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病与仇恨：患病的不是肉体而是心灵
“武汉义务送药人被举报赚差价”——《新京报》的一则报导，日前引发关注。二十五岁的中学实习物理老师吴悠在武汉封城后的一个多月，骑着电瓶车为网上求助者特别是一些孤寡老人义务送药。花清瘟、口罩、酒精等物资都是免费送给求助者，奥司他韦、阿比多尔等稍贵一些的药品则收取低于市场价的费用。吴悠和朋友们为六百多户求助者送去药品和防护物资，他自己投入上万元储蓄。然而，吴悠却被人以非法售药和牟利举报，并接受公安机关调查。在配合调查期间，吴悠的奶奶因脑溢血昏迷，被送进医院。
“卑鄙是高尚者的墓志铭，高尚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跟北岛原作中的乐观主义相反，这才是中国的现实。在这场瘟疫中，吴悠不是第一个被伤害的好心人。武汉火神山医院开始建设时，正是无数人拼命逃离武汉之时，建筑工人张元二话没说就报了名，从老家“不怕死”地来到武汉昼夜施工。可工期结束，他迫不及待地想回家，却被全村的人挡在外面，理由是：从火神山来的，是高危人群。这个勇敢的逆行者，被与确诊及疑似病人隔离在一起，之后的命运如何，不得而知。
辽宁有两名普普通通的货车司机，在网上看到云南有大批蔬菜要支持武汉，向社会征寻免费运输车的消息，直接从贵阳驾车到云南装货，又风尘仆仆地运到武汉协和医院。卸了货，顾不上休息，又启程回到云南继续装货。十二天，往返云南武汉之间三次，行程一万两万公里，分文不取，还倒贴五万元油钱。当他们终于回到家乡，希望好好歇息时，却被乡亲们骂“瘟神回来了”。
疾病带来恐惧，恐惧滋生仇恨。在武汉肺炎席卷全球之际，很多人想起法国作家加缪的名作《鼠疫》。而葡萄牙作家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却无人谈及。《失明症漫记》是一本虚构和想象的预言，武汉肺炎宛如其现实版本。
《失明症漫记》是这样开头的：繁忙的路口，绿灯亮了，中间车道的头一辆汽车却停止不前，司机在挡风玻璃后面挥舞着手臂，围观的人打开车门之后，才听到他在喊：“我瞎了！”没有人会相信，因为他的眼睛清晰明亮，巩膜像瓷器一样洁白致密。他却一再绝望地喊着：“我瞎了！我瞎了！”一位偷车贼假扮好心路人送他回家，顺便偷走了他的车。在开着这辆偷来的车离开时，偷车贼被传染上失明的怪疾，在路上抛锚了。第一个失明者由妻子带着去看眼科医生，眼科医生成了第三名牺牲品。失明症迅速蔓延，整个城市陷入一场空前的灾难。普通的盲人眼前是一片漆黑，这次的失明症却让失明的人眼前是浓浓的白色，仿佛睁着眼睛沉入牛奶的海洋中。白色的黑暗比黑色的黑暗更加可怕，正像萨拉马戈追问的那样——谁告诉我们这种白色眼疾不正是一种灵魂疾病呢？
文学评论家哈罗德·布鲁姆指出：“《失明症漫记》是萨拉马戈最令人吃惊和不安的作品。他那极具说服力的想象震撼人心，让读者深刻意识到，人类社会竟是如此脆弱、荒诞。这部作品必将永存。”《柯克斯书评》评论说：“与奥威尔的《一九八四》、卡夫卡的《审判》并驾齐驱。”《泰晤士报》则评论说：“萨拉马戈成功地刻画了人类的缺陷，创造出当今世界最卓越的一部作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部惊人的现实主义作品，我们在“岁月静好、闲来无事的悲剧”中麻木不仁太久了，不知道自己的生活居然如此荒谬。
关押与枪杀：当病人成为敌人
失明症在蔓延，但不像突然出现的海潮那样汹涌澎湃，拉枯摧朽，淹没一切，而是如同千万条涓涓细流缓缓渗透，逐渐把土地泡软，突然间把它变成一个泽国。
