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学运同样风起云涌、惊涛拍岸
谭嗣同说过，中国两千年之政，秦政也。所谓秦政，至少包括两方面：皇帝一人独裁和首都中央集权。共产红朝号称反封建，却把两者全盘继承下来。过去，北京是帝都；如今，北京是共产党的权力中枢，毛泽东晚年曾对来访的尼克松说：“我无法改变整个世界，我只是改变了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在当代中国，北京中心主义根深蒂固，北京汲取全中国各种资源，以供盘踞在此的统治阶层自肥，而关于首都北京的论述，也一叶障目式地成为关于全中国的论述。
耐人寻味的是，即便是反对派的论述也遵循北京中心主义原则。比如，长期以来，对八九民运史的书写就始终以北京为中心，刻意忽略其他省份和城市。这场运动被称为天安门运动，但实际上，这是一场席卷全国的民主运动，天安门是一个关键场所，但绝非全貌。澳大利亚学者林慕莲在《重返天安门》一书中揭露了发生在成都锦江宾馆的另一场屠杀，在成都长大的我居然第一次知道此真相。可见，“在地”者其实是多么地“离地”。
八九民运应当是一幅全国拼图，每个地方的参与者都有责任拼上自己那一块马赛克。南京学生领袖吴建民的回忆录《岁月有痕》，为之拼上了关于南京学运的关键部分。吴建民出生于高级军官家庭，当过兵，在南汽集团工作过，一九八九年，他即将从江苏商业干部管理学院毕业，学运爆发后，他全身心投入其中，一生的轨迹因此改变。与大部分直接从高中考入大学的本科生相比，他当时已二十六岁，有丰富的工作经验和社会经验，有勇有谋，妙语连珠，也有组织管理才能，很快就脱颖而出，成为南京学生领袖之一。
南京高校的数量、学生在校人数的规模，在全国排第三，仅次于北京、上海。在这本回忆录中，吴建民详细描述了南京学运的过程和特征，与北京学运相比，既有共性，也有其特色。南京高校以南京大学为主，迅速模仿北京成立了一个指挥南京地区学运的指挥部“南京高等院校学生自治联合会”，前后任职常委的七个同学，清一色是南大学生，外校学生一个都加入不了，这在北京学运中是不可能出现的情况。在南高联之下，又建立“参谋部”，“参谋部”汇集各校的骨干，每天处理日常事务，这是北京学运中没有的建制。
学运过程中，吴建民提出“北上运动”的构想。他认为，南京作为民国故都，有民主血液，南京的学运领先于南方各城市，所以不能满足于一城一地，应当率先发起“北上运动”，步行前往北京，沿途将安徽、山东、河北、天津的学生都动员起来，像滚雪球般壮大。当这支队伍走到北京时，就有条件在北京组成“全国高校学生自治联合会”，然后以“全高联”而非“北高联”的身份与中共当局对话。
一九八九年六月一日，南京学生组成“南京高校北上民主长征团”，从鼓楼广场出发，徒步前往北京。吴建民任“北上指挥部”副总指挥。这支数千人的队伍，一路突破围追堵截，六月三日，到达安徽滁州师专集结休整。六月四日上午，队伍本要出发，天上下起大雨，不得不等一等。他们还不知道，北京已发生了一场大屠杀，这场突如其来的大雨，似乎是悼念死难者。江苏和安徽两省派来大量客车已拦在队伍前面，且还有很多荷枪实弹的武警。前来劝诫的江苏省常务副省长兼教委主任杨咏沂告诉吴建民，北京已清场，现场的武警将不惜一切手段阻止学生前进。吴建民和指挥部其他人员被控制起来，大部分同学都被推上大客车带回南京。少数先遣队同学骑自行车到了张八岭镇，遭到武装民兵拦截，并威胁说：“再往前走就开枪了！”最终“六四北上”的终点站，就在张八岭镇画上了句号。
屠杀之后的抗争，更是可歌可泣
