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败走千里》是一本奇书，一本禁书，一本好书，一本颠覆之书，一本幽暗之书，一本真相之书。它的作者是中国人，却以日文写作；它不能在中国出版，却在一九三零年代的日本成为超级畅销书；而当日本战败后，它又被美军占领当局查禁，可谓命运多舛。直到八十多年后，它的中文版才在华人世界惟一享有“百分之百的言论自由”（郑南榕语）的台湾出版——在抗日战争已成为遥远的历史今天，这本亲身参与抗战的基层士兵的回忆录，仍然有可能在中国、台湾、日本和美国引发争议与波澜。
《败走千里》的作者陈登元，出生于中国南方一个富裕的绸布商家庭，十四岁即赴日本留学，直到一九三七年中日战争爆发才回国。陈登元的日文老师是名作家新井，新井为群马县人，战前因发表《愤怒的高村军曹》、《矿工之梦》等作品而成为日本“反军文学”代表人物，又因为有炮兵军工厂以及两年军队生活经验，其作品被称为“劳工文学”和“士兵文学”；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井转而支持战争，成为“战争协力作家”，一九四三年发表了描写作为日军翻译的中国人及其女儿的纪实小说《父亲，到哪里去了》；一九四四年，其住宅遭受盟军的空袭，搬家到千叶县；战后，新井未能找到教师工作，遂以行商为生，也不再写作——可见，他对作家这一身份已然深深绝望。
一九三八年一月，新井收到陈登元的一封来信，并附上一本厚厚的书稿。陈登元告诉老师，他在故乡被政府“强制征兵”，参与了血腥的淞沪战役，在炮火连天中身受重伤。原以为伤好后可逃离军队，没料到再次被送上前线。他再度逃走，在沦陷的上海完成此书稿。陈登元在信中写道：“我将所见所闻、亲身体验的全部记录下来，战争是怎么回事，试图以神之冷静、客观角度，以纯粹第三者的立场毫无保留地写出来。老师请一定忙中过目。”
新井读了原稿后，立即判断“大有出版价值”。依陈登元要求，“不变动情节，可改写词句”，新井只修正了少许不恰当的日文用词，即将此书推荐在日本出版。而陈登元此后“人间蒸发”，再未与新井有任何联系。在那个暴风骤雨的时代里，陈登元如同汪洋中的一只小小的纸船，或许死于战场，或许死于后方，《败走千里》差不多成了他惟一存世的作品。
在中日两国满坑满谷的、左右立场尖锐对峙的“战争文学”当中，《败走千里》是一本作者并不预设政治立场、只是描述作者本人切身经历的“战争实录”。本书用白描手法写战场的残酷、人心的诡谲、民众的悲惨和官僚的专横，娓娓道来，栩栩如生。陈登元这位初出茅庐的新手，几乎可以直追英国文学大师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我看来，乔治·奥威尔最撼动人心的作品，不是其家喻户晓的反乌托邦、反极权主义的《动物农庄》与《一九八四》，而是关于西班牙内战的回忆录《向加泰罗尼亚致敬》，《败走千里》或许可以称作是“中国版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
奧威爾最初以记者身份前往西班牙，随即以战士身份奔赴前线。战争爆发前，他天真地认为“这将会是一场富有理想主义色彩的战争”。到达巴塞罗那的第一天，一位记者对他说：“战争就意味着欺骗，这里的战争也绝不会例外。”那时，他不相信这句话。但随着战争的继续，他逐渐意识到，“其罪恶也在一点一点地积累，每一场战争都是如此，因为在战争中个人自由、客观报道等等都与战争的效率格格不入”。到他离开西班牙时，终于得出结论：“这场战争最阴暗的影响之一，就是让我意识到左翼新闻媒体在每一个方面都和右翼都一样弄虚作假、虚伪透顶。”
或许，《败走千里》也能如同《像加泰罗尼亚致敬》一样，打破华文世界读者从历史教科书上得来的抗日战争如何辉煌、伟大、崇高且充满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海市蜃楼。
中国只有私人的军队，而没有现代国防军
刚刚走上战场的时候，奧威爾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我们看起来究竟是怎样的一群乌合之众，自由散漫，凝聚力还不如一群绵羊。我们这批男子汉差不多有一半是孩子——我指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孩子，他们中最大的不过十六岁。”他惊叹说：“共和国的保卫者居然就是这样一群衣着破烂，扛着几乎报废的来复枪的孩子们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甚至还不知道如何开枪。”由此可见，共和国的失败，一开始就注定了。将孩子送上战场的共和国领袖，比其弗朗哥等军头来，又能好到哪里去呢？
