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色注:2006年文革四十周年之际，我的两本书《杀劫》和《西藏记忆》由台湾大块文化出版。《杀劫》是文革在西藏的历史影像及其评述，我已经多有介绍。《西藏记忆》是文革在西藏的口述史，我从写作《杀劫》时接触的七十多位访谈者中，将二十三人的讲述辑成此书。他们当中，有二十位藏人、两位汉人、一位回族。他们当中，有拉萨红卫兵和造反派的创建人，有当年的红卫兵、积极分子和造反派，有文革中被批斗的旧日西藏的贵族、喇嘛、医生，有文革中的记者、解放军军官等等。今年是文革五十周年，为此将《西藏记忆》中的相关重要访谈，在我设于自由亚洲网站的博客上发表。
鞑瓦（化名）：男，藏人，文革爆发时，是拉萨中学高66级（1966年高中毕业）学生，也是学生红卫兵的一个头头，参与拉萨红卫兵的第一次革命行动——砸大昭寺,后为“造总”下属的“拉萨革命造反公社”负责人。现已从拉萨某机关单位退休。
我们初次见面，是在他的一位同学家里。我带去的上百张西藏文革的照片，让他的同学激动得双手发抖，立刻打电话叫来了他和另一个同学。他们都是五十多岁的人了。他们都对我讲着文革的故事，以至我不知道该听谁的好。每个人的讲述都是充满创痛的回忆，令我心潮起伏。后来，我多次单独找过他们，做了详细的录音……以下是鞑瓦对我讲述大昭寺是怎么被砸的。
访谈时间:第一次,2002/6/10上午
第二次,2002/6/18下午
第三次,2003/2/20下午
去大昭寺之前，已经有了红卫兵司令部，设在文化宫里面，现在是总工会的“职工之家”。当时司令部要求拉中和师校（西藏师范学校的简称）各派一个代表，我是拉中的代表，师校的是一个大个子学生，好像是后藏人，名字我忘记了。军区的几个头头，像任荣、曾雍雅，好像也是司令部的成员。自治区的领导也参加的有。当时宣传处的一个处长，好像姓潘，潘处长，由他负责。从文革一开始这个司令部就有了。司令好像不是陶长松，可能是谢方艺，我记不清了。
前一天晚上，司令部在拉中根据上面的意图开了会。这个“上面”是自治区，但到底是谁下的这个指示我就不清楚了。说第二天要去帕廓街（1950年代以后写成“八角街”，故居委会、派出所等至今写成“八角街居委会”、“八角街派出所”）搞宣传，居委会的群众也要参加。但也说了不准动手，不要砸什么东西。当时没说要砸大昭寺的，只是说要去搞宣传。这都说得好好的。第二天早上，天不亮就来了好多居委会的人，城关区下面所有居委会的青年人都到拉中来了，差不多一百多人。先是开会，集合，排队，然后统一从拉中出发的。全校师生加上新生可能有七百多人,总共加起来肯定有上千人。记得出发时太阳很大，路上一边走一边呼口号。
到了大昭寺南边的“松却绕瓦”（大昭寺讲经场）就演出，搞宣传，然后开大会。谢老师在台上讲话，好像还没有讲完，突然就乱起来了。抬头一看，这大昭寺的楼上出现了好多人，好像都是居委会的群众，我后来还听说过，有些人还是各县来的积极分子。究竟怎么回事反正不知道，反正都是老百姓，拿着十字镐、洋锹什么的，也不知道从哪里钻出来的。我们不是在这楼下的讲经场吗？这墙上都有壁画，居委会的几个年轻人，提着十字镐冲上来就挖壁画，敲掉了一大块。我们几个还说他们，你们怎么挖壁画？但没人听。就在说话时，楼上已经有人把金顶挖下来了，正往下扔。这下子下面也就乱套了。这一乱就散了，全都散开了，我们也没有办法指挥了，人都往大昭寺方向跑去，我也跟着跑，但大昭寺的正门关了，转了一圈，就转到东边挨着“木如宁巴”（一座叫木如的小寺院）的那个门，一看正开着，就进去了。
进了大昭寺以后，到处都有人，什么样的人都有。有些人就是帕廓居委会的老百姓。都是年轻人。不少积极分子都喜欢出风头。其中还有不少汉族。我记得在“松却绕瓦”时没看到汉族，但是大昭寺里有。可能是“三教工作团”（1963年9月，西藏开展以阶级教育为重，包括爱国主义教育和社会主义前途教育的“三大教育”运动，派出众多干部组成工作团派往各地乃至农村和牧区长达数年）。好像有这个工作团，不过我们没有接触，他们早就在里面了。我还看见有人在拍电影。就是现在广播电视厅的一个副厅长，叫米玛次仁的，就他和几个人。他们是电影学院出来的。当时他们穿军装。
