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秀和公开展示对于这一过程的重要性，仪式越发盛大隆重，代表们就越发感到荣幸自豪，也就越发能够弥补他们失去的权利，同时也越能彰显代表们对威权合法性的欣然接受 - 吴国光
中共如何假戏真做：制度操纵与仪式荣耀
中国问题专家马利德（Richard Mcgregor）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控制政府，而且它本身就是政府。”从表面上看，今天的中国与闭关锁国的毛泽东时代有了很大的不同，但中国共产党的列宁式政党的本质没有丝毫的改变。特朗普总统将马利德的《中国共产党不可说的秘密》一书当做枕边书，称赞说：“这是我了解中共最重要的一本书！”马利德在该书中指出：“党的势力随着国家触角伸展，所及之处远超出政府的权限。”其中，最有权势的小圈子是三百名拥有“红色电话”的特权阶层——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们，在这个群体之上则是共产党的政治局委员及政治局常委，金字塔的顶端是帝王般的总书记。相较而言，名义上是共产党最高权力机构的“全国党员代表大会”宛如行礼如仪的橡皮图章。
学者吴国光指出：“党代会的最佳利益就是不论领导层对错，都与其保持一致。”回顾中共党史可发现：将刘少奇开除出党的是党代会，给刘少奇恢复名誉的也是党代会；奉苏联为马首是瞻的“老大哥”的是党代会，辱骂苏联是“修正主义”罪魁祸首的也是党代会；宣称消灭资本主义和资本家的是党代会，通过“三个代表”理论吸纳资本家入党的也是党代会。翻云覆雨，指鹿为马，并不具备人格特质和政治良知的党代会从来不会为此感到羞愧。然而，橡皮图章是不可或缺的，即便是一手遮天的毛泽东也需要它来为其统治的合法性背书。很多学者致力于研究中共的中央委员会、政治局、政治局常委会及总书记的权力运作和权力争夺，却对党代会的存在视而不见。其实，党代会是中共这个“利维坦”怪兽的毛细血管，没有毛细血管，心脏就不能跳动。
党代会的成员遍及中共统治的每一片土地和每一个领域。研究党代会的制度运作，没有比吴国光更合适的人选。吴国光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曾加入赵紫阳的智囊团队，参与中共十三大政治报告起草和政治体制改革政策设计。后来他离开中国，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并任教于香港和加拿大的多所名校。他既有直接参与中共体制内政治运作的经验，也受过严格的西方政治学训练，既“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他发现，中共领导层成功地发展出成套的符号、措施、策略和技巧，用以召集并操控党代会；久而久之，这些措施和策略凝聚成“制度背后的制度”，用吴思更为通俗的概念来说就是“潜规则”。这种制度操控是对党代会本身的扭曲和掏空。所以，中共党代会的故事，就是制度操控如何被创造、执行并最终确立的故事。另一方面，中共从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就是在密室政治之外，由党代会向全社会传达党的意志、营造党的形象。这种“剧场效应”，不仅吸引观众的观看，更让演员们有强烈的存在感。
中共将这套列宁式政党的特色发挥到淋漓尽致乃至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地步，让其师父苏联共产党亦自叹不如。中共的政治局、中央委员会和党代会之间实现了权力如水银泻地般的交融，而苏共的这三者之间并未实现权力“无缝衔接”。比如，赫鲁晓夫一度在苏共中央主席团（斯大林死后一度取代政治局的新架构）中沦为少数派，面临被马林科夫、莫洛托夫、卡岗诺维奇等连手推翻的命运。赫鲁晓夫背水一战，连手军头朱可夫，让军方背景的中央委员们闯入会议室以武力胁迫要求召开中央全会，并派遣军机一夜之间将散布各地的中央委员召集到莫斯科。他的对手们哀叹：“今天来的是将军，明天来的就是坦克了。”由此，赫鲁晓夫一举击败反对派，将对方打成苏联历史上最后一个“反党集团”。相比之下，毛泽东整肃政敌彭德怀、刘少奇、林彪，邓小平从四人帮及华国锋手中夺权，不必如此大动干戈，不需要中央委员会和党代会参与权力转移。
