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家的“理想国”就是恶托邦
“乌托邦”一词，来自于英国人文主义者托马斯·摩尔的《乌托邦》（Utopia）一书，而这一思想渊源于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的《理想国》。
柏拉图在《理想国》一书中设计了一个真、善、美相统一的政体，即可以达到公正的理想国。柏拉图的理想国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乌托邦，其统治者必须是哲学家。这种信念构成了柏拉图政治哲学体系的核心。他认为，哲学家是最高尚、最有学识的人，这种贤人统治下的贤人政体就是最好的政体。柏拉图的理想国、摩尔的乌托邦、培根的新大西洋岛、康帕内拉的太阳城和莫里斯的乌有乡（有趣的是，中国的毛派网站即取名为“乌有之乡”，他们仍然对乌托邦心驰神往）是西方五个关于完美的社会、法制及政治体系的想象（如果加上中国诗人陶渊明笔下的桃花源，就有六种模式）。美国建筑师普西沃·古德曼（Percival Goodman）甚至运用建筑师的想象，绘制了五个人间乐土的建筑样式。
乌托邦看上去楚楚动人、光鲜亮丽，却是蛇蝎美人、白骨红颜。你若是远观，可见江河涛涛，清风明月；但你若是亵玩，则水落石出，五步追魂。英国思想家卡尔·波普尔在《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一书中，将柏拉图列为开放社会的第一个敌人。他认为，柏拉图背叛了老师苏格拉底：苏格拉底警告政治家防范因其权力、才能、智慧而忘乎所以的危险，并且反复告诫人要认清自己——人是何其脆弱渺小；柏拉图却赋予哲学家以国王的地位，让哲学家拥有魔幻般的权力，这是何等的退步！
乌托邦必然走向集体主义，吞噬个体的自由。波普尔认为：“人类的生活不能用作满足艺术家进行自我表现愿望的工具。恰恰相反，我们必须主张，每一个人，如果他愿意，都应该被赋予由他本人塑造他的生活的权利，只要这样做不过分干预他人。”然而，柏拉图开启了唯美主义、完善主义和乌托邦主义的源头，这些激进主义必然引导人们放弃理性，而代之以对政治奇迹的孤注一掷的希望。
从柏拉图走到马克思，两千年如白驹过隙，而乌托邦一脉相承。波普尔指出：“这种非理性的态度源于迷恋建立一个美好世界的梦想，这种态度也是一种浪漫主义。它也许在过去或未来之中寻找它的天堂般的城邦，它也许竭力鼓吹‘回归自然’或‘迈向一个充满爱和美的世界’；但它总是诉诸于我们的情感而不是理性。即使怀抱着建立人间天堂的最美好的愿望，但它只是成功地制造了人间地狱——人以其自身的力量为自己的同胞们准备了地狱。”
即便是为柏拉图辩护的政治哲学家沃格林，也承认柏拉图设想的“爱的共同体”在现实中很难实现，因为真正友爱的人很少见，柏拉图将理想国的成员视为“神或神之子”，“只有当因为某种奇迹这种半神的存在居住在城邦之中，其生活才能由《国家篇》所再现的法所规范”。人性本罪，打造乌托邦如同修建巴别塔。
天涯海角，哪里都有恶托邦
既然有了乌托邦，也有了与乌托邦相对抗的思想体系，即反乌托邦。反乌托邦的思想家用一个反义词形容乌托邦——Dystopia，这个希腊语的字面意思是「不好的地方」，与理想中那种完美的境域完全相反。
一八六八年，英国政治家、哲学家约翰·密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演讲时，首次使用这个词语，他指责政府的爱尔兰土地政策说，“把它称作乌托邦也许过于褒奖，我看称其为Dystopia才恰如其分。我们常用乌托邦指称某些太美好而难以实现的事情，但这个现行的政策实在不好，它根本是行不通的。”学者康正果将这个词语翻译为「歹托邦」，并用「歹托邦」来阐释毛泽东思想的邪恶本质。而更朗朗上口的译名或许应当是「恶托邦」——它可用以形容极其恶劣的社会形态及意识形态。
恶托邦必由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卡里斯马魅力的独裁者以及“自愿为奴”的民众这三部分组成，三者缺一不可。过去的二十世纪，可称之为恶托邦祸害全球、导致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的世纪。法西斯主义与共产主义两大恶托邦思想体系，如同巨大的绞肉机，先后裹挟数十个国家、数十亿民众，其策动的战争、政治和经济运动、种族和阶级屠杀，造成数以亿计民众悲惨死亡。在此两大系统之外，更有大大小小的独裁者和独裁政权，从这两大系统以及民间宗教、巫术、迷信中汲取灵感，打造出形形色色的极权暴政。历史学家和文学家有责任记录下已经发生和正在上演的这一幕幕的悲喜剧。
