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仁青与我们共进了晚餐。虽然他身上的异味依然不散，但我已经能够做到像阿巴本和泽仁那样不在意了。
用作厨房的会计室不大，除了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四根摇摇晃晃的长板凳，一个可以熬茶做饭的钢炉和满地堆放的木柴，别无他物。哦，对了，那桌上还有一架橙色的电话机，是那种老式的带摇把的电话机。格桑贡布，是的，他是乡政府的值班人员。我不记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乡干部了，这是因为他的外表、他的言行实在太有特点，以致于我至今一想起他，就想起他满头乱蓬蓬的卷发，黝黑的脸上一对像牦牛眼睛那样的大眼被酒精烧得通红。“你完全是一个酒鬼！”阿巴本局长严厉地冲着一头闯入的格桑贡布批评道（后来得知他真的是一个酒鬼，喜欢喝烈性强的白酒。有次提着一把步枪喝醉了，居然枪走火，打死了妻子，震动乡里，却也不清楚为何没有被上级部门严厉处分）。但是格桑贡布并不理会，抓住摇把电话机就是一阵猛摇，据说这么一摇，整个四区的四个乡的电话机都要响。而总机设在县上，乡民给它起了一个外号叫“长命”，有的人不会说“总机”就说成是“公鸡”。
格桑贡布居然很快就找到了正在县上买卖松茸的乡长和书记，如此落伍的通讯方式居然管用，令人叹服。只听他用一口古怪的汉语冲着话筒大喊：“赶快回来不是，要出人命了！回来不是，我们劝不动了！” 原来因为近来政府正在重新划定雅江县和理塘县接壤的界线，引起了两地乡民之间的纠纷。据说理塘毛垭坝的牧民已经聚集了五十多人，要用武力争抢被划走的草场，激起了邻县柯拉和红龙等地的牧民日益高涨的反弹情绪。
于是围绕勘界这个重大话题，小屋里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草场纠纷在藏地牧区是一个由来已久且十分棘手的问题。乡与乡、县与县、州与州、省与省，几乎年年都要因草场的所属权争执不休，甚至打死人命。最早起始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初期，广大藏地被行政区划分成几大块之后，草场纠纷就没有停息过。我手抄过一份甘孜州1990年有关雅江县与理塘县接壤界线的文件，其中写：“……两县接壤界线长约350多公里，有十六个乡毗连，行政区域界线从未勘定……曾于1961年9月12日和1962年10月10日达成两个划分草场界线的《协议》……但由于《协议》受这时条件局限，局部地区界线不明，又没有标绘地形图，随着生产的发展和资源的开发利用……导致边界纠纷，甚至出现1988年‘6.12’伏击枪杀事件（这里我的笔迹连我自己也看不清写的是‘死了7人’还是‘死37人’）……广大干部群众迫切要求重用《协议》线，解决争议线，法定习惯线，以维护接壤地区的社会稳定……”
文件归文件，事实上各级官员在不断失误的同时往往一筹莫展（我后来在县城见过一个被戏称为“老革命”的副局长，不到五十岁就提前退休了。对此他很豪气地说，那个小官有什么当头，哪里有现在这么自由，想挣点松茸钱就挣点松茸钱，想搓两把麻将就搓两把麻将。但实情是他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才招致早早下课，而这个错误就与勘界有关。作为分管规划与邻县边界草场的负责人，他却不愿意实地下乡调查，而是趴在办公室的地图上用一支红蓝铅笔随意地圈圈点点，导致了草场纠纷旧的未去、新的又来），连军人扛枪出现也无济于事甚至更加恶化（如今的最高指示是，两县县界走向要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十万分之一航测图1971年第一版”为准，要求“必须坚决服从裁决”、“必须依法追究其责任”，故“在必要地段栽立界桩”、“标绘界碑位置”等等），除非劳驾当地最有威望的宗教人士，比如大喇嘛丹增德勒仁波切就数次化解过这类矛盾，两边的藏人都信奉他，剑拔弩张的双方一见到他绛红色的身影，就纷纷磕起长头，戾气顿时消散。
