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泽东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毛泽东委屈地对斯大林说：“我是长期受打击排挤的人，有话无处说……”这是针对共产国际长期对中国革命下指导棋，看不起毛这个土包子而发牢骚。斯大林立即打断毛泽东的话回应说：“不，胜利者是不受谴责的。”对于强权者来说，历史就是“成王败寇”，或者用胡适的话来说，“历史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然而，如果历史真是这样，历史学就毫无价值可言了。
历史研究者多如牛毛，但真正的历史学家屈指可数。黄道炫以《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即可奠定其历史学家之崇高地位。中央苏区史，在中共党史中是一段“别样的经历”。一九二七年国共分裂后，中共在穷途末路中，孤注一掷掀起武装暴动，攻打城市失败，遁入山区和乡村。在国民党诸派系内斗的缝隙中，作为“国中之国”的苏维埃不但发展壮大，以瑞金爲首都的中央苏区甚至连续击败国民党的四次围剿。然而，这个神话般的故事在一九三零年代中期暂时画下了一个逗号——红军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中央苏区全部失丧，残存部分如丧家之犬般奔走突围。在中共的革命史中，这是一段少有人研究的“反面教材”。黄道炫偏偏进入这段历史，并力图恢复历史的真相：“作为一个以国共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爲聚焦点的研究，本书或许承担不起总结经验的责任，也未必真的能够提供若干教训，更多的只是想呈现一种面对历史的方式，即尽可能不在预设前提的背景下，去面对原初的过程。”他的自我期许虽然颇为低调，但这种特立独行的研究其实需要莫大的勇气和“求真意志”。
刘知几、章学诚等人都曾强调"史识"是成就历史学家的关键。文艺评论家叶燮认为,作者应具备"识、才、胆、力","识"对其他三者具有主导作用:"无识而有胆,则为妄、为鲁莽、为无知,其言背理叛道蔑如也。无识而有才,虽议论纵横,思致挥霍,而是非淆乱,黑白颠倒,才反为累矣。无识而有力,则坚僻妄诞之辞,足以误人惑世,为害甚烈。"文艺评论家刘熙载也指出:"文以识为主。认题立意,非识之高卓精审,无以中要。才、学、识三长,识为尤重,岂独作史然耶?"一篇文章、一部着作的价值,在于作者提出其言之成理且啓迪人心的"见识"。《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就是这样一本"史识"纷呈、洞见四射的佳作。
本书推翻了若干已成定论、共识和"决议",甚至载入历史教科书的说法。例如,按照中共党史的解释,当初挑选江西作为中央苏区,是因为那裡贫富悬殊巨大、阶级矛盾尖锐。但本书认为,那些地方的民众衣食无忧且相安无事,与其说民众本身具有"革命"的慾望,不如说他们是"被革命"的试验品。
再比如，毛泽东将战场失利归咎于德国顾问李德和留苏归国的博古的“路线错误”。但作者认为，即便毛未被剥夺指挥权，毛亲自上阵指挥，亦无法扭转战局。作者认为：“从历史大势看，以博古为首的中共中央不甚成功的领导固然不能辞其咎，但这些被历史推上中心舞台的年轻人，其实本身也是历史的祭品。”又比如，中共党史将红军成功突围描述成毛泽东伟大功劳，讚美毛神机妙算、用兵如神。本书则揭示，红军之所以有“长征”之可能，乃是蒋介石故意“放水”；而蒋介石故意放水，不是因为他对红军怀有慈悲之心，而是企图让红军与西南军阀两败俱伤，然后中央军乘虚而入、坐收渔翁之利。就这样，作者一步步逼近了历史的真相。
