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小时听祖母说：宁同苏州人吵架，不跟宁波人讲话。言下之意，苏州人吵架也比宁波人讲话好听；苏州话用于吵架也是软糯的，缺乏火气的。奶奶的墓地也选在苏州，一生好静的她，生前愿意与说着吴侬软语的人间毗邻，生后希望那软化人心灵的乡音带给她长眠的安宁。
同样听着吴侬软语的耳鼓，同样看着水墨画般的小桥流水的眼睛，同样徜徉过寒山寺、拙政园的身躯，同为苏州这一方仙灵水土养育的一男一女，如何裂变成善恶的两级——一个向日本稚童抽刀，另一个为同一稚嫩群体挡刀？刹那间，一个沦为恶鬼，一个升为圣人。所有人和我一样，在后怕的寒噤中设想，假如胡友平不以肉身抵挡，以生命相拼，一校车的日本孩子们将有多少会走完他们刚刚开始的一生？或者像那个没有躲过刀锋的三岁日本孩子，即便和他母亲幸免一死，在他今后的几万个昼夜里，死亡的阴影会多少次复现？刀起刀落的凶恶身姿，将会在他一生的噩梦重复多少次？对杀戮的体验以及那体验带来的剧烈恐惧，甚至比瞬间毙命更令一个孩子可怕；后者固然是悲剧，但那全过程体验杀戮而留下的永久心理伤残，对孩子的一生，恐怕更加严酷。也就是说，没被杀死，不等于没被杀害。
究竟是什么让周姓凶犯选择日本校车行凶，我们可以想象的范围相当大。把民粹主义当做爱国理想灌输，把仇恨当做英雄主义精神激素宣传，都是周某行凶的催化剂。就连那类手撕鬼子、裤裆里掏出手榴弹的抗日神剧，都在某种程度上催化了对日本和其他非中华种族的Dehumanization（非人类化），也就是对其他种族的非人类化，亚人类化，或说妖魔化心理教唆。这与当年纳粹对其他种族的Dehumanization的教唆是同源毒素。这种毒素在美国的后淘金时代，导致美国的所谓学者将华人从种族上鉴定为劣等、次等，与非裔种族界定为同样劣等、或更加劣等的“科学评判”，是同样野蛮、狭隘，终将导致种族迫害、种族灭绝的偏见与歧视。这种毒素使我们敦厚宽容的民族性格逐渐丧失了对我们民族集体潜意识的支配。
我之所以说我们民族的性格主调是敦厚和宽容的，首先要温习我们古老的民间告诫：“得饶人处且饶人”，“不要得理不饶人”。我们不能忘记军国主义统治时期的日本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伤害，我们也不应该忘记美国人曾对早年华人移民的歧视和迫害，但不忘记非等于随意报复已不再是敌方的幼儿。说到我们民族性格的仁厚和宽容，我必须以我搜集的第一手资料来举证。2006年，我为写长篇小说《小姨多鹤》去日本中部的山区Nagano（长野县）深入生活。在一个仍然保持老日本民风的村庄里，我采访了当年被中国人收养的日本遗孤。战后在中国东北三省的日本屯垦团撤回日本，由于走得仓皇，沿途又受到各种民间武装和土匪的侵袭，一些婴儿、儿童和少年，或被遗弃，或被交换成口粮而留在了中国东北。正是我们的东北老乡们，收留了他们，作为养子、养女，或童养媳抚养下来。曾经的日本童养媳在接受我采访时说，她跟她的中国婆婆相处和谐，“从婆婆身上学了很多“，这是她的原话。假如没有文化大革命，她会像任何中国农家媳妇一样相夫教子，安享天伦。文革是褒奖背叛，亲仇突变的十年，别说对一个敌人的女儿，某些人就是对生身父母，都会翻脸相残。处于那样的大环境，村里孩子们口口声声叫她“小日本”，“小鬼子”，公婆仍是待她亲如家人。