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朝贡体系是中国梦的一部分
二零一三年，刚刚执政几个月的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 倡议，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和二十一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企图透过资金、技术和生产力，将亚非欧大陆、太平洋、印度洋与中国连接起来。习近平野心勃勃地透过西向与南向政策，发展中国的新外交策略，提升中国在亚洲的政治、经济与军事战略地位。“一带一路” 计划一旦完成，将涵盖全球六十五个国家、四十四亿人口，以及百分之四十的经济产值。
亚洲问题专家、资深分析师与记者唐米乐（Tom Miller）在此后四年间集中研究“一带一路” 计划，不仅透视中国控制亚洲的欲望，更致力于了解亚洲各国对一带一路的真实看法；他不仅读万卷书，而且行万里路——足迹遍布湄公河河谷和中亚草原，采访各国领袖、智库、NGO活动人士、商人、农民和工人，全面呈现不同人群对中国及“一带一路” 的看法。在此基础上，唐米乐写成《中国的亚洲梦：一带一路全面解读》一书，勾勒出习近平“中国梦”的本质：“中国梦”首先是一个亚洲帝国的大梦。民族复兴之梦要求中国恢复所失去的东西，也就是恢复身为亚洲主宰大国的历史地位。中国通过新道路、新铁路、新水坝、新电网吸引亚洲邻国，其经济外交的目标是创造一个现代朝贡制度，条条道路都通往北京。习近平的“一带一路”具有地缘政治和经济双重意义，而且地缘政治意义高于经济意义。总而言之，“中国的长期目标是把邻国的繁荣和本国的进展绑在一起，构成所谓的‘命运共同体’”。由此，中国的崛起将使邻国变成其附属国。
正如路透社对该书的评价“习近平一面施予经济甜头，一面秀出军事肌肉，本书告诉你中国在打什么算盘”，唐米乐发现，解放军退役军官刘明福的《中国梦》一书，启发了习近平“中国梦”的狂想——“梦”成为中国新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恐怕让解梦大师弗洛伊德亦自叹不如。刘明福在书中以充满民族主义的激情描述了传统的朝贡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在东亚朝贡体系里，中国高高在上，许多邻国是藩属国家，维持朝贡和领赏的关系。这是一种特殊的区域关系，以此保持友好关系、互相协助。古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优势，饶富吸引力和影响力，周围小国自然投入中国四周的轨道。”相信习近平读到这样的段落必定热血沸腾、浮想联翩，此后才会在公开场合慷慨激昂地宣称：“作为一个大国，中国必须积极参与全球事务，协助制订国际规则。”
然而，亚洲的邻居们并不愿意再度成为中国的藩属国，并不轻信中国的口蜜腹剑。唐米乐指出：“中国的‘双赢’的外交概念经常被讥为‘只让中国双赢’的代称。没有人认真相信中国的动机是把发展推及到国门之外，特别是中资企业根本没有这方面的开明记录。”他沿着中国的西进和南下之路，一路上发现中国企业、中国工人和中国商人无孔不入。西进的目标为中亚国家，南下则包括东南亚诸国、印度及南海——书中忽略了朝鲜半岛、日本、台湾、东南亚其他岛国，这些国家与中国的关系又可能写成另一本书了。仅以南海而论，与中国在领海争端上最剧烈的国家是越南。越南持强硬反中立场的官方智库负责人祥来毫不掩饰对中国的愤怒：“中国想把越南变成藩属，南海是中国成为超级大国的大战略之焦点。”而北京断然拒绝国际海事法庭对南海争端的裁决，轻蔑地称之为一张“无效”的“废纸”，根本不考虑自己身为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签署国依法必须受裁定的约束。这是对战后国际秩序公然的挑战和颠覆——即便在美苏对抗的冷战时代，苏联也不曾这样做。这表明中国的朝贡体系与现代国际秩序水火不容。
