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上一篇文章《也说歧视》发表之后，一位读者给了我反馈，认为欧美社会对于中国人确实存在较严重的歧视，我觉得有必要以这篇文章来补充我对歧视的思考和认识。也以此作为我对那位读者的答复。
1993年春天，一天中午，我和我先生莱瑞约定，在他办公室附近的餐厅一同午餐。莱瑞当时刚上任德美商会（美国西海岸）会长，办公地点在旧金山金融区，紧邻唐人街。我早到了十几分钟，便在餐馆附近漫游，无意间踏入一个地下室，挂的门牌是“旧金山华人历史陈列馆”。幽暗的馆内，一盏灯聚焦在迎面的巨幅摄影肖像上：一个晚清打扮的中国美人，绫罗加刺绣的盛装，神情淡定，姿态雍容。同框的还有些白种路人甲、乙、丙、丁，皆对她投以猎奇、惊艳目光。我赶紧凑近，去读解说词，看看这位在十八世纪就为中国女性赢得如此回头率的移民先驱是谁家贵妇。却只有一句话的介绍，说她是1880年代的唐人街名妓。整个陈列馆里，挂的照片多半是一位叫阿诺德. 根舍（Arnold. Genthe）的摄影作品。根舍捕捉了唐人街华人的种种珍贵瞬间，使我隔着一百多年历史，首次了解到我的移民先辈们的生存状态。我当即买下了一本根舍的摄影集，发现他在德国获得博士学位后移居美国，也许并不比他的唐人街肖像人物们移民资格更老，在他把好奇、猎奇眼睛藏在他的摄影镜头后面时，也是刚落脚这座雏形中的旧金山。根舍不是专业记者，仅仅爱好摄影，而把当年十分昂贵的胶卷用于拍摄中国人形象，可想这个远涉重洋的异类族群，激起了他怎样强烈的探索欲。
我的探索欲不亚于根舍。那位无名氏名妓让我过目难忘。不久，我请莱瑞帮我在图书馆搜寻一切有关旧金山淘金时代的历史书籍，以及一切有关早期华人移民美国的史料。幸好我有位朋友精通查阅资料，他在莱瑞搜索到的史料基础上，又在伯克利大学图书馆为我找到了十来本书。我开始阅读不久，发现旧金山后淘金时期，简直就是对华人作为族群加以歧视和排斥的历史。在读完所有书籍之后，我也没有解开根舍肖像照里的名妓身世之谜，甚至连她的姓名都没有找到，但我心里已经有了华人在1860年代末到1930年代生活图景的完整长卷。我开始写作我一生中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扶桑》。我用史料里的一句记载“据统计，当时旧金山有两千多个白种男孩用他们午餐和糖果的零花钱定期造访中国妓女”。据此，我构思了“扶桑”这个形象，以一个白人男孩克里斯对年长他多岁的中国妓女扶桑的旷世之恋，描写华人移民先驱的苦难和屈辱。 克里斯对扶桑的爱，是自相矛盾的，从不懂到企图懂得，产生了执念般的爱，进而产生拯救扶桑于她晦涩难解的华人社会的执念，最终断送了扶桑对他的爱。扶桑之所以美，是因为她植根于她苦难重重的古老民族和历史。这个漂洋过海迢迢万里而来，不被其他文化所化的种群，被相似宗教、文化背景的人们视为“他者“。小说中的作者（也是小说中人物）对扶桑说：”你不知道这个城市怎样恶意看待来自遥远东方的梳长辫的男人和缠小脚的女人。……他们嘀咕：这些逃难来的异教徒。（他们管女性华人叫She Heathens, 男性华人He Heathens，用称呼牲畜、兽类的叫法，来称呼华人）。他们看着你们一望无际的人群，慢慢爬上海岸。他们意识到大事不好；这是世上最可怕的生命，这些能够忍受一切的、沉默的黄面孔将在退让和谦恭中无声息地开始他们的吞没。就像我们这批人涌出机场闸口，引得人们突然向我们忧心忡忡地注目一样，警觉和敌意在这一瞬间穿透了一百多年历史，回到我们双方的内心。”
当时白人对华人列举的种种“罪状”，包括华人吃陆地上和海洋里一切乌七八糟东西，（那时一些白人不认识虾，把它们当做海里的虫子），包括他们的运输方式——用扁担挑担子，包括他们的装束：男人留辫子，女人缠足，包括他们面部表情不可读，他们的不可交流，或者在交流中表现的沉默（因为不通英文）。“罪状”还包括，华人接受仅次于奴工报酬的低薪、接揽白人工友们罢工丢下的活计，甚至包括他们“不堪入耳”的乐器和戏曲唱腔。当然，华人世界的“堂斗”（各黑帮间的械斗）、鸦片馆、妓馆、赌场，是被列为“罪状”之首的。而不能同理的是，当时各国都在旧金山开妓馆、赌场。旧金山当时男女比例是二十多个男性对比一个女性，那样的单身汉社会使妓女当街受到绅士们脱帽致敬的礼遇。至于鸦片，那是西方殖民者们引介给中国的。以这些种族文化的差异，白人们感到他们的生活方式受到了威胁。随着旧金山城市的渐渐成熟，被淘金浪潮落在后面的宗教、法律系统渐渐跟进了这座溶各种移民文化与一炉的城市。这些以基督教文化为优越的人们，认为华人在宗教和文化上居于劣势。歧视上升到了理论高度，甚至有人类学者从头颅造型，身体结构，评定华人的劣势，以此为他们歧视的根据。而在这些歧视华人的白人精英中，有一位我童年爱戴的作家杰克.伦敦。这位善解狼意的作家，让童年的我对那只叫做巴克的狼王流下了眼泪，而对于华人，他不解人意，认为华人是低劣于高加索、雅利安白种人的种族，不可能被美国主流文化所同化。
