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北美的华人社群中，我发现一个相当诡异的现象：虽然大家都说生活和工作的压力很大，忙得不可开交，却又耗费很多时间在中国的“微信圈”上面，乐此不疲地讨论关于美食和养生等主题，微信圈让身体生活在美国的华人在精神上又被拉回到他们试图逃离的中国。很多人更是一集不落地看完了中国拍摄的每一部冗长的古装宫廷戏，孜孜不倦地学习其中蕴含的“潜规则”和“厚黑学”。他们为什么喜欢看中国的垃圾电视连续剧呢？作家哈金说得好，很多生活在北美的华人，如同风筝一样，看上去飞得很高，但绳子仍然牵在别人手中。那牵着“绳子”的无形之手，不仅是共产党的宣传洗脑机构，更是学者孙隆基所说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
无论是中国国内的民众，还是海外华人，很多人都喜欢观看中国的电视真人秀节目《中国式相亲》。年轻的单身男子带着父母上电视寻找结婚对象，男方父母坐在台前，对女嘉宾的年龄、学历、婚恋经历品头论足，年轻男士自己则句句声称要寻找一个“能照顾我”的合适伴侣。对此，心理谘询师和作家武志红指出：“这是婴儿最基本的一个反应——找妈妈。在他们眼里，对方只是一个客体，这也是婴儿的特征，自己是全世界的中心，万事万物都是为自己服务的。”由此，武志红发现了一个可怕的事实：“多数国人，都是巨婴，这样的国度，自然是巨婴国。”他以多年从事心理谘询师工作积累的素材写出了《巨婴国》一书。
《巨婴国》不是小说，却可以跟乔治•奥威尔的《动物庄园》和老舍的《猫城记》媲美。何谓“巨婴”？就是成年的婴儿，身体已经发育为成年人，心智水平却还停留在婴儿阶段。婴儿，特指一岁前的孩子；巨婴，即是心理发展水平停留在一岁前的成年人。武志红认为，中国人的集体心理年龄，没有超过一岁，还停留在口欲期。“巨婴”这个概念是武志红多年来对孝顺、集体主义等中国式社会伦理思考的一个批判性总结，更可以“强有力地解释很多中国经典的社会文化现象”，诸如网络谩骂、夫妻冷战、少女找“干爹”、病人砍医生、小粉红、五毛党、毛粉、排外义和团……以巨婴之理论剖析诸多中国社会热点问题，如同庖丁解牛、游刃有馀。
中国人要摆脱巨婴的状态，需要付出极为艰辛的努力。武志红坦率地指出：“拿我自己举例，我今年四十二岁，作为心理医生，我一直在探索自己、认识自己，在我四十岁的时候才刚刚成为一个不是巨婴的人。”在中国，大家都被要求“听话”：在家要听父母的话，在学校要听老师的话，在社会上听领导的话、听政府的话。从古至今，父父子子、君君臣臣。中国人是按照别人的意志来活的，中国人的生命力没有得到锤炼，这就意味着人不可能成熟。武志红呼吁说，中国人要学会“我选择，我自由，我存在”，“必须作为一个真实的、活生生的人，为自己的人生做出选择”。
从“类人孩”到“巨婴国”
武志红毕业于北大心理系，比我晚两届。《巨婴国》这本书，既是一本心理学著作，也是一本文化批判的著作。武志红承认自己的思路受到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以及孙隆基的《中国文化的深层结构》的影响，他却没有提及北大学长、独立作家余世存在十年前提出的“类人孩”这个概念。其实，“类人孩”与“巨婴”一脉相承，互为印证，只不过“巨婴”比“类人孩”显得更为通俗和形象。
