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思想的第一步，就是污染语言。乔治•奥威尔在反乌托邦小说《一九八四》中设计了一种新的人工语言——“新语”。作为极权政府的官方语言，“新语”不但屏蔽了与官方意识形态不一致的词彙，而且还扭曲了很多词彙原有的意思。比如，将“祖国”窄化爲共产党政权：二零一四年十月一日，中共政权建立之日，北大官微发布了一条为“祖国母亲”庆生的信息。这条官微发布没多久，有校友评论说：北大是一八九八年建校的，现政权是一九四九年建立的，为什么一百一十六岁的北大要称呼六十五岁的政权为“祖国母亲”呢？难道是“后妈”吗？又比如，从清末起以“新疆”鸠佔鹊巢地取代“东突厥斯坦”，中共政权更此地无银三百两地命名为“维族自治区”，进而将“东突厥斯坦”跟伊斯兰国际恐怖主义挂钩，使之成为一个让人生畏的负面词彙——其实，东突厥斯坦是一个中性的地理名词。
即便像我这样对中共的洗脑宣传相当警惕的知识分子，第一次看到“东突厥斯坦”这个名词，也是在官方媒体的负面宣传之中。长期以来，“东突厥斯坦”被遮蔽、被封锁，关于它的历史与现实，是高度敏感的禁区。直到九一一事件后，在全球反恐的新形式之下，中共趁机将“东突厥斯坦”污名化爲恐怖主义，这个词彙才在媒体上频繁出现。在中华帝国主义、共产极权主义两者爲“门神”的历史叙述和现实报道中，新疆“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维吾尔等生活在此区域内的原住民族则是“中华民族”的天然组成部分——在二零一七年的春节联欢晚会中，导演特意安排了一位维族演员声嘶力竭地高呼：“我血管裡流着汉族兄弟的血。”
此时此刻，需要倾听来自维吾尔人的心声。一位生活在中共统治之下的维族知识分子，以“霍尔•唐日塔格”爲笔名，出版了《东突厥斯坦》一书。这是华文世界第一部摆脱大中华一统思想、以维吾尔人的角度阐述东突厥斯坦历史、文化与政治的着作。作者藉由对东突厥斯坦的历史资料与当代问题的细腻爬梳与深刻分析，使全球华文读者重新认识东突厥斯坦的生存处境与问题渊源，并思考东突厥斯坦民众的困顿与挣扎，以及锲而不捨追求建国的理想。
未来的民主中国，应当是各区域、各民族自愿“合众”而成，不应当以殖民主义的形式强迫各区域、各民族加入其中。换言之，认真阅读《东突厥斯坦》一书，必须承认：既要反对中共暴政，更要反对中华帝国主义。中共暴政的翻覆，在可预见的时刻必定发生；而中华帝国主义的清除，则要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
突厥的土地何以变成中国的新疆？
在大中华文化叙事中，西域或突厥被想象成某种固化的、等待被华夏征服的疆土：那裡的自然条件恶劣，却充满神秘色彩；那裡的原住民族野蛮、叛逆、落后，必须经由中原文化的开化和啓蒙，才能成为“多民族家族”之一分子。
中国的汉族中心主义文化叙事，有两种非常典型的代表。一是唐诗中的重要流派“边塞诗”。唐代，大部分诗人都写过边塞诗，至今流传的边塞诗多达数千首。边塞诗寄托了中华文人对帝国无线扩张的想象，以及个人凭藉参与帝国征服“边缘地带”的战争而建功立业的野心。唐代边塞诗之尚武精神，跟后来日本的武士道颇有共通之处，诸如王昌龄之《从军行》：“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高适之《燕歌行》：“相看白刃血纷纷，死节从来岂顾勳。君不见沙场征战苦，至今犹忆李将军。”毫无疑问，在唐代的边塞诗中，以突厥人爲代表的西域各少数民族只是杀戮的对象，并不具备作为人类“民胞物与”的生命价值。
第二种成为华夏民族“集体无意识”之一部分的，金庸、梁羽生等人脍炙人口的武侠小说。二十世纪下半叶，中国传统的戏曲式微，武侠小说取而代之、长盛不衰。所谓“中国精神”，存在于武侠小说中的多于四书五经，武侠小说比其他任何文学作品都更为深刻地形塑了中国人的价值观。新武侠喜欢以西域爲侠客们行侠仗义的广阔的空间背景，小说主人公的价值观当然遵循根深蔕固的“华夷之辨”——汉族代表“维护国家统一”的正义一方，西域诸少数民族代表“阴谋分裂祖国”的邪恶一方；前者尽享颂扬，后者饱受唾弃。有意思的是，作为正面人物出场的维族人，是乾隆皇帝的嫔妃“香妃”，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纠缠，在此“剪不断，理还乱”。
如果心平气和地阅读《东突厥斯坦》，将不得不承认，唐代边塞诗和近代武侠小说塑造的西域或突厥的想象，并非真实的历史或事实。本书以确凿的史料证明，“维族人的祖先曾经驰骋在广漠的中亚草原与荒漠，在涵盖了东突厥斯坦这块土地在内的蒙古大草原和中亚地区，建立了匈奴帝国、突厥帝国、回鹘帝国、喀喇汗王国、高昌回鹘王国、察合台汗国、叶尔羌汗国等庞大帝国”。这些突厥系的帝国，跟中国历代王朝处于併列而非从属的地位，有时甚至强大到让中国的王朝俯首称臣。在漫漫的历史洪流中，东突厥斯坦两度遭到汉帝国与唐帝国的短暂征服，西汉对西域的宗主式统治维持了一百多年，唐朝对西域局部地区的统治只维持了二十多年。而在其他的一千多年裡，东突厥斯坦一直是独立于中国之外的主权国家。