政府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来处理这一公共卫生危机。萨拉马戈模糊了故事的背景，没有明确指出是哪一个国家的政府，读者可以联想到任何一个他们不喜欢的政府。不过，从书中政府对军队高度依赖的情节可以看出，作者融入了自己在葡萄牙独裁政权之下生活大半辈子的经验。卫生部长的助手，以其丰富的想象力，用中性的“白色眼疾”代替难听的、让人谈虎色变的“失明症”——正如现实生活中，中国政府坚持声称“武汉肺炎”带有歧视意味，而操纵世界卫生组织改名为“新型冠状病毒”。但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坚持使用“武汉肺炎”这一名词，并非无意为之。
委员会经过讨论得出解决方案：在找到处理和治疗失明症的方法之前，把所有失明者，包括与之有肉体接触或直接联系的人，统统收容起来加以隔离。隔离在哪里呢？卫生部长建议说，正好有一所废弃的精神病院。于是，失明的男男女女都被运到精神病院。
病患刚刚进入各自的房间，广播里就传来政府宣布的十五条规定。其中第一条说得温文尔雅，政府希望所有公民在此艰困时刻表现出爱国之心，与政府配合，遵纪守法，被隔离是一种支持全国其他人的行动。中国政府的修辞术比书中的政府更为加高明：中国政府自我表扬说，「现在我们应该理直气壮的表示，美国欠中国一个道歉，世界欠中国一声感谢，没有中国的巨大牺牲和付出，就不可能为全世界赢得宝贵的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时间窗口，可以说中国一己之力，硬生生的将新冠肺炎疫情挡住了很长一段时间，真的是惊天地、泣鬼神！」加害者变成拯救者，甚至不需要川剧变脸那一瞬间的招式。
第二条规定立即就杀气腾腾了：“在事先未获允许的情况下，离开所在建筑意味着立即被打死。”那名偷车贼稀里胡涂地跨越了红线，被一名紧张万分的士兵开枪击毙，成了第一个牺牲品。开枪的士兵担心自己会受惩罚，长官却表扬他当机立断、杀人有理。一名团长在军营中说，盲人问题只能靠把他们全都从肉体上消灭解决，包括已经失明和必将失明的人，无须假惺惺地考虑什么人道主义，团长说的话与切除坏死的肢体以拯救生命的说法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说，狗死了，它的狂犬病自然就治好了。
官员的地位越高，越是视人命如草芥。陆军部长对卫生部长说，我们这里有一位上校，他认为解决办法应当是盲人一出现就立即把他们杀死；以死人代替盲人不会使情况发生很大的改变；失明不等于死亡，但死人都是盲人。陆军部长下令组织公交车司机去运送病患到隔离点，但他没有告诉他们，等运完病患，官兵将奉命将司机们也关到里面去。同一天傍晚，陆军部长把卫生部长叫去，告诉卫生部长说：“你想知道件新鲜事吗，我对你说的那位上校失明了。现在要看看他对原来出的主意怎么想了。他已经想过了，朝自己头上开了一枪，可见他的态度前后一致。这样的军人是好样的。”这就是当局的真正意图：“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病人都是敌人，要么自生自灭，要么被像韭菜一样割掉。
不久，作为隔离点的精神病院爆满，政府转而主张由各家各户把自家的失明者关在家里。很快，全家都被感染，全家都变成盲人，没有剩下一个人看护他们，给他们引路，保护他们不受眼睛还好的邻居和其他人的伤害。最后的结果是：“不论是父子或母子，都不能互相照顾，他们只能像图画上画的那样，一起走路，一起跌倒，一起死去。”
人与动物：不像动物那样生活有多难？
“肉眼上的失明，代之以灵性的视域，足以补偿。”这是荷马、弥尔顿和博尔赫斯等伟大作家失明后的信念。他们坚信，失明或许是另一种光明的开启，失明与一种超自然力量拉上关系。然而，在《失明症漫记》中，整个城市都失明了，社会没有开启“另一种光明”。社会秩序迅速垮塌，人类“下降”成为动物。