与一九三零年代的西班牙共和国一样，中华民国也是一个卡在古老帝国与现代民族国家之间“进退不得”的怪胎。中华民国未能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其军队也不可能是一支现代化的军队。《败走千里》一书的主人公陈子明敏锐地观察到，每当遭遇日本军的空袭，中国士兵就猛向飞机射击，但就子弹的射程而言，根本不可能打中飞机。一开始，陈子明不明白“为什么明知无效也要打？”后来，老兵告诉他，这是为了趁机消耗配给的弹药，弹药消耗完，才有借口撤退到后方休养补给。有趣的是，最近几年来，中国拍摄的若干抗战“神剧”中，不仅出现共军官兵用步枪、手枪击落日本飞机的情节，还出现了武功卓越的共军士兵扔出手榴弹就打下日本飞机的“奇迹”，中国的导演们真该好好读一读《败走千里》，至少就不会胡编乱造了。不过，国共两党的历史包括抗战史，造假和注水的成分远远多于真相。
中国军队缺乏国家认同感，也不知道为谁而战、为何而战。“兵”与“匪”这两种身份，可以随时转换。在本书的结尾处，陈子明所在的部队溃败了，他不由自主地加入了一个“便衣兵”团伙。这些人过的完全是「匪贼」的生活，曾经袭击友军的炊事班，将五名炊事兵全部射杀之后掠夺了所有的物资。他们嘻皮笑脸地杀人，吓得陈子明逃入一边的树林中。
陈子明虽然处于军队基层，却也发现军队内部的派系斗争和倾轧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欧美派的军官庞勲，是中央政府派送的留学生；知日派的军官王祥谦，原来是地方军阀的部下，即便大敌当前，他们也不愿倾力合作，甚至恨不得在对抗日军之前置对方于死地。
陈子明是留学日本多年的知日派，知道日本包括日军的现代化程度为中国和中国军队所望尘莫及。可是他不敢说真话，因为一旦说真话就会被当成汉奸和日本走狗，性命堪忧。当时，很多具有留日背景的人士已遭到清洗——尽管中国的最高领袖蒋介石也是留日归来。中国的事情，从来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你留学日本，就是汉奸；他留学日本，就是爱国。
陈子明更发现，身边的几位南京军官学校毕业的中尉、少尉，从未出国，见识不多，在校所学，凡事都要牵扯到「中国第一」的概念——中国乃世界第一疆域辽阔、世界第一人口众多、世界第一物产丰饶、中国军队世界第一雄壮威武。最重要者，中国乃世界第一历史悠久、世界第一等博大精深的文化。他们根本不把日本放在眼中，狂傲地说：「滴墨入海何足忧。日本啥玩意，闯进来，终究要被中国消化掉……」这些军官既不知道自己的状况，又不晓得对方的情形，屡战屡败，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随军妓女不是日本的专利，乃是中国的发明
初到部队，陈子明弄不明白的事情还多着呢。本来绝顶危险的外出侦察任务，老兵们为何挂着神秘微笑争先恐后地抢着去？几个时辰之后，这一伙人带着各式各样的战利品回来，有人的口袋塞满了金银。“陈子明看到老兵手上的耳环，就像前一刻才从女人耳垂硬扯下来，血迹未干，又看着他们那副愚昧、暴戾、残忍，舔着嘴唇犹如幻想什么的贪婪样，不禁胸口一闷感到哀伤，不晓得他们刚才到底干了怎样伤天害理的事。”老兵们津津有味地分享途中闯入民宅、强奸妇女的“快活”，让陈子明不忍听闻。中国的爱国者们义愤填膺地声讨日军强奸中国妇女，这当然没有错；但是，他们从来不提及中国军队强奸本国妇女的恶行——被外国军队强奸是羞辱，被本国军队强奸则是劳军，这是举世无双的中国式逻辑。
随着在军中的阅历加深，陈子明逐渐明白，战争的本质是“从事掠夺的买卖”，军队的本质就是“干这行买卖的匪贼集团里，最有望得到成效的一支人马”。因为军饷被上级贪污，兵士拿不到足额酬劳，“掠夺很自然成为他们的合理酬劳。这是当兵的人应得的奖赏”。他们所有人，只相当于“后方某将领拥有的私兵”罢了。因此，对他们来说，“战争是做买卖，一场战役过后展开的掠夺是获取报酬的唯一机会”。强奸本国女子，也算是作战的“福利”之一。难怪中国的老百姓并不把国共两党以及大小军阀当作“自己人”看待，比害怕日军更害怕本国军队。