余世存最有名的一本书《非常道》的后记名为《关于类人孩语》。二零零二年，余世存找到了一个可以概括中国人生存状况的词汇“类人孩”，并以此建构起一套“类人孩的史观”。所谓“类人孩”，就是那些离文明仍然遥远，无知于权利、权利不得保证、心智蒙昧而身份可疑的人群。他们在野蛮和文明之间徘徊不已、自得其乐。他们远未成为现代社会的公民，还是帝制时代的“子民”——子民就是孩子，就是类人孩。
后来，余世存爲《动物庄园》做了一本特别的注释本，即直接命名为《类人孩》。他虽然只是使用苏联的历史素材来对照《动物庄园》中的情节，但明眼人一眼就可以看出跟中国的相关性。余世存叹息说，从文明史的角度着眼，类人孩状态是中国人需要告别的一种生活。“说到底，无论做坏孩子还做好孩子、乖孩子，还是做老小孩、老顽童，都是一种非成人状态。……无论直觉、痴情、笃信、善意、童心有多么美好，个体参与合众的民族社会里，最值得称道的是个体能够免于匮乏和恐惧，是个体能够与社会有效（文明的成人理性）的交往沟通，是个体有着成人般的关怀和责任，有着成人般的自信和参与。”
然而，十多年过去了，中国人并没有走出“类人孩”的状态，走向成熟、自信、独立的人格，反倒在顺民、臣民、草民的泥潭中越陷越深。余世存离开风沙扑面、雾霾迷城的北京，到阳光灿烂的云南丽江寻求自然真实的生活，如同一九八七年在清除精神污染的政治运动的压力下，远赴西南边陲寻找“灵山”的高行健。京城或者中原已经沦丧了，在少数民族居住的区域，是否可以找到未被污染的、清新刚健的生命形态？余世存没有给出答案。而武志红接着往下探索，提出了“类人孩”的升级版“巨婴国”。
在《巨婴国》一书中，武志红透彻地分析了巨婴的“全能自恋”心理，而此心理即集体主义和愚孝的深层心理机制，这样的心理机制下，催生了中国好人、控制狂、被迫害妄想、无助感、不安全感、躁狂抑郁等一系列当下普遍存在的心理问题。在大多数时候，心理问题不仅仅由生理原因引发，而与社会环境和制度息息相关。东德心理治疗医师汉斯-约阿希姆•马茨（Hans-Joachim Maaz）在《情感堵塞：民主德国的心理转型》一书中详尽地分析了民主德国压力性体制对民众造成的心理后果，长期压制的结果，是人人都患上了情感缺乏症：自卑、没有安全感、猜疑、失望和虚无。由于背离了自己的天性，所以东德人感到无依无靠，因此渴望依赖，企盼权威。
对于统治者来说，巨婴是最容易形塑成奴才的素材。在中国的官场上，哪一个不是巨婴？天津市委书记李鸿忠肉麻地吹捧习近平的讲话充满了“新思想新论断新要求”，“纵贯古今、指引方向、气贯长虹，体现了鉴史、立论、定向的高度统一，是一篇马克思主义纲领性文献”，更是高喊习核心，“核心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信心、就是力量”。在中国的文坛上，哪一个不是巨婴？作家莫言在文代会上颂赞习近平「的确是一个了不起的人，一个博览群书的人，一个具有很高的艺术鉴赏力的人，是一个内行」，「是艺文工作者的读者和朋友，当然也是我们思想的指引者」。此类言论若用武志红的话来评论就是：“装孙子装奴才，成了一个普遍选择。或者是有觉知地做奴才而等着有一天翻身，或者是做了奴才而没有觉知，反而去美化做奴才的哲学。”
儒家文化是滋生巨婴的温床
武志红在北大念书期间，曾经患上严重的精神抑郁症，停学一年。痛定思痛，他对自身遗传的精神毒素从不讳言。他在河北落后的农村里出生长大，“家族很变态”，因为爷爷奶奶的欺压，他的母亲患有严重的抑郁症，每一次家庭矛盾爆发都气得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父亲在三十岁时，也因与父辈的冲突而气得满口牙齿掉光，真真是“打落牙齿和血吞”。