首先是被隔离者的脆弱的秩序迅速崩溃了。在什么也看不见的情况下，人们开始随地大小便。政府没有向他们提供卫生纸，大便之后人人都不擦屁股——现实生活中，武汉肺炎引发了抢购潮，人们到超市哄抢的一个重要物资是卫生纸，看来这不是没有理由的。在废弃的精神病院，就连拥有博士学位的医生都不得不生活在自己和众人的屎尿堆中，“他知道自己肮脏不堪，想不起一生中有什么时候这么肮脏过。人变成野兽有许多方法，而这是人变成野兽的第一步”。
人们为了寻找食物到处乱冲乱撞，一旦越线，就被在远处看管他们的士兵射杀。到处是白色的耀眼的光，但人们就是什么也看不见。伴着弥漫在空气中的令人难以忍受的臭气，光似乎也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猪，一群猪。”有人终于忍受不了，如此吼道。精神病院夜晚的月光映衬着高耸的楼墙，冷漠阴沉的枪管，还有不断的闪现在盲人白色视界中的晃眼的探照灯。这些失去的职业和身份的行尸走肉，还是人类吗？萨拉马戈冷静地做出判断：是的，他们是人，不过他们是一群失去视力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失去了人类的尊严，一半是冷酷无情，一半是卑鄙邪恶，最终使不幸变得更加不幸。
更可怕的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的处境并没有让失明症患者们彼此友爱、彼此扶持、彼此帮助。生病的不单单是眼睛，更是心灵。盲人的灵魂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无拘无束，脱离了躯体更能为所欲为，尤其是做坏事，尽人皆知，做坏事最容易。一伙盲人强盗入院后，以武力垄断了政府配送的食品——士兵们只负责将食品放在大门口，究竟如何分配，是病患自己的事情。强盗们先是要求人们拿随身携带的财物来交换食物，然后强迫女盲人前去“服淫役”。所有病房内的男性必须用妻子或情人的身体换来赖以苟活的食物。你吃的下么？有人还保留一丝可怜的反思，但很快，所有人的耳边都传来极富穿透力的、低声啜泣中不假思索地咀嚼面包的声音。
此一场景不禁让人联想到英国作家戈尔丁《蝇王》中的情节：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一群孩子逃到一座孤岛上的生活。天真、善良、纯洁的孩子们从熟悉的生活环境进入陌生的“异境”，到底会发生什么变化呢？在荒岛上，孩子们暴露出来的不再是天真、善良和纯洁，而是疯狂、邪恶和非理性。他们像成人一样彼此厮杀。戈尔丁说，我们必须正视自己体内那只动物，那只邪恶的动物。那只邪恶动物从我们生下来的那一天起，就潜伏在我们体内，随时跃跃欲试，一不小心就会跳出来，控制我们的大脑。
第一位盲人暴君死于非命后，一名曾是会计的盲人取而代之——可见他们并非天生就是强盗。这名盲人强盗头子犯的最大错误是，他以为只要拿到手枪就大权在握，结果恰恰相反，每次开火伤害的都是他自己，每射出一颗子弹他就失去一些权威，子弹打完以后将会如何呢？萨拉马戈不无轻蔑地写道：“穿袈裟的不一定是和尚，执令牌的不一定是国王，最好不要忘记这条真理。”
要想不像动物那样生活确实很难，但值得一试。医生的妻子是唯一没有患失明症的人，为照顾丈夫，她假装自己失明，跟丈夫一起进入精神病院。她看到并经历了可怕的一切，当看得见眼前的痛苦已然变成一种负累时，当因视力正常不得不为其他伙伴们的生死存亡负责时，她一度自我诅咒说，“还不如也失明了的好。”但最终，她仍然信仰“耐心有益于视力”，并耐心地行动着，照顾着身边的六位盲人，教导他们“如果我们不能完全像正常人一样生活，那么至少应当尽一切努力不要像动物一样生活。”他们活了下来，逃离了疯人院，并熬到视力恢复的那一天。
人与上帝：没有上帝，邪恶就是理所当然