被带回家后，吴建民被软禁在家一个星期，然后回到学校。六月二十日，南京市公安局发布“南京市高自联通缉名单”，他名列其中。学校保卫处官员把他带到公安局。随后，尚有良知和风骨的学校王院长将其保释出来，让其参加毕业考试。但上级命令扣下其毕业证书，并要求他每天到“清查办”交代问题。
当时，吴建民和其他南京学生领袖听说香港有“黄雀行动”，但他拒绝流亡海外，对逃入美国使馆的方励之夫妇无比失望，“导师跑了，丢下万千他的追随者跑了！……那我们这些学生怎么办？我们也可以跑吗？大使馆装得下成千上万的参与六四学潮的学生吗？”他表示：“我反对临阵脱逃！反对当中国民主碰到困境时就选择逃亡国外！”他慷慨激昂地对同仁说：“我愿意付出青春、付出热血，比起那些已经在天安门广场死难的同学，我们责无旁贷，应该留下来坚持！”
随后，吴建民发动大家办刊物、建立组织，完善“后六四时代”的抗争机构。他到上海、肇庆等地与香港支联会派来的人碰面，对方带来资金资助。二十多年后，吴建民流亡美国，原本计划到香港向支联会致谢，香港局势却江河日下，支联会被迫解散，他本人根本不可能入境香港。
此时的吴建民，经过“六四”屠杀，已完全看清中共的邪恶，有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推翻中国共产党，结束中共一党专制，为“六四”死难者讨回公道，为中国人民争取自由解放，为实现一人一票的公平自由民主选举，实现十四亿的人民人人过上有尊严的生活而奋斗。
一九九零年春，吴建民在鼓楼大街钟亭约见南京几所高校的主要学运领袖，和大家交流了建立组织机构的想法。他们讨论组建“中国民主前线”，并设立最高常务委员会，吴建民被推举为主席，副主席为彭万忠、李勇，李力夫任秘书长兼常委，委员有王立军、王小泉、段小光、王建华、刘格等，他们大都是学生或青年教师。这些反抗者都不为外界所知。
一九九零年代初，在中国其他地方，如北京、成都、广州、杭州等地，类似以秘密组织的形式展开反抗的群落还有很多。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北京语言学院年轻教师胡石根等发起的“中国自由民主党”活动，仅在北京就有数十人被捕，被判刑的有十五人，也称“十五人案”。西北大学有张明案，兰州大学有丁矛案，成都也有廖亦武等人的“大屠杀电影”案。“六四”前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有不少是随大流，也有不少是投机者，因为人们普遍乐观评估这场民主运动可能会成功；“六四”后仍然参加民主运动的人，才是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精卫填海式的真英雄，因为此时的反抗无异于以卵击石、螳臂档车。
过去，由于资讯有限，我曾撰文批评，中共枪声一响，反抗运动灰飞烟灭，比不得韩国的反抗运动——光州事件中，全斗焕军政权杀人的凶残一点也不亚于中共，但韩国的抗争一直此起彼伏、前赴后继，韩国人似乎比中国人更有血性。但后来当我陆续读到廖亦武、刘贤斌、吴建民等人的回忆文章和回忆录，就修正了自己的看法——中国不是没有鲁迅所说的“埋头苦干的人，拼命硬干的人，为民请命的人，舍身求法的人”，只是他们“总在被摧残，被抹杀，消灭于黑暗中，不能为大家所知道罢了”。就连在文革最黑暗的时代，杨小凯在狱中也接触到各式各样组党反抗暴政的勇敢者，只是他们都被屠戮殆尽。中国未能像韩国那样实现民主化，不是因为中国人比韩国人更怯懦，而是因为中共政权比韩国军政权残暴千百倍。反抗中共暴政，需要具备前所未有的勇气、智慧和韧性。
他的刑期之长，超过二十一名被全国通缉的北高联领袖
