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古的时代，就是专制肆虐的时代
一则名为“高校千人汉服毕业典礼”的视频走红中国网络：包括校长在内的一千多名师生身着汉服，伴随着汉乐，全体毕业研究生们头戴汉式学子帽，全体起立，对父母、师长与学校行三拜礼。随后，宣读毕业誓词，再行“正冠礼”。最后，全体毕业生共同高唱《大风歌》，通过学位门。
《北京青年报》报道，举办汉服毕业典礼的是江苏师范大学，本行是数学的周汝光校长等致辞时用的是文言文。校长手捧竹简诵读：“光阴三载，敦品励学，今仁智双达，学有所成，君当去母校而赴国之四方。”随后，教师代表、马克思主义学院印少云教授发言，寄语同学们“学海本无涯，终身须勉之”、“工作虽勤苦，仍需砥砺行”、“世间多波澜，毋忘少年志”。
中国网络上一片赞誉的汉服毕业典礼，在我看来却是沐猴而冠、阴风惨惨，仿佛是一群从秦始皇地宫中走出来的兵马俑，又像是一堆被人牵线玩耍的木偶。如果仔细研读沈从文写的《中国服饰史》，就会发现这些所谓的“汉服”是不伦不类的冒牌货。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这种复古思潮蛊惑了中国年轻一代的心灵，本该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未老先衰、老气横秋，毕业后大都当老师，再由他们将复古思想传递给更年轻一代，这个国家还有未来吗？
中国的历史源远流长，但若真的研究过中国历史的来龙去脉，就会知道一个常识：凡是复古的时代，就是专制肆虐的时代。王莽改制就是复古，天下大乱，身死国灭。袁世凯祭孔也是如此——袁世凯尊孔、祭孔的步调，与他称帝的步骤同步。
一九一三年六月二十二日，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发布《尊孔令》；九月二十日，又下令“尊崇伦常”，提倡“礼教”。在袁世凯看来，中国之所以贫穷衰败，并非皇权专制政治的腐败无能，也不在于经济技术的停滞落后，而在于人们唾弃传统伦理道德，追求民主、自由、平等。他认为，中国的未来“不在国势，而在民心”，“国家强弱存亡所系，惟此礼义廉耻之防”。
一九一四年九月二十八日，袁世凯颁发《祭孔令》，并进行中华民国首次“官祭孔子”活动。袁世凯于早晨六点半抵达北京孔庙，换上绣有四团花的十二章大礼服，下围有褶紫缎裙，头戴平天冠，由侍仪官朱启钤、周自齐及侍从武官前导行礼，三跪九叩。他在文告中说，国民把国家“托付”给他，他要“改良社会”，“以忠孝节义四者为中华民族之特性，为立国之精神”，并传谕内务部和教育部，把告令悬挂于各学校的讲堂，刊印于各课本的封面，令学生天天看着，“以资警惕”，“务期家喻户晓，俾人人激发其天良”。据记者报导，袁“跪拜从容，自始至终，绝无稍倦”。
此后，袁世凯称帝，所进行的祭天仪式，完全是古代王朝更替的现代再版。他为了表示践履帝祚的合法性而苦心经营、摆出接受“禅让”的姿态，源于《书经》中的尧舜传说。他加封孔子第七十六代孙“圣衍公”孔令贻为“郡王”。正是“儒教中国”的思想土壤，让袁世凯走上了回头路。他本来离美国国父之一的华盛顿只有一步之遥，但一步走错，身败名裂。之所以出现这个错误，固然因为袁世凯本人有当皇帝的野心，更是袁世凯受制于中国的民情秩序：他生活在中国皇权专制的文化酱缸之中，根本不知道美洲新大陆清新刚健的清教秩序为何物。袁世凯称帝和张勛复辟都失败了，但后来毛泽东却以现代秦始皇之姿成功登基，如今习近平又虎步关右地走向帝制——所以，中国民间才有汉服毕业典礼这种怪物出现。
两汉文化发源地的徐州，为何发生铁链女事件？
