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西方文化到了中国，都会经历一个在地化过程，都会被染上中国特色。在美国和西方，“不给糖，就捣蛋”的万圣节是孩子的节日，但在二零二三年的上海，万圣节却变成独一无二的自由表达日。在巨鹿路一带，上万年轻人以千奇百怪的打扮发泄对当下生活的愤怒，试探和触碰中共的底线。警察对大部分奇装异服的年轻人熟视无睹，却劝阻乃至带走少数打扮和言行“过于敏感”的人士，事后也有多人遭到传唤审问。
在极权高压下，如何安全且充分地自由表达，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完美融合。于是，上海的街道成了一场勇气和智慧大比拼的舞台，上海又有了一百年前日本作家村松梢风所形容的“魔都”的味道。
有一名女子胸前戴着写有“文科生”的牌子，一只手拿金属碗和二维码，另一只手举起写着“蛋炒饭”的牌子。估计警察不知道“蛋炒饭”的典故——韩战时，毛泽东的长子毛岸英违规生火做蛋炒饭，联合国军飞行员发现了炊烟，扔下炸弹将其炸死。“蛋炒饭”成了中国人的救星，如果没有“蛋炒饭”，今天统治中国的说不定是毛三世。当然，习包子未必比毛三世好到哪里去。
也有人打扮成维尼熊——人人都知道维尼熊影射谁。还有人装扮成皇帝出巡——人人也都知道今天中国有一个无皇帝之名而有皇帝之实的独裁者。
有一位女生在衬衫上贴满A4大小的白纸，这是隐喻一年前在上海及全中国爆发的反对封城的白纸抗议。
有人头戴监控镜头模型，上面还写着1984，讽刺中国是全世界监视器最多的警察国家。警察大概不知道1984的典故。台湾人李明哲被关押在湖南监狱期间，发现监狱图书馆将《动物庄园》归入农业书籍类别。
有一名男子装扮成鲁迅，手拿“学医救不了中国人”的纸牌，高声朗读鲁迅的文章：“愿中国青年都摆脱冷气，不必听自暴自弃者流的话。 能做事的做事，能发声的发声。”随后被警察带离现场。
一对年轻情侣，男生身上贴着一张不断下跌的股票指数海报，旁边的漂亮女生手上拿着一把青翠的韭菜——代表作股市上被像韭菜一样无情收割的投资散户。
有多人身穿从头到脚的“大白”防护服，手持巨型棉棒，跃跃欲试要给周围市民“做核酸测试”。
有人装扮成电影《霸王别姬》主人公“程蝶衣”，身穿京剧戏服，脖子上挂着文革时批斗的木牌，程蝶衣的名字上打了大叉号。这个造型让人想起程蝶衣自刎前的那句话：“你道今儿个是小人作乱，祸从天降。不是，不对！是咱们自个儿，一步一步，一步步走到这步田地里来的！报应！”今天的中国，不正是“文革近了”吗？
有人举起长长的蓝色路牌，宛如一年前白纸抗议后被拆走的“乌鲁木齐路”路牌，上面却写着：“我在上海，我要你死。”要谁死呢？人们会想起八九学运时流行的一句话：不的死了，的没有死。 当年是胡耀邦死了，邓小平没有死；如今是李克强死了，习近平没有死。
还有人戴着屡屡出演“战狼”的“爱国演员”吴京的面具，高举“犯我中华者，虽远必诛”的牌子，讽刺哈马斯杀害多名中国公民后，中国政府和“战狼”无动于衷，依然站在哈马斯一边。
鲁迅晚年写过一篇名为《女吊》的文章，认为中国民间流行女鬼故事和戏剧，是因为底层民众对当权者有着报仇雪耻的愤懑。观戏的“下等人”在漫漫无尽的苦难中煎熬着，那一腔苦情是无法、无处可诉的。鲁迅研究专家钱理群指出，女鬼出场时唱的一声“苦呀，天哪！”，简短四个字，包含无数隐情，喊出底层民众的心声。由此激发而出的，是反抗的力量，女吊本身就是以一种自尽的方式来表示复仇之意。今天，在万圣节的上海出现的一幕幕场景，何尝不是如此！
上海的沉醉与觉醒
