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本书都像投枪和匕首，刺向中共的心脏
历史学家余英时说得好：“你要有人文修养，你才能抵抗共产党。”与统治中国的共产党的斗争，是一场思想之战、精神之战、属灵之战。中共不仅是一个拥有八千万党员、数百万军警宪特镇压力量的匪帮，更是一个拥有一整套意识形态、观念秩序的世界上最大的邪教组织。打败中共，需要迎接一场观念对观念、思想对思想的硬仗。
二零一二年，我如同出埃及般逃离如动物农庄般野蛮残暴的中国，此后十年间，我在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开辟“禁书解读”专栏，希望通过网络和电波向读者介绍那些让中共害怕的书。这些文章先后编辑成《流亡者的书架》、《刀尖上的中国》、《纳粹中国》、《恶托邦祭：独裁是一种病》等书出版，《坠入深渊的中国》是其中最新的一本。
当香港从东方之珠沦为警察之城，毫不让我意外的事情发生了：香港公共图书馆以“违反国安法”为名，将《纳粹中国》等书籍清查下架。此举证明我的书名所提出的指控“纳粹中国”是名副其实的。
纳粹的统治建立在禁书和焚书基础之上。一九三三年五月十日晚，纳粹唆使学生们展开了第一场焚书活动。黑名单上的书籍以运堆肥的牛车运送到现场——感觉就像是送进刑场，这是对“反动书籍”的刻意侮辱。有些地方还将书钉在枷上示众。学生们穿着正式系服，佩戴学生会徽章，神情激动而庄严。他们一面按照仪式将书籍丢入火堆，一面念诵事先准备好的九句“火咒”，咒文里还会提到被谴责的作家的名字，并详列其所犯之罪。
这些书暂时消失了，这些作家或被关进集中营、或逃离了第三帝国。瑞典作家安德斯·李戴尔（Anders Rydell）在《偷书贼》一书中评论说：“焚书的显著力道与其透过媒体产生的渗透力，在当时已是势不可挡。书籍遭焚虽非空前也非绝后，但是德国的焚书事件最终却变成历来审查制度与压迫最引人注目的代表。……焚书事件使纳粹政权被冠上‘文化蛮族’的臭名。焚书成了蔓延于一九三零至一九四零年代毁灭知识的象徵，那段期间内，纳粹主义掌控了整个民族语言、文化与创造力方面的抒发管道。不止如此，它们还显示了纳粹对敌人的种族屠杀，除了有形物质，还包括文化。”尽管如此，大部分书籍的生命都比第三帝国长，短短十二年之后，第三帝国灰飞烟灭，伟大的书则浴火重生。
中共的统治也是以书为敌。中共海关对旅行者从海外带入的书籍的严密检查甚至超过毒品，中共网路警察连在网上贩卖合法出版的旧书的律师也要抓捕，书籍被习近平这个假博士、半文盲视为头号大敌。
在某种程度上说，我与中共的战争是用书籍作为武器来展开的，除了我自己写的书，还包括我用书评介绍和传播的更多的书，每一本书都像投枪和匕首，刺向中共的心脏。谎言最害怕的就是真相，一旦人人用文字来揭露真相，揭穿谎言，貌似固若金汤的中共政权就会像沙滩上的城堡，瞬间倒塌。
反共，是基于正常人性和良知的必然选择
中共建党百年，统治中国七十余年，杀人如麻。不仅在华文世界，而且在全球范围内，反共已成为一种常识、一种共识、一种不言自明的真理、一种同仇敌忾的观念。然而，偏偏有不少台湾过气政客主动向中共送上跪舔，连中国官方都戏称国民党是“乞丐党”。国民党在过去数十年来多次与中共交手，屡战屡败。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脊梁被打断了。国民党名誉主席连战给共产党的贺词是：“中国共产党创建百年，主导神州大陆建设七十二年，中华民族复兴进程已达五千年历史新高峰！”国民党前主席洪秀柱盼两岸“促进融合，心灵契合，竭尽心力共同完成国家统一大业，共筑国家富强、民族复兴、人民幸福的中国梦”。亲民党主席宋楚瑜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共产党艰苦卓绝，奋斗不懈，重振华夏，以人民福祉为先，人类命运共同体为念，深令世人刮目相看。”二零二一年九月，朱立伦赢得了国民党主席的职位之后，中共总书记习近平以拍发贺电方式祝贺朱立伦当选，提到两党在坚持九二共识、反对台独的共同政治基础上良性互动，并期望两党登高望远，坚持共同政治基础，“为国家谋统一”。朱立伦在回复习近平的贺电提到“反对台独”，且日期未加上中华民国。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指出，能为国家讲话的机会不好好讲话，反而附和中国，这种情形令人失望。国民党人如今彻底丧失了其党格，若是两蒋看到其党内后进对中国如此奴颜媚骨，还不大笔一挥：“匪谍，枪杀可也！”