萨拉马戈在书中发出一系列的天问：“我们为什么会成为现在的样子呢？人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历程中，是从何时开始我们走向了自己的反面，或者说越来越缺少人性的呢？经过数千年之后，在创造了如何之多的美好事物之后，在对宗教和哲学进行了如此之多的探索之后，今天我们走到了这样的一种境地：在与环境和其他人的关系中，我们不能真正成为人类，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萨拉马戈是一名激进的无神论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共产党员。他认为，这个世界要是没有宗教的话，将会和平得多。但在小说中，他不断地探讨上帝是否存在的问题。尤其在其晚年的作品中，他更专注于寓言式的写作，比如《失明症漫记》，读者很容易从中解读出人类文明是何其脆弱的真相。那么，救赎之道在哪里？
有意思的是，《失明症漫记》的扉页，引用的不是马克思的名言，而是圣经《箴言书》中的两句话：“如果你看，就要看见。如果你能看见，就要仔细观察。”萨拉马戈没有找到最终的救赎之道，但他至少是一名诚实且严肃的观察者——只要还能观察和记录，黑暗，即便是白茫茫的黑暗，就不再是不可以战胜的威胁。
萨拉马戈生前希望在他的墓碑上刻上这样的墓志铭：“这里安睡着一个愤怒的人。”无论在《修道院纪事》还是在《失明症漫记》中，萨拉马戈都对这个世界极尽抨击和讽刺，之所以愤怒，因为他认为，“虽然我生活得很好，但这个世界却不好”。他不像中国最后一位儒者梁漱溟那样，在经历了一辈子的政治苦难之后仍相信“这个世界会变好”，他对人性的认识比梁漱溟深刻。但他并未意识到，这个世界的“不好”其实跟每一个人、包括他自己息息相关，人人都难辞其咎，没有人可以置身事外。
在小说的结尾处，幸存者们逐一恢复了视力。医生大声疾呼道：“我甚至觉得比原来看得更加清楚，真的更加清楚。”他说出了大家想说但没有胆量说出来的话。武汉肺炎之后恢复自由和健康的患者和被隔离者们，会有这样的生命顿悟吗？
这时，医生的妻子哭了起来。“她当然高兴，我的上帝，竟然如此容易理解，之所以哭泣是因为精神上的耐力突然用尽，她像个刚刚出生的婴儿，发出尚无意识的第一声啼哭。舔泪水的狗走到她跟前，这条狗总是知道人们什么时候需要它，所以医生的妻子把狗搂住。此时此刻她产生了强烈的孤独感，只有这条狗如饥似渴地喝她的泪水才能减轻她难以忍受的孤独。”这是这部长篇小说中让人感动落泪的段落。重生的希望是爱，而不是其他东西。
萨拉马戈没有找到他的上帝，但他承认，在被隔离和被剥夺的、混乱且原始的情况下，宗教的必要性凸显出来。没有诚实守规矩的人遵守一套秩序来生活，生存几乎不可能。但手无寸铁又同样脆弱的人当中，难以找到一位正直的领导并且制定一套公正的规矩。大概只有在人们面对共同的敌人时，或拥有共同的信仰时，他们才能依偎着勉强生存下去。
失明症、武汉肺炎、鼠疫、黑死病以及极权主义，本质上都是同样的邪恶。加缪在《鼠疫》中写道：“世上的罪恶差不多总是由愚昧无知造成的。……最无可救药的邪恶是这样的一种愚昧无知：自认为什么都知道，于是乎就认为有权杀人。杀人凶犯的灵魂是盲目的，如果没有真知灼见，也就没有真正的善良和崇高的仁爱。”习近平派到武汉的锦衣卫、武汉市委书记王忠林宣称：“要在全市广大市民中深入开展感恩教育，感恩总书记、感恩共产党，听党话、跟党走，形成强大正能量。”由此可见，比武汉肺炎更大的邪恶仍然笼罩在武汉、笼罩在中国。在这个意义上，习近平和共产党就是武汉肺炎，习近平和共产党就是失明症。武汉肺炎与失明症谁更可怕并不重要，因为习近平和共产党比它们可怕千百倍。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