我们的先辈移民遇到的困境和我们当代移民相类似。先辈的华人移民，绝大多数是辛勤苦做，用血汗和耐力使他们的财富像灰尘一样缓慢增长。这样的先辈，铺就了美国中央大铁路最危险的路段，并创造了日铺轨最高记录。他们被其他种族的筑路工看成铁路大亨们的“宠物”，因为他们是最靠谱的建设者。但铁路建成后，对于华人的偏见和歧视已经形成常态，因而在庆祝大典上，大亨们没有提及华工的巨大牺牲和贡献。尽管如此，华人惊人的毅力和耐力，都给美国社会留下了最优秀的建设者的印象。我同时代移民美国的同学、朋友、熟人，绝大多数也都是美国的建设者，纳税者。他们都是在获得了高等教育后，进入了美国的各种公司和机构，以勤劳节俭，吃苦耐劳，精打细算，建起自己在异国土地上第一座家园。我周围的中国留学生朋友，绝大多数都是这样成家立业，成为了美国最可靠的纳税人。如胡适先生认为，一个社会归根结底只有两个阶级，纳税人和吃税人。前者，劳动阶级，后者，剥削阶级。我相信像我朋友那样的移民阶层是中国移民的百分之九十五，他们像我一样憎恨开豪车、吃救济的寄生虫同胞，更憎恨把救济摆在地铁口贩售的刁蛮大妈太婆。因为一千个吃苦耐劳、本分守规的华人纳税人的形象，瞬间就能被一个如此吃税人的言行毁掉。默默建设的华人是新闻中的“狗咬人”，而贩售教堂慈善食物的是新闻中的“人咬狗”，给人的印象是深刻而难以抹去的。就像把新冠爆发初期，在各国抢购口罩和其他防护用品的同胞们，正是他们毁坏了我们几十年默默工作，诚实交税的华人名声。而作为一个种族，名声上有了污点，因这些污点而为那个占极小百分比的败类连坐，并作为群体印象进入人们的记忆，固化为人们的成见（或偏见），这是不是我们族群的集体悲哀，集体冤屈？后疫情期的今天，当我在柏林遭遇德国人的冷眼或白眼，亦或粗鲁言辞时，我能感到，歧视又在苏醒，又在抬头。犹太民族反抗歧视的方式是，不是哭喊叫嚷，不是提高音量的控诉，而是以书本，以艺术，以影视来代代相传他们曾遭受的歧视之屈辱，以此来警醒全人类，一场意在种族灭绝式的大屠杀，就起源于日常那对于民族或文化差异的看不惯。犹太民族的精神遗产的一部分，是他们悲情的历史，是他们为世界记下的的人性失控后所能犯下的怎样的罪行。
我的小说《扶桑》得奖后，传至中国大陆，有些读者感到这个故事令他们不安，不舒服，因为他们从不知道华人在海外被如此歧视和迫害。就连那些深受歧视和迫害的先辈中国移民，也没有将这样疼痛的历史作为精神遗产的一部分，遗传给他们的下一代，下下一代。我们跟犹太民族相反，似乎不能令人衣锦荣归、不能光宗耀祖的遗产，就不配做遗产被传承下去。在美国，第一个想到要为中国人讨回公道，推翻“排华法案”的人不是中国人，而是生长在中国、爱中国如祖国的作家赛珍珠。就连当时代表中国到美国国会演讲的第一夫人宋美龄，在赛珍珠提出让她趁时机提出复议“法案”，都被宋美龄婉拒。不在乎中国人人权的，似乎总是中国人自己。
一旦印象形成民意，是会影响高层政策制定的。正如当年美国民间爆发的排华示威游行在一定程度上催成了1882年美国第四十七届国会对“排华法案”的通过，以及总统切斯特. 艾伦.阿瑟对此法案的签署。这项法案在1902年取消了“排华”年限，延至无期。直到二次大战后期，因中美为盟国关系才被美国国会重新审议。当年唐人街的少数不良分子，抹杀了中央大铁路华工们用生命和血汗换来的傲人贡献，使华人在美国的生存境遇进入了六十多年的极致困境。相反，法案的执行是靠着从顶层到末端的一个个机构，靠着一层层官员和执行者，而每个执行者都难免在执行中掺入自己人性局限带来的黑暗、不公和恶意，使法案一级级夸张、变形。“排华法案”那一行行刻板冷漠的文字，到达海关时，就已经是一个个穷凶极恶、满嘴秽语，对中国人举着大棒的糙汉，以及和他手里牵着的龇牙咧嘴的狼狗。千万不要忘记，我们的人性会让任何一种无论多公道的法案走样走得连法案制定者都不敢相认，更何况像1882年实施的本就是基于偏见的“排华法案”。我们也许本着”哪里有面包，哪里就是祖国”——爱尔兰人的信念，或者哪里有信仰自由哪里就是祖国——五月花号轮船上乘客们的信念，总之我们选择迁徙，移居到另一片国土，我们不能本着“反正也不是我祖国”的想法，对它只索取收获，不辛劳耕耘，否则，我们将永远被那片国土上爱她如故土的人们充满疑虑地侧目而视，被永远视为“他者”。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