共产党控制了历史叙事，将其过去的种种罪恶全都严严实实地隐藏起来。在本书中，我介绍了谭松的《血红的土地：中共土改采访录》、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汪春劼的《文革风暴中的九位大学校长》和冯客的《文化大革命》等著作，这些著作揭示了毛时代的中国，几乎每个阶层和族群都成为中共暴政的受害者：地主死于土改，农民死于大饥荒，知识分子死于反右和文革，与国民党只要沾一点边的民众统统成为历次政治运动的牺牲品、成为生不如死的贱民。连战、洪秀柱、宋楚瑜以及柯文哲、陈文茜、赵少康、朱云汉、黄安、欧阳娜娜等各界名流，看不到前车之鉴，自愿为奴，以为中共兵临城下时会对他们网开一面。不读书才会心存侥幸，我推荐他们好好读一读这些书，他们就会明白，无论如何山呼万岁，到时候照样难逃中共之清算。
在中国，文革并未成为被封尘的历史，薄熙来在重庆的唱红打黑刚刚夭折，习式文革又在全国范围内敲锣打鼓地登场。本书还介绍了苏晓康的《鬼推磨》、宫崎正弘的《新冠后，中国与世界的最终战争》和詹姆斯·格里菲斯的《墙国志》等著作，这些著作指出，中共百年，从来都是鬼推磨、鬼打墙，有限的经济和社会改革，并不能掩饰中共其政治上一以贯之的独裁专制的本质。
如今，因为中共恶贯满盈，反共者已成为世界的多数，这是失道寡助的道理——习近平因此被称为中共走向穷途末路的总加速师。
中国、中国文化与中共可以截然分开吗？
但在反共者当中又有多数是“反共不反中”者。这个群体认为，共产党跟中国可以区分开来——共产党是坏的，但中国是好的，中国是被中共绑架的无辜者。若是能顺利地将中共这个“负资产”从中国身上剥离出去，中国立即就能成为点亮世界的“正能量”。若用某些海外华人群体的话来说，就是“驱除黄俄，恢复中华”，那么，一旦共产党垮台，中国自然而然地就实现民主化了。
我当然不认同这样的观点。苏联共产党政权垮台三十年了，俄罗斯实现了民主化吗？普京又开始做没有共产党却有沙皇的俄罗斯帝国梦了。
在中国，习近平的“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的豪言壮语，不是没有市场，而是得到相当多中国民众衷心拥护。中共跟中国早已如胶似漆、水乳交融，若是“反共不反中”，只能是“到老一场空”。
“中国”从来不是一个“自古以来”就有的概念，“中国”也不是一个正常的现代民族国家，“中国”是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发明的一个“魔咒”——百年来，中国人始终无法摆脱此一魔咒，中国人在此一魔咒的驱使下，如一队僵尸般无知无觉地坠入地狱。在马列主义退潮的今天，民族主义为中共政权打了一剂强心针。
“中国”这个被近代人为发明出来的伪国家概念，本身就是“后进帝国主义”之代名词。中国刚刚告别“东亚病夫”式的悲情，就迈入唯我独尊的狂妄与世界中心的傲慢，且以无往而不利的新殖民者自居。本书中特别介绍了刘晓原的《边疆中国》、王飞凌的《中华秩序：中原、世界帝国，与中国力量的本质》、刘仲敬的《中国洼地：一部内亚主导东亚的简史》等破除中国魔咒之著作。这些著作不约而同地指向一个结论：没有中国的世界才能获得安全与祥和，而告别中央集权和大一统的中国之后，诸夏土地上居住的民众亦能“进化”成现代公民——蜀国之公民、上海自由市之公民、大粤国之公民、图博国之公民、东突厥斯坦之公民……等等。
很多人迈过反共这一关，继而迈过反对作为帝国的中国这一关，却始终迈不过抛弃中国文化这一关——四书五经、唐诗宋词、书法瓷器、丝绸茶叶、暮鼓晨钟、长江长城、黄山黄河、苏州园林、满汉全席这些东西总是好的吧？他们像圣经中因回首故地（所多玛和蛾摩拉两座罪恶之城）而被上帝变成盐柱的罗得的妻子一样，对形形色色的中国文化念念不忘、魂牵梦绕。罗得的妻子因留恋在城里的家产，舍不得那些将被火焚毁的财物，违背上帝的命令而至灭亡，成为后世之人的鉴戒。那些浸淫、把玩中国传统文化的人（包括一些洋人）也是如此，在中国文化的囚牢中坐井观天，怡然自得。
中国文化，一如世界上的其他任何一种文化，存留着上帝普遍的恩典、普遍的启示（如“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符合圣经中“爱人如己”之要义；“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也符合耶稣“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 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之教导）。但就整体而言，儒法互补、佛道合流的中国文化，是为皇权专制和农业文明服务的，它无法实现“现代转化”，也无法发掘出在政治经济和公共生活层面支撑人权、民主、自由等现代价值的、活的因素与资源。