有毒的父母，自然养育出沾染毒素的子女。经过数年的心理咨询工作后，武志红从“对孝顺的那种克制不住的愤怒”，到“对国人的集体潜意识理解得越来越深”，而转向一种客观理性的分析和评论。他认为，巨婴是中国式的人际关係的产物，“儒家文化的存在、孝文化的存在，特别是三纲五常，就是基于多数国人是巨婴这一事实而设计的。尽管中国有五千年文明，我们却一直活在荒原之中，按照孝道等规则来生活。”
儒家文化提倡“孝道”，有扭曲的孝顺原则而没有发自内心的爱，由此塑造出层出不穷的伪君子。儒家文化提倡“家天下”，由家族而形成国家，偏偏没有个体的自由与尊严。在中国，家族是国家的缩影，国家是家族的放大，人在极端复杂的关系网络中毫无主体性可言。在一元化的权力结构中，除了皇帝之外，所有人都处于被动的、从属的地位。所以，人人都有一个皇帝梦，即便不能成为紫禁城里独一无二的皇帝，也要在自己家中充当皇帝的角色。所谓“三纲五常”，使得中国的家庭残缺不全、彼此伤害，如武志红所说：“我们的家庭模式，多数真是符合了有问题家庭的模式：一个超焦虑的母亲，一个严重缺席的父亲，和有问题的孩子。”
颇有讽刺意义的是，中国人到台湾旅游的时候，往往会对台湾保存了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感叹不已，他们看重台湾真实存在的是儒家文化中温良恭俭让的那一面，甚至对蒋介石当年发起的“中国文化复兴运动”赞不绝口。其实，台湾人的礼貌与秩序并非来自于中国的传统文化，而是日治五十年留下的正面遗产。而儒家文化对台湾来说，并非正面遗产，而是阻挠台湾迈向现代化的“负资产”。耐人寻味的是，在迷恋儒家文化这一点上，台湾的中国国民党和民进党居然跟中国共产党一模一样：民进党的政治新星、台中市长林佳龙，是美国耶鲁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却大力支持散发着阴沟中臭气的“读经运动”，诱骗孩子们阅读背诵《弟子规》之类即便在儒家系统中也是等而下之的文化垃圾。台湾民主化三十年了，但要走出中国黑暗文化的笼罩，还有更长的路要走。
巨婴通常既自私又残忍，巨婴国就是吃人国。华裔作家哈金说过：“我看见中国的形象是一头老母猪，既老朽又疯狂，竟然会吞下自己的孩子来维持自己的生命。她贪得无厌，过去就吃掉许多幼嫩的生命，现在又狼吞虎咽新的肉和血，而且肯定还会吞下更多的。”武志红所说的巨婴，哈金说的“老母猪”，如同刘晓波所说的“老小孩”。刘晓波早在八十年代就指出：“关起门来看自己，真觉得艳美无比，俨然仪表堂堂的男子汉，几千年悠久的文化灿烂得令人目眩；打开门再看自己，顿时相形见绌，非但谈不上艳美，反而倒像个满脸皱纹，拄着杖却又要吃母乳的老小孩，源远流长的文化就像一身俗不可耐的古装，除了作为陈列品之外，便毫无用处。说得挖苦点，中国人在近现代世界史上不是作为人，而是作为奴隶而生活的。”这真是英雄所见略同。
习近平是一个典型的巨婴
《巨婴国》出版之后，一时洛阳纸贵，却又很快被有关部门强令下架。出版方在发给书店的一份紧急通知中说，是因为书籍的“质量”有问题才下架。这是明目张胆地说谎，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巨婴的反应——就跟中国政府突然以消防不达标为由关闭在中国的数十家韩资乐天超市一样。外交部发言人耿爽称，中方欢迎包括韩国企业在内的外国企业在华投资兴业，依法保护外国企业在华合法权益。同时，有关企业在华经营也必须依法合规。这种做法如同当年慈禧太后的两面三刀：一面暗中指使义和团火烧教堂，一面又说“欢迎外国人来华传教”，表面做人、暗中做鬼。堂堂大国，所作所为如此下三滥，哪能让别国人羡慕和尊敬？