我跑到金顶上去了。我们的一个同学过来对我说，现在有点不对头哦，有的人专门在拿金银财宝。我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东西都是国家的，至于是不是文物，当时还没有这样的想法，但总感觉这是国家的财产，所以我马上就开始布置了，从楼上一直到楼下都安排了我们同学站岗，要求他们盯住，不让人随便进里面，谁也不准拿东西。我看见有一个老头，是一个居民，他手里拿着一顶佛像头上戴着的帽子正想走。那帽子全是纯金和宝石做的。我就问他，你干什么？他慌慌张张地说，这是“四旧”，我要扔出去。我就说，你放在这地上，不许扔。他只好放在地上走了。大昭寺主殿旁边不是有一个“卓玛拉康”（度母殿）吗？当时我们一个同学告诉我，“卓玛拉康”门口聚集了一百多人，有汉族也有藏族，要“规尼拉”（管理佛殿的僧人）开门，“规尼啦”不干，他们就威胁他，“规尼啦”有点害怕，就准备掏出钥匙开门，我们同学制止了，说不能开门，因为那里面佛像多，金银财宝也多。结果有几个人，是藏族，就跟他吵，我们同学就说我是拉中的红卫兵，这里面的东西很珍贵，是国家的财产，你们不能随便进去。他还专门对其中的汉族说，你们汉族不知道，这里面都是国家的财产。于是那些汉族就走了。剩下大概几十个藏族，一看不对头也就走了。所以“卓玛拉康”在那一天没动成，保存下来了，但后来听说还是被砸了。
当时“觉康”（释迦牟尼佛殿）也没有动。因为“觉仁波切”跟前的链条门是锁起来的，那些“规尼拉”不给钥匙，那里面也就没有砸成。所以，后来有人说“觉仁波切”被拉中的红卫兵用十字镐砍过，虽然那天拉中几乎所有的学生都去了大昭寺，但到底有没有砍成，我不清楚，当时也没有听说过。其他那些确实被砸了，就跟这照片上一样，看上去丢得到处都是。
因为口渴，我就去了我哥哥那里。我哥哥在大昭寺当喇嘛，他和几个身体不好的老喇嘛还留在那，年纪小的已经走了。其实文革期间，寺庙里面，好多僧人都不敢呆了，离开了。像我哥哥，他从小在大昭寺出家为僧，这时候也呆不下去了，后来我想办法把他接回居委会，没再当喇嘛了。他们看见一个红卫兵进屋很害怕，但一看是我又放心了。我喝了两碗茶又出去了。那时候砸的已经差不多了，才来了上面的指示。记得是自治区的命令，说是让汉族全部都撤出去，以免影响民族关系之类，结果这些汉族全都走了。接着宣布了总理的指示。可能是下午吧，整个过程就结束了，我们就回学校了。
至于刚开始时，大昭寺的上面是怎么上去的那些人，我们也不知道。当时司令部讲过不要砸寺院的，但我们进去后，里面已经全是人了。汉族也来了不少。实际上，后来寺院的喇嘛讲过一句话，这句话你应该记住。他们说，那一天，砸的只是表面的，只是表面被砸了一下，把一些东西扔到院子里，就完了，就像照片上的这副乱七八糟的样子还一直摆着，没人管，也没人敢动。但不久就开始慢慢地清理，一直清理了三个月，把寺院里面真正的宝贝全部都拿走了。先是收拾金银财宝，然后是铜的和铁的，至于泥塑的就扔了，不要了。
当时有一个部门，叫“土则列空”，汉语是“废旧物资收购站”，是属于外贸的，专门来收集各个寺院里面的东西。实际上，什么废品，什么破烂嘛，都是好东西，像大昭寺只有“觉仁波切”没有动，其他东西在三个月之内几乎都收空了。所以说，那一天，大昭寺只是表面被砸了，后来才是真正的被毁了，是国家派工作人员来把全部都“清理”了。这个“土则列空”还收购家里面的东西。国家廉价收购啊，只给一点点钱。当时很多人都把家里的宝贝送到那里去了，有的是害怕，有的是生活无奈，当然也有胆子大的人悄悄地把东西藏起来了，这些人后来就好啦，胆子小的就倒霉了。
甘丹寺也是这个样子。在没有砸之前，那里是粮食仓库，当时拉萨各个单位的粮食都要到那儿去取，由部队守着的。后来等金银财宝都被“土则列空”收走了，部队就把佛像砸了。当兵的在佛像的脖子上拴根绳子，把佛像拉倒，金啊银啊，铜啊铁啊什么的装到车上，全都拉走了。最后剩下的是什么呢？剩下的是木头啊这些东西，又被从达孜县、林周县、墨竹工卡县、堆龙德庆县这几个县来的人弄走了。山下的老百姓也去把剩下的扛走了，可是最后却把毁甘丹寺的帽子扣在山下的农民头上。有一次我碰到一个驾驶员，他就是甘丹寺下面岗托那个村的。当时他还小，跟村里的其他孩子去甘丹寺玩耍，看见地上堆满了寺院里的各种器具，很多当兵的拿着石头在那里敲打着玩儿，但他们要拿走的话不允许。他说，没想到最后却落了个章多的老百姓毁了甘丹寺的说法。哈！居然就这样嫁祸到他们头上了。大昭寺也是这样，说是拉中的学生砸的，实际上我们事先根本就没想这么做，因为当时司令部说过不准砸的，我也是其中一个成员，我很清楚。
总之，大昭寺被砸，政府并没有制止。制止什么嘛。实际上，正如大昭寺的喇嘛说的，那天只不过是表面性的破坏，真正的毁灭都发生在后来。至于说到后来的维修，国家是拨了一部分款，但老百姓也是捐了很多款的。而且大部分劳动力也是群众自发付出的。有些拉板车的，一天可以挣十五块，可他不要，却愿意拿两块五的工资去干维修寺院的活。还有人是无偿地去劳动，是诚心诚意的。有些人捐出了自己全部的钱财。西藏的寺庙得以复兴大部分都是这样，基本上都是由信徒们自己捐助修复起来的。国家不好意思了，才掏出一点钱，然后大肆宣传，结果就变成了好像都是由国家修复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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