本书中挑选了王永宽的《中国古代的酷刑》、黄文雄的《儒祸》、毛姆的《在中国屏风上》、何伟亚的《英国的课业:十九世纪中国的帝国主义教程》、罗威廉的《汉口:一个中国城市的冲突和社区(一七九六至一八九五)》以及马暘、叶文斌的《匮乏:中国到底还缺什么?》等著作作出介绍和评说。这些著作,或呈现中国文化之酱缸本色,或讽刺士大夫之伪善虚骄,或研究中国近代化"出三峡"何以挫败,从不同角度论证了中国文化是一种有毒的文化。包括台湾在内的华人世界,必须刮骨去毒,剔除中国文化之毒素。
彻底否定中国文化,方能如胡适和刘晓波所说的那样"全盘西化"(全盘英美化),方能如圣经所说的那样"因真理、得自由"。
中国人如何脱胎换骨？
倘若迈过了以上三道门槛，就来到最后一道门槛上：对中国人的批判和反思。这不是种族歧视或自我种族歧视，而是凤凰涅槃、破茧化蝶般的置之死地而后生。
中国人似乎还没有做好这样的准备，中国人不愿承认其国民劣根性。世界各国的知识分子都写过类似于《丑陋的美国人》、《丑陋的日本人》、《丑陋的韩国人》的著作，作者并未受到国人的责难，反倒得到国人的尊重。唯有写下《丑陋的中国人》的华人作家柏杨，多年来成为同胞的众矢之的，谤满天下。而我此前写的《卑贱的中国人》一书，同样遭到香港公共图书馆下架处理——大概单凭这个名字就严重触犯了香港的国安法。
对于今日中国“上面还是慈禧太后，下面还是义和团”的状况，中国人并非全然无辜。作家谭松在采访了诸多土改倖存者，记录下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景象，不禁追问说：“土改中的不少作恶者或帮凶都是同地主同村的村民，他们原本并非心狠手辣之人，但共产党一挑动，或者说一旦他们获得了可以公然作恶而又不受惩处的特权时，道德的约束便荡然无存，人性中的恶便汹涌澎湃，看得见的，是一个个争先恐后扑向同类，比野兽更凶残。中华民族以儒家为主的文化传统为什么对突如其来的恶如此没有抵御力？朴素的老百姓为什么这么容易就转变为凶手和帮凶？面对谎言欺骗、暴力镇压和利益诱惑，人性只有扭曲、败退？”
这是一种屈原式的天问。我在本书中试图寻找答案：在中国，加害者和被害者的界限早已模煳不清，大多数人两者兼而有之。那些在郑州街头围攻西方记者的市民（他们大多数是无权无势的草民），不敢将矛头指向玩忽职守、草菅人命的官员，却将前来揭露真相的西方记者当做眼中钉、肉中刺，百般辱骂羞辱。那些积极传播中国武汉肺炎病毒来自美国的谣言的中国网民，并不一定是拿到“五毛钱”的职业网军，更多是业余“自干五”、是心甘情愿的“爱国贼”，他们认为他们是自由的，因为他们拥有骂美国的自由。
共产党员是中国人吗？现今的中共党员再加上其直系亲属，接近中国总人口的半数之多，难道他们都是天外来客？在东京奥运会上，多名中国运动员在运动服上别上毛主席像章，跟别有金正日像章的北韩运动员相映成趣。中国运动员以在赛场上爆粗口为荣，中国网民肆无忌惮地辱骂台湾、日本、美国等几乎所有国家的运动员——甚至包括自家的运动员，而那些为台湾运动员加油的台湾艺人亦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由此观之，除了极少数的清醒者之外，几乎所有中国人都已然“共产党员化”了（即便他们没有入党）。所以，同样是共产党，东方的共产党比西方的共产党更残暴、更丑恶，其背后当然有文化与人性的原因。
在漆黑的旷野中，亦有星火点点。我在本书中介绍了余英时、方励之、管惟炎、赵紫阳、哈金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故事（他们的回忆录、传记或文学作品）。他们中，有的人以中国人的身份去世，有的人早已在国籍上摆脱了中国公民的束缚，有的人在种族上与子虚乌有的中华民族一刀两断。无论如何，他们都是爱自由的人，用不同的方式奔向自由，并成为黑暗时代的持灯人。余英时断然宣称，只要中国还在共产党的统治下，他就绝不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实现了自己的誓言；方励之勇敢反驳邓小平“给人民民主权利”的谬论，教导学生认识到“天赋人权”的常识；管惟炎与方励之双剑合璧，打造了一九八零年代中科大的黄金时代；赵紫阳放下屠刀，不惜付出晚年失去权力和自由的代价；哈金寻求“自由生活”，用文字创建了心灵家园；嘉乐顿珠为图博的自由独立奋斗了大半身，退休后开了一家制面工厂，心安理得地快乐生活。他们的生命轨迹各不相同，但他们有一点是相同的：他们都热爱自由并拥有了自由。让我们读他们书，让我们与他们一道前行。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