通过党纲、修改党章和选举领导层：中共党代会的三大功能
吴国光指出，中共的党代会具有三大职能，全书用一半的章节讨论这三大职能是如何在党代会上完成的。
以讨论并决定党的纲领而论，中共的纲领，即政治路线，用毛的话来说是“总路线”，用西方政治学术语来说是“实践的意识形态”。中共的纲领在其建党后不断调整、“与时俱进”。有趣的是，每次党代会之前，党的纲领早已确立，党代会只是“事后追认”；更具讽刺意义的是，即便在党代会上隆重通过的党的纲领，党代会之后，也有可能遭到搁置乃至抛弃，党代会不是常设机构，无法落实纲领实施监督。吴国光举出三个案列：第一个案例是，中共八大在党章和党纲中删去将“毛泽东思想”作为中共“指导方针”的表述，还批评个人崇拜。几年前造成大饥荒惨祸、退居二线的毛对此勉强接受，在会后抱怨说“人人都拥护八大，不拥护我”，显然将八大置于与自己完全对立的地位。八大之后，毛迅速发动反击，颠覆了八大的方向。第二个案例是，中共十三大，其所采纳的关于政治改革的纲领，在天安门镇压后被废止。第三个案例是，中共十六大，将资本家入党纳入党纲，但接班的胡温出现“向左倾斜”的变化，反而开始“国进民退”的经济政策。可见，中共纸面上的纲领与实际上的政策之间常常左右互搏，纲领犹在，但看在位者如何阐释、如何运用。
以修改作为“党的宪法”的党章而论，党代会同样体现了中共宪章规范与政治实践之间的鸿沟。毛时代之后，党章修改的最重要部分，就是加入冠以各届领导人名字的理论或思想，以确立其历史地位，党章其他部分反倒无人问津。这是从毛泽东而来的传统。毛对党章前后矛盾的态度很能说明问题：毛说过，宪章规范只不过是一只“纸老虎”，看起来虎虎生威、令人畏惧，实际上没长牙齿，咬不了人。但需要用党章来夺权时，毛立即拿起这个武器，这个武器在弱势的对手那里算不上武器，在强势的毛手中则可披荆斩棘：一九六四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召开中央工作会议，毛泽东与刘少奇发生分歧。二十八日下午是中央常委会议，作为党主席的毛泽东和作为国家主席的刘少奇相互插话、各不相让。第二天继续开会，毛早早拿着党章和宪法坐到会场上，以示抗议。一开场他就申明：“第一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第二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大家说有人不让我参加会，也不让我讲话，对不对？”毛泽东的话震动很大，全场气氛紧张，在场的许多军队将领都站出来为毛撑腰。在此压力之下，刘少奇被迫向毛做了检讨。看来，党章还是有用的。吴国光还探讨了中央书记处和中纪委这两个实权机构在执行党章和组织党代会上的关键角色。
以推选领导人而论，每逢换届，政治局委员、常委以及最重要的“接班人”的人选早已在密室中确立，普通的党代会成员无从知晓，只是乖乖完成签字画押的程序。中共的选举体制不允许候选人展开竞选，若私自展开有关活动，则被视为“非组织活动”，这是一个会掉脑袋的罪名，跟党外的异议人士被冠以的“颠覆国家政权”同样严重。在中共历史上，政治局委员、常委和总书记的层级，从未有过竞争性的差额选举。在毛泽东时代，毛不仅是政治领袖，更是党的意识形态之王，他对党代会、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都不放在眼中，他想让谁上位就让谁上位，他想让谁下台就让谁下台。比如，毛在九大上提拔资历较浅的纪登奎进入政治局，特意在九大的全体代表大会上问：“纪登奎坐在哪儿呢？”并称之为“我的老朋友”。纪登奎果然高票当选。但是，毛有时也会遇到微弱的反抗，比如毛提拔王洪文为接班人，“会场里沉默了半晌”，然后是叶剑英发言支持打破冷场。直到今天，尽管有官方智囊声称中共已拥有比西方更好的“贤人”选拔制度，但谁也说不清“贤人”是怎样出线的。中共如何挑选接班人，是二十一世纪最大的、非制度化的“国家机密”。