中共为何挑中赣南作为“中央苏区”？
中央苏区为何奇迹般地出现在江西？在江西剿匪战争中的国民党前线指挥官陈诚敏锐地指出：“当地如爲贫瘠之区，自属无法供应，如爲富饶之境，则不但人口密集，且必爲重兵驻屯之所，如何容得共军窜扰盘踞？刚好这时有一个富而不庶的赣南，爲政府注意力之所不及。共党如选中了这个地方作根据地，大可不费吹灰之力而得之。”陈诚以“富而不庶”四个字评价赣南，真是绝妙好评。
与传统史书中对该区域民不聊生、烽烟四起的描述截然不同，黄道炫查考了诸多当年的史料，却发现赣南闽西的民众当时基本实现了温饱，并不具备发生“革命”的社会基础。那裡是较为封闭的传统乡村社会，比如瑞金九堡密溪村宛如桃花源：“户口数千丁，无巨富，亦无赤贫。遍室皆闻弦诵，四野悉勤耕种。”粤人王澄霄从赣中泰和至吉安，一路观察下来有如此之记载：“地旷人稀，其土人多丰衣足食，缘地价便宜，稍事田畴，即可一生温饱，人尚有古风，绝无匪患。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在中共方面的报告中，对井冈山根据地中心宁冈也有如此一番描述：“宁冈出米，每收穫一年可够两年之吃，以是农民都家给人足，有性颇懒。……农民在红军未来之前，颇觉安居乐业，有天下太平的气象，有日出而作，日入而息，老死不相往来的神气。”
当然，在另一方面，近代化的历程也确实给中国中部的农村带来若干负面影响，这与近代化对中国沿海地区尤其是新兴城市的正面影响截然相反。晚清废除科举制度，使得千年来维持乡村政治秩序和文化礼仪的优质乡绅放弃了晴耕雨读的生活方式，纷纷迁往城市。他们留下的权力真空，迅速被一群土豪劣绅填补，用美国学者杜赞奇的说法，就是乡村政权的“内卷化”，即那些劣质的地方豪强充当国家与农民的“中间人”，造成乡村的政治败坏、经济凋敝和伦理崩溃。蒋经国后来主政赣南，将传统的赣南社会视作土豪劣绅“坏人掌握”。而陈诚也发现：“农村经济破产，手工业日趋衰弱，到处充满了失业农民。……（农民）假使没有理智的判断，学识的熏习，法令的製裁，很容易不顾一般利益单独发展他的兽性。共匪看得非常明白，所以专从这点上来利用。”
黄道炫指出，中共在中央苏区的统治，与传统政治体制有别，更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农民起义军或“流寇”。在中央苏区，“军队是基础，政党是灵魂，政权是手足”，组织体系相当严密，党、政府、群众组织，环环相扣，层层相连，整个动员过程有宣传、有组织、有监督、有领导，堪称天衣无缝。
中央苏区的政权建设，虽然不是中共官方历史叙述中的那样美不胜收，却也不是反共论述中的那么不堪。本书中论及的两个特色值得注意。当时，中共推行苏维埃代表选举，民众参与度很高，“民众在选举运动中用选票真正体现自己的意志，可以鼓励民众对政治的参与意识，加深对政权的信任度与休慼感，并反映出民意的趋向”。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共在国民党大兵压境、朝不保夕的情形下，仍然要搞选举；但在今日一统天下的格局下，却连基层人大代表的选举也不放手，对独立参选人採用恐吓、抹黑、监禁等下三滥的手段，迫使其退出。
另一方面，中共善于吸纳传统帮会的势力。共产党方面的文件宣扬说：“我们要会匪与农民建立兄弟般的关係，我们要联络会匪拉住群众。”而根据国民党方面的观察：“赤匪利用洪匪爲内姦，以标语欢迎洪家兄弟，互相勾结，与匪打成一片。”有趣的是，国民党同样离不开秘密帮会，孙文是洪门中人，蒋介石是青帮出身，一九二七年的清党之役，上海滩的流氓头子杜月笙可是立了大功。