推动汉服毕业典礼的，不是历史系、中文系、哲学系研究“国学”的教授，而是“校党委研究生工作部”。出面接受媒体访问的该部部长王本贤表示：“我们丰富了场内外汉文化元素对环境氛围的烘托，将校长致辞、师生代表发言改进爲文言形式，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浸润浸染，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创新，更加注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同与自信。”此人在镜头前娓娓道来，三个“更加”层层递进。曾在文革中“批林批孔”的共产党，如今急病乱投医，将孔子、儒家及传统文化拿来为我所用，在世界各地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孔子学院，输入“锐实力”。
这股复古风潮，从六四屠杀之后就来势汹汹。当时，杀人如麻的邓小平认为，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是“精神污染”，是“资产阶级自由化”，正是这些思想导致中国出现了酿成“反革命暴乱”的“小气候”。所以，从九十年代初开始，官方投入巨资营造传统文化热，各大学设立“国学院”，后来更有“夏商周断代工程”，共产党从传统文化的破坏者变成守护者。到了习近平时代，马列主义风光不再，“中国梦”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成为高亢的官方意识形态的核心部分。
复古的同时，必然要反西方文化。于是，多名博士签署联名信宣称反对过圣诞节、反对西方的文化侵略；年轻人穿汉服上街，载歌载舞，慰问执行防疫使命的“白卫兵”；研究儒家文化的学者提案建议设立“儒家文化特区”——这位学者本人却因为办理假结婚、向美国输入非法移民而被美国司法机关拘捕。
此次用汉服取代西式毕业服装的毕业典礼，能如校园党棍所说的那样提升“文化自信”吗？仅有汉服是不够的，还应当彻底取消大学这种西方舶来品，恢复中国古代的孔庙和私塾；取消来自西方的声光电气、数理化，恢复中国人自己的四书五经和八股文——就连举行仪式的体育馆也是从西方学来的建筑模式，还有校长大人使用的麦克风也是西方人发明的，不妨全都还给西方为妙。
王本贤在接受媒体访问时有一段惊人之论：“徐州是两汉文化的发源地，作为地方高校，我们深入挖掘城市历史文化价值，提炼精选出汉服这一凸显文化特色的经典性元素和标志性符号，将其作为传统文化教育的切入点。”此人大概忘了，徐州也是铁链女奴事件发生地，如果身穿儒家服装的师生们真的有孟子所说的“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士大夫精神，为什么不联袂前去拯救铁链女奴于水火之中呢？
所谓“两汉文化”，其本质是盗贼文化，日本学者高岛俊男在《盗贼史观下的中国》一书中揭露了刘邦的盗贼真面目。等到当了皇帝，刘邦才想到重用山东儒生叔孙通帮他建立一系列宫廷礼仪，由此皇帝被赋予与臣下隔绝的至高无上的地位，他由此感叹说：“今日方知作为皇帝的高贵所在。”
习近平梦想恢复的无非是汉唐盛世。但历史学家徐复观在《两汉思想史论》中早已指出，两汉政治的最大特征就是专制，而儒家思想只是专制政治的装饰：“专制政治及抱专制政治思想的人，在其本质上，和知识与人格是不能相容的。太史公在《史记》中对当时朝廷的提倡儒术，常用一个‘饰’字，即是不过以儒术来作专制政治的装饰之用，这揭破了武帝对学术的基本用心，也揭破了古今中外一切专制者对学术的用心。由装饰进一步而加以歪曲利用，乃自然之势，应有之义。在专制政治之下，不可能允许知识分子有独立的人格，不可能允许知识分子有自由的学术活动，不可能让学术作自由的发展。”汉唐盛世一点都不美好，除了皇帝之外，谁是自由人？
今天，那些在汉服毕业典礼上衣冠楚楚、装腔作势的教授和学生，哪一个又不是习近平和共产党的奴才或奴隶？中共的老祖宗，究竟是孔夫子，还是马克思？或者早上是孔夫子、晚上是马克思？或者中共根本就是孔夫子与马克思的杂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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