万变不离其宗：中共党代会的五个不同阶段
中共刚刚执政时，民间如此对比共产党和国民党之差异：“国民党的税多，共产党的会多。”几十年之后，共产党的会依然很多，共产党的税更是比国民党还多。党内有党代会，党外有人大和政协会议，后两者必须必须紧跟党代会的“定调”。
以历史脉络来看，吴国光将中共党代会制度的嬗变分为五个阶段。
在中共创党和发展的早期阶段，中共俨然是共产国际的远东分支机构，其经费和理论都是共产国际提供的。中共处于共产国际的严密控制之下，奉莫斯科为家长，其重大事务尤其是领导层的人选，由共产国际及苏共政治局来指定，中共的六大甚至就在莫斯科召开——这是中共不愿提及的一段历史。
第二个阶段，毛泽东在延安崛起并逐渐掌握绝对权力，中共取得了一定的独立性，清洗了党内对苏联亦步亦趋的“留苏派”，此即历史学家高华所形容的“红太阳升起”。吴国光指出，在此期间，一系列虚假的民主和选举制度被创造出来和建立起来，用以夸耀毛泽东领导班子的法理权威及这种权威是如何深入人心，同时也用以防止毛的政敌利用如何选举的不确定性来对毛本人和这个领导班子发起哪怕是微弱的挑战。在这套精密的极权制度之下，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张国焘、王明等人遭到非人的羞辱。吴国光认为：“七大是中的威权主义选举制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这套制度一直延续到整个毛泽东统治的时代。
第三个阶段，一九八零年代，中国进入后毛时代，即改革开放时代。中共十二大和十三大尝试了一些有限的但却具有民主精神的试验，给予代表们在领导集体的选举中作出自主选择的一丝空间。吴国光在书中回顾了被称为“左王”的邓力群如何在十三大上落选中央委员，使得其进入政治局的计划泡汤的这一“意外事件”。与邓力群亲近的元老王震试图改变这一结果，但邓小平响应说“不作变动”——不是因为邓小平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而是邓力群并非邓小平的嫡系人马，不值得邓小平为之出手并背上恶名。
天安门屠杀之后，进入第四个阶段，领导层努力重新获得对选举的全面掌控。他们激活了一些毛泽东式的措施，也发明了一些新的方法，以降低选举的不确定性。而习近平掌权之后，尤其是其全盘操作的中共十九大之后，党代会制度的发展进入第五阶段。
不过，在我看来，第三阶段和第四阶段可合称“邓小平时代及后邓小平时代”的党代会，天安门屠杀固然是当代中国的一道历史的伤口，但其前后中共的体制并未断裂。或许是因为吴国光亲身参与过八十年代的政治改革，且身处风头浪尖，成为时代的弄潮儿，出于个人经历和情感，不自觉地对那个改革的“黄金时代”有所拔高和美化。但吴国光在书中也承认，天安门屠杀之后，中共并未全部推翻八十年代的一切政策，邓小平有一句名言，“十三大报告一个字都不能改”。所以，新的领导层仍然“作出妥协，保留了有限的竞争性选举作为增强合法性的一种方式”。
这种有限的竞争性的选举，使得习近平曾经因为才能平庸、政绩缺乏以及太子党身份，在一九九七年的中共十五大上，险些遭遇当年邓力群那样的“滑铁卢”——他虽成功“入选”中央候补委员，但名列最后一名。在中共改革开放以来的党史上，中央委员是按姓氏笔划排列而候补中委是按照得票多少排列，所以人人都知道习近平的得票数最少，不啻是一种公然的羞辱。习近平的仕途差点因此止步。坊间传说，习近平本来笃定落选，但作为江泽民“大总管”的曾庆红特别授意增加五名后补委员名额，最后划线到习近平那里。于是，得票最低的五个人奇迹般地咸鱼翻身，他们依次是：胡锦涛时代进入政治局的刘延东、后来因贪腐下狱的建行行长王雪冰、体育界代表袁伟民、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及习近平。没有曾庆红就没有江泽民，没有曾庆红也没有习近平，但习近平掌权之后对这位“造王者”并不感激，反倒多次敲打作为“太子党”老大哥的“庆亲王”——因为“造王者”既然能造王，也能废王，在王的眼中，是最危险的敌人。