我喜欢收集和研读各类批判恶托邦的著作。我阅读过的此类著作，就文体而言，有小说、诗歌、戏剧、传记、新闻报道及历史研究，百花齐放、不一而足。我陆续撰写此类著作的书评，数年之后，结集成这本《恶托邦祭：独裁是一种病》。
这本书分为五卷，每卷介绍六本同一主题的书。第一卷名为《奴役之地》，六本书都以中国为素材，以不同的方式揭露中国这个奴役之地、神弃之地及“悲惨世界”：老舍在上世纪三零年代出版的寓言体小说《猫城记》，预言中国将变成一个自相残杀的猫人国，作者却未能预见到自己在文革中投湖自尽的悲惨结局；哈金的小说《疯狂》以六四屠杀为背景，揭示了善良的人在这个国家都疯掉了的事实；澳大利亚记者林慕莲的《重返天安门》和中国流亡学者吴仁华的《六四屠杀的内幕揭秘：六四事件中的戒严部队》从不同侧面呈现六四屠杀不为人所知的真相；七零年代出生的小说家盛可以在寓言体小说《锦灰》中为中国勾勒出阴暗凄惨的未来；中国最优秀的调查报道记者袁凌的《青苔不会消失》则以各种“低端人口”为主人公，戳穿了“大国崛起”的谎言。
第二卷名为《共产地狱》，介绍六本关于其他共产国家的著述：苏俄作家普拉东诺夫的《切文古尔镇》，以地图上没有的小镇发生的故事，影射苏共暴力土改之残暴，被封冻半个世纪后才出版；英国历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的《耳语者》，用原始文件还原斯大林时代苏联的私人生活，加害者与受害者界限日渐模糊；奥威尔的《一九八四》是二十世纪反乌托邦文学的最高峰，谈论的人太多，我不谈《一九八四》，反而选择奥威尔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因为西班牙内战是奥威尔从左派转向右派的关键节点，没有这场在内战中的惨痛经历，他未必能挣脱左派的泥沼；罗马尼亚流亡作家诺曼·马内阿在《论小丑：独裁者与艺术家》中，为独裁者齐奥塞斯库画像，并解释小丑成为领袖的原因是人民厌恶自由；从北韩逃亡到南韩的“脱北者”姜哲焕的回忆录《平壤水族馆》，写出北韩民众命若游丝、命贱如鱼的境况；国际报道记者菲利普·席斯金在《不安的山谷》一书中，记录了中亚若干带有‘斯坦’后缀国家沉沦于后共产主义暴政的惨状。
你走出了身体的牢狱，却走不出精神的牢笼
第三卷名为《世界尽头》，集中六本揭露「第三世界」（亚非拉）国家的各类独裁暴政的书：波兰作家卡普钦斯基的《皇帝：一个独裁政权的倾覆》，写埃塞俄比亚皇帝塞拉西长达四十年统治的兴亡；秘鲁作家巴尔加斯·略萨的《公羊的节日》，写多米尼加共和国前独裁者特鲁希略的暴政及其覆亡；委内瑞拉作家乌斯拉尔·彼特里《独裁者的葬礼》，几乎就是委内瑞拉独裁者毕森特·戈麦斯的个人传记；英国记者安德鲁·麦格里高·马歇尔的《泰王的新衣》，揭露了高高在上、半人半神的泰国王室肮脏不堪的内幕；我还特别介绍两本台湾的著作——台湾当代文学鬼才宋泽莱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血色蝙蝠降临的城市》和台裔作家杨小娜的小说《绿岛》，台湾是美丽之岛，亦是被世界遗弃的亚细亚孤儿，过去半个世纪，台湾人却奇迹般地走出白色恐怖、走出悲情城市，凤凰涅盘，成为亚洲民主的灯塔和世界良善的力量。
第四卷名为《精神囚笼》，讨论六本焦点集中在“自愿为奴“的民众以及各种充当暴政帮凶的专业人士的著作。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奈保尔在《河湾》中指出，非洲大陆的灾难不是西方殖民者带来的，而是源于非洲本土的“自我殖民主义”；捷克天才作家恰佩克在戏剧《白色疾病》中，探讨了比传染病更可怕的是“乌合之众”的怯懦与蒙昧；德国学者英戈·穆勒在《恐怖的法官：纳粹时期的司法》一书中指出，德国的司法系统主动充当“希特勒的自愿行刑者”，他们大部分都躲过了战后的“除垢”，却为转型正义和民主深化留下重大隐患；罗马尼亚作家赫塔·米勒在小说《心兽》中，描述了共产党时代罗马尼亚的日常生活，人们被恐惧和绝望压垮，罗马尼亚成为欧洲自杀率最高的国家；匈牙利作家道格什·久尔吉的《一九八五》，是奥威尔的《一九八四》的续集，写“老大哥”死后老大姐垮台、假改革派登场的精彩故事（很像是中国的邓小平等元老发动政变整肃江青等四人帮）；阿尔巴尼亚作家卡塔尔莱的《梦幻宫殿》，以奥斯曼帝国为背景，呈现了一个连做梦的自由都没有的地方，那个地方与地狱相差无几。
