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安门屠杀让中国失去心灵的钥匙
小说的前半部分是杨教授的故事，后半部分才是万坚的故事——当北京的学生们占领天安门广场之后，万坚逃离阴沉死寂的医院，到北京加入到那场疾风骤雨的群众运动之中。哈金曾研究许多天安门事件的资料，却因自己没有亲身经历，怎么写都不满意，「我们不能在死者的尸体旁指手画脚！」哈金将小说改成万坚在北京迷了路，目睹北京人民阻止军队进城的过程，却没真正走进天安门广场，他认为如此「能做到可信，而且负责任」。
其实，哈金的这种写法并不仅仅是因为他不在现场、不是亲历者。雨果也不在好几场巴黎的革命或暴动的现场，却可以得心应手地写出以革命为背景的《九三年》、《巴黎圣母院》和《悲惨世界》，作家是否在历史事件的现场并非最必须的要素。哈金避开当年事件的中心天安门广场，因为他不单谴责中共的屠杀，而且反思个人在群众运动中的迷失：中国为什么不能有个人的意志和个人的声音？就天安门的那一代学生而言，他们尚未驱除文革及整个中共极权主义统治留在他们精神深处的毒素。他们对向毛泽东画像泼墨的湖南三勇士作出「扭送」公安局的决定，是一九八九年民主运动史上一个最大的污点。
美国小说家耐尔·佛鲁登伯格（Nell Freudenberger）在《纽约客》上发表了一篇关于《疯狂》的书评，名为《中国盒子：有关天安门时期的疯狂和回忆》。文章认为，《疯狂》的最后几章内容和前面有些游离：前面是医院病房里的幽闭性疯狂，这几章却是剧烈的实质的运动性疯狂。小说从「医院」（「疯人院」）到「广场」的场景及氛围的转变，过于突兀，让读者猝不及防，前后两部分有断裂之势。主人公万坚决定去北京参加运动，目的迥异于别的学生，因为「我没有什么崇高的目的，也不忧患国家的存亡。我去参加运动的动机十分私人化：绝望、愤怒、疯狂和愚蠢驱使我作出了这一决定」。佛鲁登伯格认为，哈金描述广场四周的氛围时，似乎不如表述万坚在医院的所思所想得心应手：对话描写更像意大利式西部片对白。比如，一个抗议者喊道：「入伙儿，赶快逃命吧！」一位军官则威胁地吼道：「我要干掉所有你们这些流氓！去你丫的！」
作家、文学评论家康正果则认为：「以见证」六四’屠城的场景作为情节推进的高潮，乃是哈金郁然勃发的文气势所必至的结局，丝毫也不显得牵强。那是人神共愤的惨烈，叙事中不可或缺的史笔。疮熟了，要流脓，这就是当时的情势，也是叙事的走势。」康正果如此分析学生精神资源的贫乏和当局屠杀的必然性：「一方面，文革中挨过斗的老人集团一直都在磨刀等待开杀戒的时机，他们本来就憋了一肚子脓水。另一方面，文革中的造反之举没能彻底完成，更让后来的学生遗憾得不愿善罢罢休，他们怀旧当年的抗议手段，急欲再掀起一场人民的盛大节日。新的对抗中裹挟了太多旧时失效的激情：绝食静坐流于饥饿表演，拦阻军车的举措以慰劳大军的形式施行，好像孩子去点响吓唬人的花炮，结果却引爆了血肉横飞的遍地爆炸。」无论是高行健的戏剧《逃亡》，还是哈金的小说《疯狂》，以及康正果的这段评论，都点出了六四学运在思想上的空洞：大学生普遍用共产党的语言、思想和方法来对抗共产党。后来很多学生领袖到了西方之后，诸多共产党员式的表现令人瞠目结舌。
天安门事件是整个国家失去了心灵的锁匙，失去未来的盼望，失去善与美的信仰。从此，绝大部分中国人被暴力和谎言彻底征服，成为「奴在心者」。对于六四之后「为奴三十年」的中国人，哈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在极度的厌恶中又不乏同情与悲悯之情，他在一首诗中写道：「我可怜那些热衷于安全和统一之辈。／他们满足于生活在地窖里，／在那里饭菜饮料都是现成的。／他们的肺不用于呼吸新鲜空气，／他们的眼睛在阳光下模糊不清。／他们相信最糟糕的活法／也胜过于及时的死亡。／他们的天堂是一桌宴席。／他们的赎救取决于一个强权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