回归毛时代：习近平时代党代会的“新特色”
在本书最后一章，吴国光对中共十九大的新规作了若干制度分析。在二零一七年十月召开的中共十九大上，全票通过将以习近平命名的“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进党章，成为党的指导思想，在刚开始第二个任期就奠定历史地位，这是江泽民和胡锦涛都不曾获得的荣誉。几个月之后，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向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宪法修正案（草案）》，草案包含取消国家主席和副主席连任不得超过两届的限制等内容，此即意味着迈出了作为国家元首的国家主席形成终身制的关键步骤。这一变化堪与民国初年袁世凯的“洪宪称帝”相提并论。
在中共十九大之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委员和常委被规定每年向总书记述职一次。次年三月，习近平首次审阅各政治局委员提交的报告，并对各政治局委员提出若干“重要要求”。这也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制度更迭，将“九龙治水”或“七龙治水”的“集体总统制”变成“定于一尊”的“超级帝制”，政治局及其常委会沦为替皇帝打工的“军机处”——其他六名政治局常委不再是习近平的同僚，而降级为习近平的“军机大臣”。同时，中共中央推行的深化党和国家机构改革，将国家的行政权力进一步集中在以总书记为首的中央政治局手上，使改革开放以来实行的“党政分离”再次回归“党政合一”。
另一个明显的变化是，习近平比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更多地向毛泽东时代寻求政治灵感，他和他的家庭是文革的受害者，他却患上了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如同受虐狂般认毛为父。习近平多次重提毛泽东时代的“党领导一切”，而“党政军民学，东西南北中，党是领导一切的”这句毛时代的口号在十九大上被写入新的党章。
胡锦涛的“大内总管”令计划主导中枢运作时，在十七大、十八大建立起“大会海选”机制，并试图以此机制挑战习近平的储君地位——令计划本人在“大会海选”中所获得的票数远远超过不得人心的习近平。当习近平击败了令计划等人并将政敌统统以腐败之名下狱之后，另辟蹊径来运作制度操控，自然是题中应有之义。习近平的锦囊妙计是，毛时代的“谈话调研”才是最高级的民主。中共元老薄一波曾回忆，中共七大前夕，他到延安第二天，毛就跟他进行了长达七个小时的谈话——薄一波是刘少奇系统的大将，而毛刘的合作是他们在七大上彻底击败政敌的首要保障，毛当然不惜耗费七个小时让薄对其心悦诚服。习近平对作为“厚黑学”的毛主义烂熟于心，所以才祭出这一招：官方宣传特意凸显“谈话调研”的毛主义色彩，并提及“延安时期，党组织为了了解干部情况，晚上提着马灯翻山越岭找干部谈话，一谈就是一宿”，由此赞扬“今天，党的优良传统又回来了”。对此，吴国光指出，中共在十九大前废置“大会海推”，高度推崇“谈话”方法并试图将之制度化，与习近平强化毛主义传统的整体路线是一致的，因此是具有指标意义的。
从此，习近平将个人集权带入毛后未有的新高度，再也不用戴“民主是个好东西”的面具了，哪怕仅具有空洞说辞的民主形式也不需要了，中共党代会的运作乃至中共的统治方式由“后极权”升级为“超极权”的趋势不可阻止。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