中亚的“黑丝路”可以畅通无阻吗？
英国作家詹姆斯·马里奥特（JamesMarriott）和米卡·米尼奥-珀鲁埃洛（Mika Minio-Paluello）写过一本名为《黑丝路：从里海到伦敦的石油溯源之旅》的揭秘之书。所谓“黑丝路” 指的是“石油管路” ，因为石油的本色是黑色的，说它是丝路，因为这条管线在西方人眼里是一条黑色的“丝绸之路” 。这两位纪录者从阿塞拜疆出发，行经乔治亚、土耳其、意大利、奥地利与德国，一路访问了石油公司高管、替石油公司涂脂粉末的非政府组织、驻守在管线旁的国安人员、深受管道工程影响的村民，追踪横跨欧亚大陆的经济大动脉，揭露政府与石油企业之间不为人知的秘密。
而唐米乐所写的“黑丝路”则是一条与之逆向而行且距离更远、规模更大的石油输出路线。两千年前，中国以骆驼经由丝绸之路运送货物到欧洲；今日，北京要用现代运输工具，赋予这条古老道路新生命。其中，中国最重要的战略目标是将中亚各国和俄罗斯的石油通过陆上管道运到中国，这样就可避免一旦有事美国切断从中东到中国的海上能源运输线——中国的海军要建成足以与美国海军抗衡、掌控海上命脉的战力尙遥遥无期，所以这条陆上的“黑丝路”乃是中国的能源生命线。
西方石油公司的管道建设会遭遇到像马立奥特、珀鲁埃洛这样的环保和人权活动人士的批评和反对，但中国建设类似的管道不必担心本国的批评意见——国内早已万马齐喑，没有人敢对国家政策说三道四。而对外，中国只需要搞定沿途中亚各国的独裁者就万事大吉。这些国家的能源出口并不能惠及普罗大众，只是让独裁者和既得利益集团富可敌国。中国主导的这一肮脏买卖，是这些前苏联的中亚国家的独裁体制得以维持、民主转型无法启动的关键因素。
在中亚这片俄罗斯的传统势力范围内，中国开始与俄罗斯展开激烈的争夺——中亚各国在经济上依赖中国，在军事上依赖俄罗斯，两个主人都不得罪。经济不振的俄罗斯无法阻止中国在中亚的经济渗透，再加上俄国对乌克兰和乔治亚动武使得中亚诸国更倾向于与中国交往。这一对峙是中俄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关系的过程中难以克服的分歧。这对美国决策者制定对中国和俄罗斯的国际战略，是一个极佳的着力点。
中国在中亚的扩张，还有另一个政治要求，即维持对新疆的铁桶统治、断绝维吾尔人的外援。若干中亚国家与维吾尔人同属突厥民族，对维吾尔人受到的歧视和迫害感同身受。而中国用经济合作来降服这些国家的统治阶层之后，当中国在新疆对维吾尔人展开残酷的种族清洗时，这些国家就不会公开抗议中国的做法、也不会对受迫害的兄弟施以援手。果然，这些国家高度配合中国的要求，在国际上帮中国说话，甚至对本国的维吾尔族侨民施以铁腕打压，使得泛突厥民族运动难以成形。这是中国成功实施的“国际维稳”政策。
湄公河是中国的内河吗？
唐米乐南下湄公河流域最穷的国家老挝时，搭上一辆属于云南水力发电公司的顺风车，这家公司在老挝北部经营一座水坝——这个细节极富象征意味，它表明中国势力在湄公河流域诸国无所不在，如果说中国在中亚各国主要是为了抢夺石油，那么中国在湄公河流域各国主要就是为了抢夺水资源。
国际水源监测机构“地球之眼” 最新报告指出，发源于中国青藏高原的湄公河，上游河水流量被中国控制，导致位于下游的泰国、老挝等多国干旱，水位创新低。专家指控中国在上游建造很多大坝用作水力发电，但发电量却超出区内所需，罔顾下游民众生计，又基于政治理由常常突然泄洪制造损失，却要求下游国家感恩。
湄公河是地球上最丰饶的河流之一，养育了数千万人。然而，中国却将湄公河当做其内河，在上游流域设置了十一座大坝用作水力发电，发电量远超区内所需。大坝导致下游各国水位下降，渔民捕鱼量急剧下降，持续干旱和突如其来的洪水又令农民遭受打击。谁做中国的邻居，谁就只能自认倒霉。中国对其自私自利的行径毫无反省、毫不节制，反倒将自己视为湄公河的守护者，还拍摄电影自我歌功颂德，其战狼精神暴露无遗。