那么，共产党为什么连《巨婴国》这样的心理学着作也怕得要命？因为这本书揭示出了一个真相：习近平就是一个典型的巨婴。
武志红指出，巨婴有三个主要特征。第一是“共生”。六个月前的婴儿觉得，我就是妈妈，妈妈就是我，我们是一体的，我们共同使用一个身体和心理。病态共生，在国人中实在是太常见了，如大家庭、集体主义、没有界限、拒绝AA制、以己度人、统一思想……特别关键的是，在这个溷沌的、合一的共同体中，只有一个人说了算，而这个人当然最好是自己。这就构成了共生中的各种冲突，武志红称之为“共生绞杀”。
习近平不就是这样的“共生者”吗？他不能忍受邓小平之后政治局常委分权的权力格局，而要回到毛时代全党上下都成为一个“战斗集体”的状态。他要让中国人都做同一个“中国梦”，甚至要把这个“中国梦”推广到全世界。
第二是“全能自恋”。六个月前的婴儿会觉得，我是神，无所不能，我一动念头，世界就该按照我的意愿运转，否则，我就会变成魔，有雷霆之怒。中国男人多有皇帝梦，中国女人多有皇太后梦，这个梦的原动力就是，希望拥有无上权力，让整个世界围着自己的想象转。绝对意义上的皇帝和皇太后，只能有一个，要端坐在皇城中。但在每一个中国式的单元中，都有一个皇帝或皇太后，如中国式的大家长，如单位中的一把手……这也是孝顺或听话哲学走红的根本所在。
习近平也患有“自我认知障碍”，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却要在所有出访的国家背诵一张该国文豪的名著书单。他不觉得秀书单是耻辱，而觉得是荣耀。他以自己为核心，以成为“核心”为人生目标，所有的中国人都必须唯他一人马首是瞻。
第三是“偏执分裂”。婴儿活在极端对立的两种感觉里，一旦被照顾得很好，他的全能自恋就得到满足，就会有神一般的感觉——我一动念头，世界就会按照我的意愿运转。一旦没被照顾好，他就陷入彻底无助中，同时也会生出暴怒，恨不得毁了这个世界，或者自己。
独裁者大都处于精神生活的“婴孩期”。汉斯-约阿希姆•马茨在《情感堵塞》一书中以东德共产党总书记昂纳克为例分析说：昂纳克大权在手，本可主动变革，可他的恐惧心理极强，他在传记中谈到极端匮乏的童年，为抚平伤痕，他塑造出一个没有缺点的、不真实的“伟大母亲”，这就是“过度代偿”的产物。在“伟大母亲”阴影下，昂纳克婚姻不幸，因为没有女人能同样“完美”。对曾经匮乏的人来说，制造匮乏不是最大的满足吗？对曾经恐惧的人来说，能恐吓他人不是最大的解脱吗？齐奥赛斯库最明白这个道理，他专门派人到孤儿院去招募保安人员。
习近平何尝不是如此？与大部分共产党高干子弟一样，他从小就缺乏父母之爱，父母将革命事业放在家庭之前。少年时代，他经历了父亲一夜之间从副总理变成国家敌人的变故。他的父亲和母亲都被关押，他一度流浪街头，然后下放陕北农村当知青。在物质和精神极端匮乏的状态下，他竭尽全力向上爬升。等到掌握大权之后，他才暴露出偏执分裂的本性，他用最粗俗的言语鼓动民间的民粹情绪，又以在西方受到国王般的尊贵待遇为荣。
《巨婴国》一不小心说出了皇帝的新装的秘密，它遭遇下架的命运也就在情理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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