那晚，北京如临大敌、寂静无声，更凸显出上海的不凡，北京网友自嘲：“上海人玩出了新高度，我只配在北京待着。”更有人在网上称赞：“这次上海的万圣节让我们看到，中国年轻人的想象力还在，幽默细胞还在，勇气还在，讽刺能力以及批判精神还在，国家希望还在。”
一九二七年，南京国民政府刚成立时，蒋介石说过：“若上海特别市不能整理，则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不能有头绪。”一九三三年，很多作家被邀请来描述心目中未来的上海。作家铭三写道，上海是一座建筑在“地狱”上的“天堂”，他希望将来的上海是“天堂之上的天堂”。作家刘梦飞说：“上海是一座剥削阶级的压榨机，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火药库！”
中共统治中国之后，上海作为“资产阶级的巢穴”受到最严厉的整肃，资本家从肉体到精神被摧毁。“陈毅当上海市长时，每天早上都问秘书：“今天又有几个空降兵？”他用如此轻佻的语气问的是上海资本家跳楼自杀的数字——当时，短短几个月内上海好几千资本家喝硫酸、饮毒药、跳楼、投江、上吊，几个火葬场来不及火化自杀者的尸体。消灭了资本家，取消了自由市场经济，上海从此黯淡无光。一九七四年，美国学者魏斐德随访华代表团抵达上海，住在锦江饭店，他回忆说：“晚上，当我从锦江饭店的客房向外眺望，看到的却是黑朦朦的一片——七十年代初的上海跟如今是两回事。城市的昏暗照明和它夜晚的萧条，覆盖着它往昔的惊心动魄。我内心感到冲动：我要穿透这座城市昏暗低调的层面，揭示它以往的不凡。可以说这是我写上海历史的灵感之一。”
上海的命运直到1990年代江泽民掌权、上海帮崛起以及开发浦东新区才有了转变。此后，上海成为中国走向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上海人普遍存有岁月静好、唯我独尊的满足感。1990年代以来，上海没有像北京、广州和成都那样，出现有一定规模的异议人士或维权活动人士群体。北京作为首都和政治中心，当然拥有最多政治异议人士。广州有以《南方周末》为代表的相对自由化的媒体及其聚集一批自由派知识人，后来更出现南方街头运动。天高皇帝远的成都，从来就孕育天生具有反骨的文人。而民国时代文化思想最繁荣、最活跃的上海，最近三十年来却波澜不惊，闷声发大财。最敢言的上海作家是韩寒，他从未与权力发生直接对抗。上海盛产余秋雨那样“才子加流氓”式的人物，他工于心计地讨好官府和大众，然后功成名就，发出有气无力的“千年一叹”。
二零零八年，我曾到上海与诸多作家学者会面，带去刘晓波的口信，游说他们参与《零八宪章》签名，却没有几个人答应在《零八宪章》上签名。在《零八宪章》第一批签名者中，上海远远少于北京、广州、成都、杭州等城市。
直到二零二二年二月习近平及其亲信、时任上海市委书记的李强下令上海封城，两千万人失去自由宛如囚徒，这座一直躲避政治的城市这才恍然大悟：政治的魔咒终究还是躲不开。过去，上海人将上海之外的中国人统统视为乡下人，当然也包括陕西人习近平。如今，他们惊恐地发现，土包子、土皇帝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乃至生死。在那短短的两个月间，“上海模式”和“上海骄傲”如肥皂泡般幻灭。上海人的“楚门的世界”（The Truman Show）已然像精美的瓷器被破碎，再也无法完好如初。然后呢？
沉醉之后是觉醒。即便只有万圣节的那一夜可以有一点点表达自由，但那些在街头表达爱憎臧否的年轻人，还会在不同的时空中用种种方式对暴政说不，直到有一天，上海乃至全中国，每一天都能像万圣节一样在街头自由表达。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