红军为何在第五次“反围剿”中惨败？
国共的第五次围剿与反围剿，从军事层面来看，其实是两个德国顾问的较量。共产党的军事顾问是苏俄派来的德国共产党人奥托•布劳恩，即李德；而国民党的军事顾问是蒋介石从德国重金聘请的、有「国防军之父」之称的塞克特将军。这两个人的军事水准乃是天壤之别，胜负不言而喻：李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徵召入伍，还未上战场德国即战败。后来，李德进入苏俄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刚毕业即被分配到苏军总参谋部，却从未承担过任何军事任务。一九三三年，李德到达中央苏区，次年与博古和周恩来一起组成中共最高领导层“三人团”，参与指挥第五次反围剿，这是他无力承担的军事重任。而国民党方面的顾问是经验丰富、战功卓着的塞克特将军，他向蒋介石提出行之有效的「碉堡政策」，最终将中央苏区窒息而死。此前，塞克特即向蒋介石呈递《陆军改革建议书》，建议加大对军官的培养与精锐部队的训练，开办步兵、骑兵、炮兵、工兵等学校。在一九二八年至一九三七年间，南京政府从武器装备到军事思想，几乎全部仰仗于德国。
比军事更重要的是双方控制的资源的多寡。蒋介石平息了国民党内部的纷争，控制东南各省的财源，得到江浙财团的支持，南京政府又是中国惟一得到国际普遍承认的合法政府。与之相比，中央苏区只有两三百万人口，人力、物力、经济、政治资源都非常匮乏，生存和作战资源都面临极大挑战。在外部压力下，中共的政策越发激进，肃反运动、查田运动、扩红运动、滥发公债、强收谷米同时展开。竭泽而渔，殊求无度的极端办法，加上国民党军严密封锁，两年之内，苏区陷入资源枯竭、师老兵疲、财尽民困之境。
当前线屡遭败绩、兵源奇缺之时，后方也劳力不足、青壮年男子枯竭。于都军事部长陈贵公开说：“不用绳捆，有什麽办法扩大红军？”对普通群众，有的地方“不去当红军就封他的房子”。宁化县扩红时，强迫成为主要方式：“城市少共市委组织科到群众家去宣传当红军，如发现家里动员对象不在家时，便认为是逃跑了，是反革命了，于是甚至将其家属捉起来。石碧区个别乡召开扩红动员大会时，群众进入会场后，即把门关上。开会动员后让群众‘报名’，不肯报名的人，便不许他离开会场。方田区军事部长把不去当红军的群众，派人用梭镖解到区苏维埃去。”于是，人民纷纷逃亡。塘上区有群众六千人，逃跑的在二千人以上，而且大部分是男子。资溪县“由于发展查田运动”，“十馀天来，各区群众向白区逃跑现象日益发展，从一乡一区蔓延到许多区乡，从数十人一批增加到几百人、以至成千人一路出去，从夜晚偷着走变而为明刀明枪地打出去，杀放哨的，甚至捆了政府秘书走。”
正如本书书名中的两个概念“张力”与“界限”，黄道炫认为：“革命的张力不可能无限制地伸展，夺取政权是革命的既定目标，但当年这样的目标事实上还难以企及。因此，当国民党军对苏区集中全力展开进攻时，无论是鄂豫皖、湘鄂西、湘鄂赣、闽浙赣，最终都无可挽回地走向了失败。”换言之，作为城市流氓的蒋介石和作为农村流氓的毛泽东，两人的才干相差不大，决定他们胜负的乃是他们掌握的或所能动员的资源。毛泽东身上溷世魔王般的能力，使得他能开拓井冈山根据地，并奠定中央苏区的根基，他让中共农村武装的发展达到了某种极限状态，但他无法突破环境和时代的限制：“当年国共之间的对垒，并不完全在同一个数量级内进行，中共的发展，更多的是利用国民党统治的内部冲突，当折中冲突趋于平稳、南京政府力量不断上升时，中共受到的压力将空前增大。在一个丛林法则的世界中，无论是历史还是现实，实力终究是进退成败的关键。第五次围剿和反围剿的发端、进行乃至最终结局，如果放到这一大背景下衡量，将可以有一个更为平衡的理解。”换言之，作者的结论是，在那场惨烈的战争中，中共必败。当然，基于现实处境的考量，作者没有像高华在《红太阳是怎样升起》中那样彻底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在关键处“欲说还休”。
