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心弱势群体，你就变成了弱势群体
二零二一年八月二十六日，香港大学社会学系的中国学生、在读博士方然，在广西南宁被国安以涉嫌“颠覆国家政权罪”带走，目前正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
方然的父亲方建忠在微信上公开发信求救，但其微信很快被删除掉。方建忠引述习近平的说法，指党中央的政治立场是要保障劳工权益。“作为他的父亲，我认为，在当下这个伟大的时代，方然凭藉其专业背景和理想热情，一定会成为我们党的事业的积极力量。”然而，方建忠不明白一个最简单不过的事实：这种打着红旗救儿子的方法，在“对待敌人像冬天般残酷无情”的习近平时代已不管用。无论你如何赞美这个“伟大的时代”，这个“伟大的时代”永远不会对反贼和敌人有一丝温情——对你的身份认定，不是由你自己说了算，而是由党说了算：党说你是反贼，你就是反贼；党说你是敌人，你就是敌人。
在法庭上表示“我没有敌人”的刘晓波，最后还是被共产党害死在监狱之中。方然不是刘晓波那样的反抗者，正如其父亲所说，“方然绝不是破坏党的事业的犯罪分子，而是有利于党的有志青年”、“方然既绝没有动机、也没有足够现实条件去从事任何违法乱纪的活动”。但是，方然确实做了一些党不喜欢的事情：他天真地、学究气地做一些针对弱势群体的田野调查。二零一七年，他由清华大学社科学院毕业后，曾花半年时间，在深圳访问患有矽肺病的湖南工人，关注他们的维权过程。
方然的朋友刘璐天在一篇题为《向理想主义者和行动派致敬》的文章中写道，方然曾经去湖南了解到当地四十多个患矽肺病工人的情况。有些人说话困难，边说边清嗓子；有些人并发症比较严重，不用氧气机睡一两个小时就会呼吸困难。氧气机大多廉价，两三百块，噪音大，这些人往往没法享受连贯的睡眠。为了防止肋骨压到肺部，也只能侧着身体睡。到了晚期，患者为寻求呼吸顺畅，姿态会不由自主呈跪状，直至死亡。方然访谈的工人很多在深圳建筑工地干打地基的活，长期接触粉尘。他们往往从上世纪九零年代初或二零零零年代初出来打工，亲戚带亲戚地在老板下面干活，不会签合同，也没有社保记录。大多数人无法证明劳动关系，也无法按照工伤待遇索赔。他们攒的钱都用来盖房了，方然写道：“房子看上去光鲜，其实是借债盖的。很多房子外墙漂亮，里头一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有的连门都没有。”之后，他到港大社会学系继续深造，主要研究工人运动和劳工组织等议题。
在今天的中国，你若关心弱势群体，你自己就沦为弱势群体；你若帮助低端人口，你自己就变成低端人口。在香港念博士又如何？富贵如任志强又如何？妙笔生花如廖亦武又如何？落到国安手上，人为刀俎你为鱼肉，没有任何司法救援途径，律师也无法介入帮忙，一个活生生的人立即人间蒸发，连关押在哪里都不为人知，可谓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
方然的父亲在微信上公开求助，但在道路以目、人人自危的中国，不会有人帮助他。若能见到习近平，或者哪怕是见到办案的国安人员，他一定会噗通一声跪下来，替儿子求情。他在微信中说习近平的好话，引用习近平的讲话，是身为父母的人之常情。这既不是政治智慧，也不是自愿为奴，只能说是绝望中的“告御状”，是现代版的“窦娥冤”。
如果读过中共的历史，就知道社会学在中国是最危险的学科
刚好一百年前的一九二一年,在北洋政府统治时代,青年毛泽东自由自在地带着洋伞,到离他的家乡不远的安源去调查当地矿工的生活和劳动情况,鼓动工人罢工和造反。美国学者裴宜理 (Elizabeth J. Perry)在其名著《安源:发掘中国革命之传统》一书中指出:"在安源,年轻的富有理想主义的共产主义干部领导了一场极为成功的非暴力罢工,还面向工人、农民以及他们的家人开展了达到一定规模的教育工作。其结果是民众对于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支持达到了极高的程度。"在安源工人运动的全盛时期,为共产党提供了占全国五分之一的党员。一百年后,来到毛泽东家乡湖南的方然,没有毛泽东昔日的雄心壮志,他所做的只是调查和记录,但在党的眼中,这已经是犯忌的事情。一百年后的中国,想要获得一百年前的中国的那点自由与空间,却可望而不可即。中国的现代史,是一部倒退的历史。
方然的父亲在微信中说,父子俩都是中共党员,方然是二零一三年入党的。老实说,我对党员不会有较正面的评价,尤其是习近平时代入党的党员,但我愿意为这个无辜受害的公民说话。方然的父亲还特别写道:"方然的爷爷从小靠雨花台革命烈士抚恤金活下来,方然从小就听着爷爷讲烈士的故事。"他以此凸显方然是根正苗红的烈士后裔,不会做颠覆国家政权的傻事。但是,共产党员的身份不是护身符,更不是丹书铁券,如果稍稍读过一点中共党史,就会知道:陈独秀、瞿秋白、赵紫阳等中共党魁,刘仁静、张国焘、李达等参加过中共一大的创党党员,以及刘少奇、彭德怀、林彪等党和国家领导人都成了叛徒和罪人,党对自己人从来不会手软。
方然的父亲不知道的另一个事实是，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社会学是一门带有原罪的、非常危险的学科。毛泽东时代，这门学科曾被“连锅端”，也就是从各大学中彻底取缔。社会学家费孝通的学生、学者聂莉莉在《知识分子的思想转变：新中国初期的潘光旦、费孝通及其周围》一书中指出，中共建政之后，对大学和知识界展开前所未有的思想改造运动，且经过高等学府的院系调整，社会学等社会科学被废除了，这个空白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后的改革开放初期。作为社会学界领军人物的潘光旦、费孝通等人，首当其冲，难逃一系列残酷的政治斗争。“共产党政权初始之期，学问的源流来自中国传统思想以及西方民主主义、现代思想的‘异类’知识分子们受到了革命的猛烈冲击，不得不进行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思想批判，在他们迎来的‘新思想’与不得不弃掉的‘旧思想’之间，呈现出鲜明的对峙。”
潘光旦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费孝通虽然倖存下来，后来还当上花瓶式的高官，但其学术生命早已死亡，他再也写不出早年的《乡土中国》那样的力作——后来他回忆从反右到文革中断了二十年的学术生涯及噩梦般的遭遇时说：“我损失了二十年。我像是做梦！好似某种噩梦。我可以看书，但是没有新出版的人类学和社会学的书，我读历史书。我的智能不可能有大的进步。我内心十分混乱。我缺乏自信。那是我思想的真实状态。最后我只有放弃希望，没有奋斗目标，失去未来。我不相信自己，不相信自己还能做什么事。我不能忍受回顾，也没有未来。没有未来，又不想回顾，而还活着，那是太坏了。”
毛泽东时代不是一个已告别的噩梦，就像二十年后阿富汗塔利班的卷土重来一样，毛泽东的幽灵再次附体在习近平身上。社会学还没有被明令取缔，但方然事件显示，社会学在中国仍是一门危险学科，离监狱大门很近的学科。潘光旦、费孝通所遭受的苦难，还将在方然身上重演，日光之下，并无新事。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