如果东突厥斯坦自古以来就属于中国，就不会有“新疆”这个名字了。直到十九世纪后半叶，满清帝国派出左宗棠西征，在东突厥斯坦屠杀了多达一百万人，才将其彻底征服，并以「新的疆域」将其改名为「新疆」。从此，东突厥斯坦正式被併入中国版图，沦为中国的行政省分之一，至今不过一百多年。对汉人来说，左宗棠是民族英雄——但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作为汉人士大夫的左宗棠，却帮助满人佔统治地位的清王朝，镇压了以汉人爲主的太平天国反叛运动；而对于维吾尔人来说，左宗棠是犯有种族屠杀罪和反人类罪的屠夫——只是那个时代没有这样的罪名罢了。
当左宗棠佔领“新疆”这块广袤的土地时，清帝国已处于日落西山、积贫积弱之境地，中国人开始渲染被西方列强瓜分的民族悲情。然而，与此同时，左宗棠在西域的屠杀远比西方人在中国东南和北方沿海的屠杀更加酷烈。中国人奇特地将受害者与加害者的角色合二为一。另一方面，左宗棠的西征固然让中国增加了将近六分之一领土，也使得清廷国库空虚，无力购买新的战舰、发展海军、巩固海防，在甲午战争中被日本轻鬆击败。中日之间实力的易位，使东亚数百年的平衡格局被打破，中国的近代历史因而被改写。可见，在中华帝国内部，就人口、经济规模而言，东突厥斯坦并不特别重要，它却具有牵一髮而动全身的地位，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历史进程。
中共对东突厥斯坦施行的殖民暴政
美国已故中国问题专家白鲁询（Lucian Pye）指出，中国只是一个文明，但假装成一个近代国家。日本学者矢野仁一进一步提出：“中国不但没有国境，而且可以说由于没有国境甚至连国家也不存在。”多名美国学者合作完成的《新疆：中国穆斯林聚居的边陲》一书认为，以一八八四年新疆建省为界，在此之前，新疆从来不是中国的一部分；在此之后，新疆是中国的殖民地。美国历史学家米华健（James A.Millward）更是像《皇帝的新衣》中的孩子那样实话实说：“尽管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实际上依附苏联，但它却是代表维吾尔、东干、满、蒙古及其他民族的独立国家（independent state）。”
中共政权继承满清多民族、多文化的传统帝国概念，又想将自己塑造成现代民族国家，不由自主地深陷在两者之间的泥沼之中。《东突厥斯坦》一书的主体部分，细说中共政权半个多世纪以来在东突厥斯坦地区的殖民暴政。民国时代，中国从未对东突厥斯坦地区实现有效的统治，该地区先后被半独立的军阀杨增新、金树仁、盛世才等人统治。盛世才与苏联及中共闹翻之后，失去了靠山，蒋介石将中央势力延伸到新疆。但国民党很快被共产党击败，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全面崩溃，当然守不住新疆，共产党迅速佔领了新疆。
共产党统治新疆，先扔出诱人的肉包子，即有名无实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这个拗口的说法，沿袭自“老大哥”苏联。这套制度在苏联并未成功实践，苏联崩解的很大原因，就是其民族政策的失败。中共偏偏将这个举世公认的错误当作速效救心丸使用。在“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表象之下，中共在新疆实行种族歧视、民族压迫和宗教限制政策，最后发展到国家恐怖主义的地步。
本书中举出两个骇人听闻的例子。第一个例子是，自一九六四年以来，中共在新疆进行了多达四十六次毁灭人类和自然的核武器实验。中共的核武器试验基地在塔里木盆地的罗布泊，佔地十万平方公里，相当于浙江省那么大。作者引用自由亚洲电台的报道指出，在历次核子试验之后，由于核辐射导致的各种疾病造成的死亡人数达七十五万之多。这个数字远远高于前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爆炸的死亡人数。
关于切尔诺贝利事件，白俄罗斯记者、作家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斯维拉娜•亚历塞维奇（Svetlana Alexievich）写下了代表作《切尔诺贝利的悲鸣》（Voices from Chernobyl）。她耗费三年时间，採访数百位受到切尔诺贝利核灾影响的人，以独白的方式和纪实的笔调，忠实记录人们的恐惧、愤怒、勇气与同情，成就了纪实文学史上的佳作。然而，关于中共在东突厥斯坦製造的核灾难，不为世界所知晓，更不为汉族知识分子所关心，迄今为止没有一部作品给予揭露。
第二个例子是，在中共的纵容之下，东突厥斯坦成为中国海洛因最大的市场和吸毒最严重的地区，主要的吸毒者是维吾尔族青少年。中共的红色恐怖与毒品的白色恐怖，让维族民族陷入万劫不复之灾难。本书引用联合国艾滋病问题亚洲特派员萨迪克的数据，东突厥斯坦吸毒人群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感染了艾滋病。中国官方的报道承认，新疆的艾滋病感染人数仅次于云南，位居中国第二。然而，整个新疆没有一个像样的艾滋病医院，也没有艾滋病专家。