第五卷名为《反抗者说》，是本书的亮色与希望所在。先介绍两本与刘晓波、刘霞夫妇有关的诗集：孟浪主编的《同时代人：刘晓波纪念诗集》和刘霞的《刘霞诗选》，诗歌是反抗者的慰藉，诗歌是黑暗中的烛光；接下来，郑重推荐托马斯·瑞克斯的《邱吉尔与奥威尔》——两位对抗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的英雄的人生相映生辉；戴维·霍夫曼的《终结冷战：一个被遗忘的间谍及美苏对抗秘史》，写史上最伟大的“卖国贼”、将苏俄科技情报呈送给美国的工程师托卡契夫（Tolkachev）的故事；村上春树的《1Q84》，以宏大的篇幅和奇诡的想象，揭示了邪教兴起的秘密以及如何用文学抵抗邪教；威廉·道布森的《独裁者的进化》，主人公并非独裁者，而是反抗者，这本书是写给反抗者的武功秘籍——面对进化的独裁者，反抗者更要与时俱进、锲而不舍，用胡适喜欢引用的古诗来言志就是，“日拱一卒无有尽，功不唐捐终入海”，以及“万山不许一溪奔，拦得溪声日夜喧。到得前头山脚尽，堂堂溪水出前村。”
独裁是一种病，不单单是独裁者一个人的病，更是全社会的一种集体病症。
大部分独裁都需要乌托邦来为之涂脂抹粉，因为单靠暴力的独裁统治无法长久维持——单靠暴力，只是山大王而已。毛泽东不同于梁山草寇，就是他以乌托邦思想为诱饵，让全民如醉如痴、随之起舞，即便被饿死，亦无怨无悔。
自我价值的确立，是对抗恶托邦的法宝
与独裁暴政结盟的乌托邦，就是嗜血的恶托邦。恶托邦根植于人类根深蒂固的罪性。那些缺乏稳如盘石的个人主义精神的人，不是自由人，乃是奴隶和奴才。他们必须依靠乌托邦、幻想、谎言和神话来生活。英国作家毛姆说：“编造神话是人类的天性。一旦那些杰出的人在生活中出现令人不解的事，就会令人们狂热地紧抓不放，编造出一系列他们自己非常笃信的神话。这可被视为浪漫主义对平凡无奇生活的反抗。”美国作家拉塞尔·班克斯在《大陆漂移》中写道：“当人委身于具有比自我更大力量的东西，如历史或神、无意识等东西的时候，人势必极为轻易地失去当下事件的脉络，其人生失去作为个体的独特性。”俄国学者谢·卡拉-穆尔扎在《论意识操纵》中亦指出：“社会意识操纵颇似一场人数不多、组织严密、武装精良的异族军队反对庞大居民的战争，只是这居民对战争并无准备。有时甚至还说，意识操纵是对本国人民的殖民化。”
独裁和偶像崇拜的盛行，不是因为独裁者和教主们有多么英明、伟大、光荣、正确（相反，他们大都都是小丑、流氓、平庸之人，才智都在中人以下），而是民众深陷于奴隶或奴才的精神状态，用鲁迅的说法就是“奴在心者”，用弗洛姆的说法就是“服从的民众”。蒋介石和毛泽东死掉的时候，那些披麻戴孝、痛不欲生、呼天抢地的人们，就是独裁者掌权至死的群众基础。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若干因为反对共产党的暴政而流亡西方的所谓中国民运人士，仍然不能摆脱乌托邦狂想和偶像崇拜。比如，他们在声称反共的同时，却坚信温家宝代表着党内健康力量，温家宝是青天大老爷，盼望温家宝出手帮他们推翻习近平。又比如，他们因为痛恨共产党的暴政，就转而将蒋介石和国民党视为救星，在台湾很少有人使用的“先总统蒋公”的称呼，却被他们念兹在兹、一句也不能少。再比如，当华人教会或民运圈子内出现性侵、强奸丑闻的时候，他们却拿出顾全大局的说法来打压受害者，这种做法究竟跟他们反对的共产党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呢？他们在西方生活了几十年，却始终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自由与独立。他们所追求的民主自由，说到底其实是皇帝轮流做，今日到我家。
最邪恶的，不是那些张牙舞爪的独裁者，而是每个人内心深处的造神冲动、下跪冲动。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构筑起公义与慈爱彼此相亲的公民社会；唯有一群自由人，才能彻底告别让生灵涂炭的恶托邦。
但愿我的这本书成为一道桥梁，让作为读者的您走向三十本“伟大之书”，更走向“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的自由壮阔的人生。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