蒋介石放虎归山，聪明反被聪明误
到了一九三四年六月，虽然共产党在对外宣传时声称“与红色首都共存亡”，但实际上共产国际、远东局对中央红军撤离一事，已形成共识。共产国际两次电示中共中央，同意撤离中央苏区。当时，红军向西突围，是唯一生路。对此，国民党方面也预判中共红军动向。五月中旬后，蒋介石已判定红军必将“西窜”、“冲逃”。 当时，前线将领陈诚、何键、白崇禧等人向蒋介石发出急如星火的建议，到了蒋介石那裡却如石沉大海。红军西进时，赣州商会报告中央政府，“沿江两岸数百里均无兵驻”。以当时蒋介石手上掌握的兵力，完全可以堵死红军西逃的路径，将其一举歼灭。然而，为何会出现东南北三面围困，西面力量空虚的明显的战略失误呢？
作为西南地方实力派代表人物，李宗仁在回忆录中的说法是：蒋介石明知红军必定“西窜”，却将包围圈的“缺口开向西南，压迫共军西窜”，这样若红军进入广西境内，蒋介石就能名正言顺地派中央军紧随其后，佔领广西。而蒋经国晚年在口述自传中也证实了李宗仁的猜测：“从整体上看，当时与其说是没有包围成功而被中共突围，不如说是我们放水。”
当时，何其巩上书蒋介石，建议对共军“有计划网开一面”，然后以剿匪为名一举统一西南三省：“川滇黔三省，拥有七千万以上之人口，形险而地腴，煤盐油矿以及各种金属皆不缺乏，足爲国防之最后支撑点。宜乘徐匪猖獗之时，或在赣匪西窜之时，力加经营。即钧座不能亲往，亦宜派遣忠义大员，统帅重兵入川。”蒋批示说：“卓见甚是，当存参考。”蒋在一九三四年六月九日的日记中甚至说：“下任不做总统，亦不做院长，专意建设西南。”
事态的发展果然如蒋所料:一九三四年十月,中共红一方面军西走,蒋任命勇将薛岳爲追剿军前敌总指挥,率九个师的中央军尾追而至,中央势力由此进入西南。蒋亲口对陈布雷说:"川、滇、黔三省各自为政,共军入黔我们就可以跟进去,比我们专爲图黔而用兵还好。川、滇爲自救也不能不欢迎我们去,更无从藉口阻止我们去,此乃政治上最好的机会。今后只要我们军事、政治、人事、经济调配适宜,必可造成统一局面。"
红军击溃了贵州军阀王家烈的腐败不堪的军队,使得薛岳抢得先机,进军贵阳,取得对黔省的军政控制大权。蒋介石随后任命文人吴忠信爲贵州省主席,在日记中记载了欣喜之情:"贵州省府,完全改组,第二十五军亦如期改编,王家烈知难而退,从此贵州军政,统制于中央,是国家之福利,亦余一最大进步也。"
然而,蒋介石以一国领袖之身份,不能光明正大地宣示国家利益、民族大义,却玩弄此种"以毒攻毒"的厚黑权术,最终仍不免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短期而言,蒋的势力以剿匪之名义,渗入西南各省;但长期而言,共产党军队由西南而西北,终于获得喘息、修养、壮大之契机。蒋机关算尽,却未能料到张学良发动兵谏,西安事变彻底改变了中国的现代史。从此,共产党凤凰涅槃,不再是昔日的吴下阿蒙。
《张力与界限:中央苏区的革命》一书没有写到此后国共胜负易位的历史,但毁灭的种子在蒋介石放红军西窜的那一刻就已经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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