中日恢复帮交之后，她回日本寻亲，把她的中国丈夫及孩子们都带回了祖国。另外一个日本女士曾被中国旷工家庭收养。矿工父亲不富裕，但父母把当时只有四岁的她当亲女儿养大，直到她的婚嫁离家。我想，全中国人受日本侵略之苦最深的，莫过于我们的东北同胞，那也就是为何东北抗日联军中会出现杨靖宇、赵尚志这样圣徒般的英雄。但正是这些受苦最深的东北老乡，对敌人的幼儿体现出了我们民族最深的人性之善。六十年前能收留和抚养敌人儿女的中国人，六十年后会向日本孩童下刀，难道我们民族之人性退化了？！人性的退化就只有一个方向，那就是朝着兽性退步。不，兽类对待稚嫩生命，也有本能的善，否则怎会有罗马母狼哺乳孪生王子的历史传说，怎会有西藏雌犬救助狼崽，之后将狼崽善化为忠犬的故事？无论人类兽类，对各种生命的婴幼，似乎都有不加区分、一概呵护的本能善意。那么，苏州周姓凶犯就是连兽类也不敢相认、不愿降格为伍的魑魅魍魉了。
幸亏出现了一位将自己血肉之躯化为幼童的血肉壁垒的胡友平。她在连受刀伤之时，依然一人挡关，使得歹徒无法冲上那辆载有三十多名日本儿童的校车。我设想她的剧痛，设想她在急剧失血时的体力下降，设想她是否闪念过那不富有但温馨的家庭，她那即将要做祖母的未来，在分秒之间，她以何等的意志力量阻止了天大悲剧的发生。这种超人的意志力量来自何处？从人们后来发布的胡女士的生平信息看，这是个平凡而知足的女性，一个闯出江北农村的女工，一个尝试独立创业的小老板，一个一草一木经营家庭的妻子，一个孝顺的女儿，一个爱子如命的母亲，一个从平淡生命中咂摸出各种美味的女人。“活着”这桩事物，对于她，是一桩最美的事物。而就这么爱活着的一个女人，在刹那之间，为了三十多个幼小生命能活着、活下去，主动结束了她滋滋有味的活着。她甚至是执拗而不屈不挠地让持刀歹徒截断了她本来有着五彩缤纷憧憬的活着。她在瞬间闪现出的人格之光，那种大卫战巨怪的超常勇敢和无畏，闪现了神性的宗教光芒；就在那一瞬间，一个圣女诞生了。从凡人向圣女的裂变，是她潜意识中储存的善意、母性、正义、天条的超人比例所致。所谓天条，就是自然法，自然法是维护一切生命得以生生不息，顺当延续的法则。我们的姐妹胡友平，简直就是从那个收养日本遗孤、抚养敌人妇孺的东北乡亲群落中直接走来的。她接通了乍看是断裂了的中国式仁厚和宽容。也是她，以生命献祭，为那个向四位美国教师行刺、向日本母子下刀的凶犯们布施了救赎。公元二零二四年六月二十六日，一颗负载着超量善良、也附着了不义刀伤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她的牺牲，能抵消多少为周某恶行喝彩、辱骂她为“汉奸”之人的愚蠢和丑恶？
在苏州事件之前，也发生过几起冲闯幼儿园，杀害幼童的恶性事件。假如说周某刺杀日本儿童是国粹热血冲头，为了断侵略者的后，那么杀害自己同胞的后代，难道是要断自己民族的后？残杀幼童者，都是人生失败者；他们把一生无力感，一辈子的不称心不如意，报复到更无力更无助的稚嫩生命身上。活不顺心就拿孩子们垫背，这种违逆天道的行为需要多少个胡友平挡刀躺枪？一个胡友平断然是救赎不过来的。一个圣女胡友平的替天行道，假如被若干男性弑杀者相除，是太不够用了。我们的民族男性怎么了？我们的民族，何去何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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