吴建民等人低估了共产党的邪恶和人性的幽暗，他们的一举一动早已在中共国安部门严密监控之下。几个月后，国安部门就收网了，他与同仁纷纷被捕。多年后，他从狱中归来，才知道他们的组织早已被中共渗透。与他一起赴外地会晤支联会代表的女同学吴蔚，向当局供出若干只有他们两人知道的行动细节。他出狱后在中国生活了十八年，其间慢慢与当年南高联的成员恢复联系，只有吴蔚从未出现过。另一名经吴蔚介绍进入地下组织核心圈的女同学罗明娟，当时负责开设账户存入香港支联会转来的几十万资金，案发后此人一度人间蒸发，那笔巨款也不翼而飞。吴建民出狱后才知道，罗明娟顺利在南大完成学业，然后到广西国安厅工作，他这才恍然大悟——这个女生最初就是当局安插在他们身边的卧底。吴建民也认为，那个唯一名列全国通缉令名单、日后在美国混得风生水起的南京学生领袖也是同一类人。中共是靠搞地下活动和秘密组织起家的，这些单纯天真的学生的所作所为，在其眼中如同过家家般幼稚。
国安部门一开始企图诱骗吴建民充当线人，联系香港支联会人员来内地与之会晤，然后将来人一网打尽，却遭到吴建民严词拒绝。当局将不予配合的吴建民重判十年，他的刑期比全国通缉的二十一个学生领袖都长。江泽民以是否重判“六四”学运领袖作为各省站队的态度。紧跟江泽民的省份，自然向中央献投名状，对本地学运领导人判得很重，受刑人在狱中的待遇也更恶劣。当年被关押在秦城监狱的刘晓波，后来读了廖亦武在四川坐牢的回忆文章之后感叹，廖亦武坐的监狱犹如地狱，与之相比，他在北京的监狱中简直如同天堂。
吴建民在回忆录中详细讲述了自己从看守所到监狱的铁窗生涯，他曾被上“半步镣”，被单独关押在长宽只有三米、以黑色橡皮封闭的号房里，巨大的顶灯二十四小时都照着人。他多次遭受国安人员、狱警、牢头狱霸酷刑折磨，他说：“我唯一能保护自己的方法，就是不怕打！”最恐怖的一次，他被带到操场上，有犯人蹲在一个圆圈中，周围有六头狼犬眈眈相向。警卫红旗一挥，六头狼犬就扑上去。犯人抱着头，趴在地上嗷嗷惨叫。狱警严厉警告：“你不服从管教，下次就轮到你了！”吴建民差点吓得晕过去，他写道：“这一次观刑体验，让我直接感受到，在中共的血腥历史上曾经多次发生过、有多少普通犯人被带出去观斩、看其他犯人被枪决的血腥场面！我不知道，古今中外还有哪个政权、哪个政党能比中共更邪恶、能比中共更残暴！这个场面给我的刺激很大，以致多年后，我经常在梦中梦到这一幕。”他在狱中听说有一些犯人配型成功后被活摘器官，他的老军医的父亲悄悄告诉他一个办法，让他体检时尿液含血量超标，由此逃过被列入器官移植名单。
吴建民被捕后不久，时任美国国务卿的贝克访华，向中方提出释放政治犯的要求。与之会谈的中国外长钱其琛在回忆录中写道：“名单中有‘吴建民’其人，我向贝克说，我们的新闻司司长叫吴建民，正在现场。此时，吴建民答道：‘在。’贝克见状，反应还算机敏，马上说：‘你放出来了。’引起哄堂大笑。”从此细节可看出，中国的“战狼外交”不是近年才出现的，钱其琛一副痞子无赖嘴脸，装疯卖傻、李代桃僵，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将该细节写入书中，殊不知这是要遗臭万年的。贝克奉老布什之名访华，要跟中国恢复商贸关系，对这种恶作剧无从深究。二十多年后，贝克在美国会见流亡出来的吴建民，当初他对包括吴建民在内的名单上的政治犯或许确实真心关切，但受制于美国的对华外交政策，无数像吴建民这样的良心犯最后就被忽略不计了。
一九九零年代初，因中国拥有数亿奴隶劳工的“低人权优势”（用今天的说法就是“韭菜”和“人矿”）及庞大的市场，西方迫不及待地把“六四”翻篇，把中国纳入经济全球化体系。在此背景下，中共政权重新恢复了自信，学者白信评论说：“中国政府在一九九零年代与美国国会的年度最惠国待遇谈判中，玩弄以异议人士换市场的人权政治，从而不仅逃避屠杀责任，也逃避真正的人权责任，而且造成中国自由派知识分子至今仍然无法突破对邓小平一九八零年代改革开放的幻觉。”