后来，为了防止官兵侵犯“良家妇女”，与上级司令部的年轻军官合作的妙龄女郎来到前线劳军了。她对着兵士们说道：「各位，振作些。小女这就来慰劳各位的劳苦，小女还有伙伴们，在后方五公里的村落待命，为各位奉献一切。」她就是“妇女慰劳队”的领队李芙蓉——国军使用的“慰劳”一词比日军使用的“慰安”一词更隐蔽和暧昧。很快，李芙蓉与庞勲、王祥谦以及陈子明玩起了“四角恋爱”——这种战争时刻的男欢女爱，只是暂时忘记死亡威胁的救命稻草，算不上“倾城之恋”，甚至比“霍乱时期的爱情”还要脆弱和虚无。
这一幕场景，让人想起台湾电影《军中乐园》，以及我曾经在金门“特约茶室展示馆”看到的那些血泪斑斑的史料。国军并不是败退台湾之后才建立起一套所谓的“随军妓女”制度，早在抗战期间甚至北伐期间就有了雏形，此一用女人来“刺激军心”的模式可以说源远流长。战争中的“慰安妇”或“慰劳妇”，不管女性是被掳掠、被强迫的，还是遭到欺骗的“自愿选择”，都是对人权的粗暴侵犯和践踏，政府和军队都应受到批判和谴责。这是战争中附带的罪恶，即便在战争中作为受害者或被侵略者的一方，也不能对此加以掩盖和遗忘。
毁灭的种子早已埋下
书中主人公陈子明是被强制征募到军队的。他从日本回到老家，不知谁告密，军队得到消息，募兵官上门抓人，他跟小妹躲进了地窖。士兵进来遍寻不获，就严厉地胁迫捆绑在店里的父母。“再坚持不把儿子交出来，就放群众进来掠夺家产，全家枪毙！”这时，外面骚动的人群中，有人告诉兵士地窖所在，陈子明就这样被逮出来。
幸运的是，陈子明家离战场不远，经过简单的训练就被送上战场，不必像其他壮丁那样经过漫长的“死亡行军”才能抵达战场。美国学者易劳逸（Lioyd E.Eastman）在《毁灭的种子：战争与革命中的国民党中国》一书中写道，许多青年在他们碰到征兵官员的几个星期内可怕地死去。蒋介石自己承认，在一队步行从福建去贵州的一千人中幸存者不足一百人。在从广东到云南的五百英里的艰苦跋涉中，七百名新兵只有十七人活着走过来。在一九四三年征集的一百六十七万人当中，有将近一半在他们赶往所去部队的途中死去或逃走。在八年战争中，那些到达所分配的部队之前就死去的新兵总数大约有一百四十万人。在除了中国之外的任何国家，这个数字都是让人震惊的，致使产生这个数字的任何政府都会垮台。
很多时候，战争都充满了非理性的荒谬。奧威爾参加西班牙内战时，惊讶地发现他们分配的武器根本不能用，他描述了一个相当普遍的例子：“这是一支德国毛瑟枪，制造日期是一八九六年，已经四十多年了！外表锈迹斑斑，扳机很涩，从枪口往里看，枪膛也已锈蚀，完全没有继续使用的希望。”
中国的情况并不更好，甚至更坏。国民政府聘请的军事顾问弗兰克·多恩将军（Frank Dorn）评论说：“训练可以说是无法令人满意，甚至根本不存在……装备和武器是老式的并相当破旧，缺少弹药。”陈子明并非军官学校出身，从来没有从军的意愿，战技、战术之类的知识有限。但在短暂投入战争的之后，就连他这个外行人也觉察到，军事高层犯了严重错误：“既然要对敌作战，为什么东洋军有各式各样威力骇人的轻炮、重炮，我军就没有半点足以匹敌的配备——就是这么简单的疑问。”作家张戎在其关于毛泽东的传记中，指控蒋介石信任的将军张治中是中共特务，故意挑起淞沪战役，让蒋介石的精锐部队灰飞烟灭——即便这个指控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持，但正如陈子明这个在前线作战的士兵所质疑的那样，国民政府及军事当局对淞沪战役和此后的南京保卫战完全缺乏应有的准备，几乎就是轻率地将官兵填入到绞肉机当中。蒋介石出于私利考虑，任命其宿敌唐生智守卫南京，结果兵败如山倒。
实事求是地说，日本并没有被中国打败，在中国本土战场上，一直到一九四四年，中国都在持续溃败，日本都在不断获胜。亚洲大陆上，日本最惨痛的失败是被史迪威（Joseph Warren Stilwell）及孙立人、廖耀湘在缅甸的远征军击败的。日本更大的败仗是太平洋海战的失败，而最终让日本放弃抵抗的是美军投下的两颗原子弹。蒋介石和国民党不能贪天功为己有，如果国军真能打败日本，之后就不会被共产党轻而易举地击败，败退到台湾苟延残喘了。
陈登元的这本书名为《败走千里》，似乎是一个不祥的预言，预言了淞沪战役的溃败，预言了南京保卫战的溃败，预言了豫湘桂的溃败，预言了国共内战的溃败，预言了今天国民党在台湾民主化过程和选战中的溃败。国民党的历史就是溃败的历史。昔日，以中国之大，国民党可以“败走千里”；如今，以台湾之小，国民党无处“转进”，即便把台湾拱手卖给共产党，也得不到昔日郑克爽受封的“海澄公”头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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