读到这样的段落，我本人感到无比的羞耻和愧疚。中国人在争取民主自由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也要批判中共对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如同纳粹一样的大屠杀？即便是在自由世界生活多年的海外民运人士，很多人也理所当然地视新疆爲中国的一部分，至多就是承诺他们掌权后对当地原住民施行“仁政”罢了。反共而不去除大一统的毒素，乃是竹篮打水一场空，正如有台湾评论人反问的那样：中国政府和中国人老是批评日本企图否定侵华历史，却从不在乎新疆、西藏的少数民族的感受——他们除了感到讽刺，可能还有愤怒和憎恨。在南京有南京大屠杀纪念馆，那中共建政后对藏族和维吾尔族的多次屠杀，纪念馆在哪裡呢？历史课本的纪录在哪？政府的道歉何在？对新疆、西藏来说，日本没有侵略过他们，但中共和汉人对他们的侵略，不只是惨痛的历史，而且还是“现在进行式”。
东突厥斯坦未来的出路何在？
本书详细记载了过去一百多年裡，以维吾尔人为主的东突厥斯坦人民的历次反殖民斗争。一九三三年及一九四四年，东突厥斯坦先后两次宣布独立，建立东突厥斯坦共和国，但最终以失败收场。两次独立运动都“先天不足，后天失调”。关于前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历史学者王珂指出：“它之所以能够具有如此大的动员能力和威力，其实就是利用伊斯兰教，让维吾尔族伊斯兰教徒，即维吾尔族穆斯林们产生这样一种感觉，即：再也没有什么比接受‘卡菲尔’（异教徒）的统治更让伊斯兰教徒感到屈辱的了。”关于后一次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王珂在其开创性的着作《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一书中指出，从头到尾都受到斯大林的操控，苏联愿意给钱给枪，独立运动便声势大振；苏联一旦跟国民党或中共达成协议、撤回对独立势力的支持，东突厥斯坦政府便无以为继。
吸取前两次独立运动的经验教训，本书作者提出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三个原则：第一，以和平、非暴力方式，通过民族自决达到独立建国的目标；第二，建立一个以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蒙古等土着民族共同的国家；第三，东突厥斯坦将是一个各民族平等的、政教分离的、尊重人权的、自由民主的共和国。我个人非常赞同这三大原则，但这三大原则能被多少维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民众所接受？尤其是政教分离的原则，能否被某些伊斯兰色彩相当强烈的族群、教派和群体所採纳？这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毋庸讳言，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和文明状态，伊斯兰世界至今未能完成自己的宗教改革和啓蒙运动，始终无法迈过现代化的门槛。比如，与维吾尔人同属泛突厥文化系统的、从苏联独立出来的中亚各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等，在独立二十多年之后，仍未建立稳定的民主政体，在英国作家奈保尔所说的“自我殖民”式的独裁暴政之下苦苦挣扎。《华尔街日报》的资深记者席斯金（Philip Shishkin）在《不安的山谷》一书中，生动地描述了在中亚各国肆虐的激进伊斯兰教、结构性贪婪、毒品走私以及独裁统治对人民造成的深重灾难，足以成为未来东突厥斯坦的前车之鑑。
更让人担忧的是，长期以来充当突厥民族领头羊的土耳其共和国，在其开国之父凯末尔开创的世俗化和现代化的道路上迈进一个世纪之后，二零一六年下半年居然出现了民主崩坏、伊斯兰极端势力回潮的转折。在独裁总统埃尔多安的领导下，土耳其极有可能像伊朗那样重新遁入政教合一的黑暗时代。若土耳其从欧洲式的共和国蜕变爲阿拉伯世界式的“伊斯兰国”，不仅无法融入欧洲文明，而且也表明突厥世界难以移植现代普世价值。雪上加霜的是，发生在伊斯坦堡、造成重大伤亡的恐怖袭击事件，土耳其政府宣佈是流亡在土耳其的维吾尔人所为，真相尚有待釐清，但该事件已经对维吾尔人的国际形象和独立事业造成难以挽回的损伤。
那么，在未来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中，有识之士能否从突厥文化中发掘其非伊斯兰的、更悠远的传统资源？进而将这一部分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完成一次新的嫁接？这是本书作者未能涉及到的关键议题，但它将直接影响东突厥斯坦独立运动的成败。盼望依然生活在中国“新疆”以及流亡海外的维族知识分子，对此议题能怀有一种自我批判和自我建设的开放与前瞻的立场。那样，东突厥斯坦的建国时间虽然比中亚各国晚，但民主制度的建构将少走许多弯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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