一次反对中共，一生都反对中共
一九九七年，吴建民提前获释。南京国安不允许他在户籍所在地南京工作和生活，他只好到无锡经商。
一九九零年代末以来，吴建民经商有成，创建的广告公司拥有两百多名员工，在当地排名前三甲，但他的公司无法到银行贷款——他和他的公司早已上了黑名单。像他这样的政治犯做生意，只能是小规模，只能“小富即安”，若是企业发展大了，就会被盯上并搞掉。他致富了，在社会上是有头有脸的企业老总，是当地商会的秘书长。然而，“六四”的标签一辈子都贴在他身上，他刚开始谈恋爱，女友的家人就受到国安恐吓。他与第一任女友到了谈婚论嫁阶段，女友的父亲是一名高工，强迫他写一份绝不参加政治活动的保证书，他拒绝此一无理要求，这桩婚事就告吹了。
中国政府用有限的赚钱的自由来锁定民众，导致“六四”后没有几年，民风骤变，唯利是图。中产阶级群体中，并未如西方现代化理论那样出现民主诉求，政治冷漠症非常普遍。美国政治学家萨托利在《民主新论》中指出，在很多国家，公民的冷漠症和非政治化是普遍的，且跟贫困和教育水平低下无关。“即使人人都受过大学教育，也没有理由期待人口中的政治觉悟会有显著的变化。普通教育不太可能带来政治教育得到明显改善的公众。”经济学家熊彼得也说：“典型的公民只要一进入政治领域，其思維能力就会降至更低的水平，他将在他的现实利益范围以内，以随时准备承认自己的幼稚的方式去进行评论和分析。他再次成了原始人。他的思想变得易于人云亦云，易于受到感染。”
虽然有钱了，吴建民仍然缺乏安全感和尊严感。他的护照被国安扣在手上，他要出国洽谈商务，国安派人与之同行。后来，他组织小区业主维权，对抗大型国企苏豪集团和华润集团。这场维权活动并不涉及政治诉求，只是捍卫业主的经济利益，最后大获全胜。但在此过程中，他杰出的组织管理才能再度引起中共当局的警惕。若是每一个像吴建民这样的业主委员会主任都转变成基层政治运动的号召者，中共的权力必然受到挑战。这也是后来中共出重手打压业主维权运动的根本原因。
吴建民对“六四”念念不忘，总是想着继续做点事情。习近平刚上台时，中国国内出现一股乐观气氛，他和友人觉得可以通过举办大型的纪念赵紫阳的活动来为“六四”正名打开一个突破口。然而，二零一四年，广州原高自联领袖于世文和妻子陈卫因在黄河大堤上公祭赵紫阳而被捕。由此，吴建民得出结论：习近平与毛泽东和邓小平一样是独裁者，是民主的敌人，正如萨利托所论：“民主就是非个人独裁，是个人独裁的准确的对比词和确定无疑的对立词。这意味着民主是指以反对个人化的权力、反对统治公民的权力属于某个人为特征的一种政治制度。权力不是任何人的‘财产’。更具体地说，民主制度信守的原则是：谁也不能自封为统治者、谁也不能以个人名义不可改变地掌握权力。正是由于否定了个人独裁的原则，民主准则才成为人对人的权力只能由他人授予，并且它总是且只能是在可以改变的基础上。因此，领导者必须是从被领导者自由的、不受约束的选举中产生。”百年来，中国的反民主本质从未改变过，追求民主就必须反共。
二零一四年，吴建民的一位在中央机关工作发小给他发来警示：在一份重要的黑名单上出现了他的名字。后来，这张名单上的人大都在“七零九”大抓捕中落网。在“七零九”前数月，吴建民携妻子和双胞胎儿女流亡美国，可谓间不容发。在美国这个自由之地，他创建名为“建民推墙”的自媒体，“每天一讲”，类似于当年冉云飞的“每天一博”，已做了两千多期节目，突破中共网路封锁，吸引数十万国内外受众，几乎以一人之力对抗新华社和央视的洗脑宣传。从“六四”的广场走向自媒体，反抗的方式“进化”了，但他对民主自由的信念，始终如一、痴心不改。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