拍摄着戴华丽面具的僧众跳金刚法舞，突然听得身后有人用地道的四川话问我：“你是不是一个纯粹的藏族？”（四川话的发音把“纯粹”说成“顺粹”，把“藏族”说成“藏缺”。）回头一看，我非常吃惊，因为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再纯粹不过的藏族老僧人，身材高大，面貌沧桑。我没有回答，而是饶有兴致地问他，“你咋个会说这么纯粹的四川话？”老僧呵呵笑道：“我在新都桥待过十几年，跟我关一起的不是成都的贼娃子，就是邛崃的强奸犯，我咋个不会说他们的话嘛。”我当即就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所谓的新都桥其实不是桥，而是从康定翻过折多山后，通往康北和康南的分叉路和中转站，来来往往的尽是忙碌生存的平民、赶路歇脚的旅人、参访寺院的香客、运人载货的司机，还有云游各地、化缘四方的僧侣，以及进去监察民情或出去享受生活的官员，以及时不时就会源源不断的军车。但这位老僧说的是另一个很少被外人知道的事实，而当地人都非常清楚，这里有一个很大的劳改农场，自从几十年前“翻身农奴得解放”以后就有了，关押着整个甘孜州绝大多数的政治犯和刑事犯，尤以1950年代所谓“平叛”和文革时代关押的藏人最多，还关押的有四川省诸多地方的犯人，难怪老僧能说一口四川话，他一定是被当做“叛乱分子”成了囚犯。不过他为何对是否“纯粹”这么看重呢？这是我现在才想到的问题，当时忘了问他。是不是他比较反感变得不纯粹的族人呢？
提到厨艺，我想说的是，我在稻城的崩坡寺就不是厨师了，相反宗各喇嘛成了我的厨师。谁也不会想到一个热爱闭关修行的喇嘛竟会做馒头这种中式面点，那不算白却胖乎乎的馒头泡在酥油茶里很香，但更香的是宗各喇嘛亲手揉捏的糌粑坨坨。康地的糌粑与拉萨的糌粑比较，虽然主要都是用流动的河水推转传统的石磨给磨出来的，但粉质粗粝些因而更有青稞本身的香味。连寺院下方河水里的鱼也吃糌粑，我亲眼看见当宗各喇嘛来到河边，大大小小的鱼就游了过来，他伸手将捏成小块的糌粑伸向水面，竟有鱼儿跳到他的手心里来吃。我离开崩坡寺的那天，一辆从稻城开往康定的客车在寺院附近的公路上被宗各喇嘛拦住。他把我的背包塞到坐得满满的车上时，还在我的衣兜里塞了一样东西。我想要看，他说现在不能看，等会儿再看，是沁颠（藏语，法药）。当望不见半山上崩坡寺绛红色的房子后我取出一看，竟是一张五十元的人民币。我差点流泪了。要知道，宗各是一个清贫的喇嘛，他显然是把我当成了一心朝圣的香客。
不过这辆客车只把我送到了小小山城雅江，原因是阿巴本的几句话引发了我的好奇心，由此可见我的旅行充满了随机性。本来嘛，一个人在路上，想怎么走就怎么走，想在哪里住下就在哪里住下，随心所欲，随遇而安，这才符合“在路上”的本意。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