昔日中国的“河殇”是黄河之殇，今日东南亚国家的“河殇”则是湄公河之殇。湄公河上游在旱季为下游提供多达百分之七十的水量，北京对湄公河上游的控制已激起众怒。《湄公河最后的日子》一书作者艾勒斯（Brian Eyler）说，问题在于中国权贵把湄公河河水当作他们的私人用品，而非共享的商品。泰国湄公河专家猜那龙（Chainarong Setthachua）形容，依赖湄公河维生和赚取收入的人，被自动排除在中国商业发展之外。而中国外交部长王毅谎称中国也遭遇湄公河干旱的问题。“地球之眼”报告的共同作者巴西斯特（Alan Basist）驳斥其谎言说：“卫星数据不会说谎，即使柬埔寨和泰国等国家正面临极端的威胁，但西藏高原水量充足。”
中国的劣质殖民主义不仅破坏湄公河流域国家的自然环境，更败坏其政治生态、拖累其政治改革。在老挝这个世界上最穷困的共产党国家，中国所到之处畅通无阻，靠的不是意识形态上的相似性而是“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经济力量。中国所有的采矿公司都在老挝设立分部，中国也在这个几乎没有基础建设的国家修建铁路和公路，就如同清末西方列强在中国所做的那样。但是，当年西方列强毕竟为清帝国带来教会、学校和医院，中国却无意帮助老挝穷人改善赤贫的生活状态。
在柬埔寨，中国同样是掌控一切的恩主：当年因为中国支持红色高棉而痛斥中国是“万恶之源”的总理和独裁者洪森，现在却说中国是“我们最值得信赖的友人”，因为中国是柬埔寨的最大的投资国，中国的每一笔投资，柬埔寨的大小官员都可以得到丰厚的贿赂。紧接着，中国就开始干涉柬埔寨的内政了。唐米乐指出，中国和柬埔寨的共生关系在相互政治奥援上表现得淋漓尽致——北京支持洪森拒绝让联合国的红色高棉法庭继续追究下去，很多对红色高棉屠夫的审判都中止了。中国过去支持红色高棉的大屠杀，波布的官兵和政工人员很多都是中国训练出来的，它害怕审判会暴露它与红色高棉之间的主仆关系。洪森本人曾经就是红色高棉的将军，所以他对转型正义并不热衷，对中国的要求当然照单全收。更具讽刺意味的是，柬埔寨当局开放了当年红色高棉的集中营和万人坑，宛如德国和波兰开放的对公众进行历史教育的纳粹集中营一样，但参观者当中极少柬埔寨本国人，除了少数西方人之外，更多是挥金如土的中国游客——这些中国游客兴致勃勃地参加这一“暗黑观光”项目，丝毫不觉得眼前的罪恶跟中国什么关系，更不会期望北京有一天能建立一个与之相似的天安门屠杀纪念馆。
中国之于亚洲，宛如德意志帝国之于欧洲
一八九零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在外交事务上发起穷兵黩武的“新方向”，终于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杀戮惨剧。现代评论界流行把中国的崛起和德意志帝国的崛起做比较。唐米乐却认为：“这些比较并不公允。”他的论据是：“中国的军国主义也不过在南海盖一、两个基地而已。”
虽然唐米乐在一路上看到中国的种种恶行，最终他却以一种基辛格式的现实主义论调评论中国的亚洲梦——因为美国在亚洲的力量太过强大，中国的忧虑和反击似乎是有道理的：“北京不愿意在自己的后院屈居老二的地位，若是要想围堵它，可谓愚蠢之举。”他在本书的结论部分故作客观公正地指出：“我当然没有能耐给美、中如何避免一战开药方。然而，我认为美国及其区域盟国必须接受中国在亚洲画出势力范围的决心。而接受中国崛起的无可避免的现实，最安全的一条路是接纳中国进入修正过的区域安全结构。”这是西方左派知识分子一以贯之的对中国的绥靖主义思维：中国自古以来就不是军国主义国家，中国的崛起是无法改变的事实，所以西方必须默认中国是区域强权的事实。如此才能避免与中国一战。但是，这种绥靖政策真的有效吗？