暴雨下起来了。一个个密集的闪电划破漆黑的天空，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居然闯入屋里，将悬垂在窗边的电话线溅起一阵耀眼的火花。格桑贡布惨叫一声，就像是他的乱发被烫得更卷，赶紧逃之夭夭。我点上我们在县城买的蜡烛，继续听仁青讲他的故事。可是仁青为何如此激动？就像是那闪电也激活了他体内沉睡的激情，他眉飞色舞，口若悬河。而他那地地道道“牛场娃”（当地汉语对牧民的称呼）的方言，与阿巴本和泽仁你一言我一语的同声翻译，不但在我的脑子里搅成一团，也在我的录音机上留下一片噪音。其结果就是，此刻我已经无法复原刀登仁青的精彩言论，这真是遗憾。我听清楚的有这样几句话：
“生命是无常的，今天还看见这个人在放牛，明天就抬上了天葬场，所以我也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就会被鹰鹫吃了。也许我十年后还在这里，也许我没几天就死了，这谁也说不清楚。每次在天葬场上用刀子划死人的时候，我都把这些死了的人想成是我自己（这跟楚布寺天葬师说的一样，看来是天葬师的共识），我都在心里祈祷，下一次轮回的时候有一个好的转世。除了想成是自己，好好地天葬死者，也是帮助死了的人得解脱，不辜负他们亲人的愿望。”
我还记得仁青讲述的一个细节：“不管是给牲畜看病，还是用刀划死人，我养成了一个习惯，总是手也不洗就去揉糌粑吃，那手上常常还带着血。我不觉得脏。反正都是生命的血，就跟自己的血一样。后来，大喇嘛丹增德勒对我说，虽然你的心是没有分别的，但是那些血带着病毒，你如果吃下去的话会影响你的来世，这以后我就改过来了，每次都把手洗得干干净净。”
这期间阿巴本和泽仁先后出门方便，留下我一个人倾听仁青充满激情的演说，他确确实实是又演又说。适逢又一串闪电与惊雷交织而至，几根蜡烛不是突然倒下就是骤然而灭，似乎只有一根蜡烛还在燃着，那忽明忽暗的光亮下，仁青的面部表情不断变化，仁青的双眼也格外地炯炯有神，几乎让我相信那就是被仁青解剖过的那些死者交替显现，所谓吓得毛发竖立的感觉算是被我体会到了。就在我几欲夺门而逃的时候，我的两位保镖回来了。
次日雨过天晴，柯拉草原如出水芙蓉，清新宜人。一大早仁青就来告别，因为牧场上死了四头小牛，他得赶紧回去给其余的牛打防疫针。他握着我的手久久不放，他的身上仍然带着一种异味，但我已浑然不觉。我知道他为什么对我这样地亲切，因为我来自拉萨，那是一个让他以及所有的、尤其是边地的族人最为向往的圣地。他交给我一百元钱，恳切地要求我回到拉萨后，为他和那些被他天葬的死者在大昭寺供灯。他似乎有些伤感（确切地说，不是他伤感，而是他的话让我伤感）地说：“如果这几年之内我还活着，我就去拉萨朝佛，我很想去大昭寺拜一拜觉仁波切（藏语，释迦牟尼佛）。”
望着仁青打马而去的背影，我得承认，说到底，他本质上还是一个跟其他牧民无甚分别的牧民。虽然他有好几个身份，但历史赋予他的那个最特别的身份似乎是多余的，就像是某种摆设，并未触及他的灵魂。这是什么原因呢？与他深深扎根的这片土地有关吗？可现实中，也有许许多多的藏人恰恰因为身份的多重性而变成了两个人、三个人甚至更多。我的意思是，我见过许多人格分裂的藏人，比如我身边的长辈们（他们现在的身份是“退休干部”），他们的一生往往是无所适从的一生，他们的归宿也往往是没着没落的归宿。这与被外力推行的所谓的“城市化改造”有关吗？以致于故乡渐变他乡，人人不伦不类。还是说，毕竟不同于天高地远的草原，越来越拥挤的城里，那一个个被诸多眼睛紧盯不放的单位最擅长的就是天天改造思想，人人都逃不过？当然这个话题太复杂了，几句话根本说不清楚。所以我只能说，在这片似乎不变又似乎大变的柯拉草原上，仁青还是仁青。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