二零一七年，唐米乐出版本书时所得出以上结论。又过了三年之后，他会承认这是一个莫大的错误吗？当年，他作为《南华早报》驻北京记者在北京生活了十四年，他可能不会想到这家香港具有最悠久历史和最卓越声誉的英文报纸，会被中国的超级富豪马云买下，成为中国政府的大外宣计划的一部分。
而现任香港《中国经济季刊》执行编辑的唐米乐，大概更不会想到二零一八年以来香港的局势会恶化到今天这样的地步——警察当街杀人，杀人后弃尸，英国治下的东方之珠居然成了叙利亚那样的战区。
唐米乐也不会想到“黑丝路”的起点新疆会成为一座世界上最大的监狱——数百万维吾尔人被关进纳粹集中营升级版的“再教育营”。几年之前，唐米乐的中亚行程的翻译是名叫努碧雅的年轻的维吾尔族生意人，她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和吉尔吉斯话，她念中文学校，刚刚结束在比什凯克由中国政府开办的孔子学院教课的工作回到新疆——那么，唐米乐有没有追踪她在新疆前所未有的高压政策下的命运如何呢？她还能自由地出国到吉尔吉斯吗？她还能担任孔子学院的教师吗？而在广东援助新疆喀什的建设项目、鲜亮的“八国购物中心”，唐米乐遇到了乌兹别克商人纳迪洛娃，她的繁复的族裔身份让人为划分的国界成为笑话，让苏联当年“以夷制夷”而强行划分的种族成为笑话，也进而活生生地凸显出中国和俄罗斯长久以来对中亚民族的宰制：她是出身在吉尔吉斯的乌兹别克人，嫁给吉尔吉斯的维吾尔人，女儿在新疆念中文及维吾尔文双语学校。她希望能在这一轮经贸热中发大财。但是，现在她还能顺利地获得中国的签证吗？她的有维吾尔族血统的孩子还能不受歧视地在新疆读中文和维语的双语学校吗？那种双语学校是否继续存在都是一个问题。
中国的迅速变化证明唐米乐的绥靖政策不会有效。中国若顺利成为亚洲霸主，必然要向世界霸主的位置发起新一轮挑战。中国极端民族主义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总编辑胡锡进近日声称，中国需要在短期内将核子弹头数量扩大到千枚，包括至少要有一百枚东风洲际战略核子弹道导弹，以“抑制美国的战略野心和对华冲动”。中国目前核弹数量估计约有两百九十枚，排名世界第四。胡锡进透露，他的倡议在几个小时内就获得超过六万名中国网友按赞。仅仅做亚洲霸主，不需要千枚核弹，千枚核弹是成为世界霸主的门票。而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将这一危险的战争叫嚣形容为“中国是有言论自由的”——当然，只有胡锡进有言论自由，李文亮不会有言论自由。
所以，我的看法与唐米乐截然相反，将中国与威廉二世的德意志第二帝国相比，不是夸大了中国的危害，而是缩小了中国的邪恶。有史以来唯一能与今天正在实现“中国梦”的中国相比的，唯有希特勒的德意志第三帝国。但纳粹德国只持续了十多年时间，中共政权六四屠杀之后的野蛮崛起就已长达三十年。唐米乐忘记了中国政权的极权主义本质，中国不是日本、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日本、印度那样的民主国家的地缘政治的野心对本国国民和周边邻国基本是无害的，而中国都这样的极权主义国家的亚洲们则必然是亚洲各国的噩梦。当年，那些死于纳粹集中营的犹太人，那些被纳粹铁蹄践踏过的欧洲国家的人民，都会设想说，假如欧洲没有德国，欧洲将是何其宁静和祥和的世界，那是作家斯·茨威格为之魂牵梦绕的美好的“旧世界”；同样，今天，那些被共产党中国戕害的少数族裔、宗教信徒、知识分子和维权人士，以及被中国阴影笼罩的亚洲小国的国民，也都会设想说，假如没有中国，亚洲将是何其美好和幸福的世界。毫无疑问，对中国的绥靖政策必须结束，西方国家不仅要集中所有的资源致力于结束中国共产党的暴政，击碎中共的霸权梦，更要让中国成为对亚洲和世界无害的、人人享有人权和自由的联邦或邦联——这是中国问题唯一的解决方案。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