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
“榨取型制度”必然导向“失败国家”之路
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为戴伦·艾塞默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A. Robinson）三名美籍经济学家。诺贝尔委员会表示，三位获奖者“开创了实证和理论方面的新方法”、“找到了导致当今许多低收入国家薄弱制度环境的历史根源”。
他们于 2002 年共同完成的论文《贫富的逆转——论现代世界贫富格局中地理和制度的作用》，代表着三人的核心思想框架：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确实对经济发展有影响，但并不能完全解释国家之间的巨大收入差异。制度才在国家经济发展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良好的制度可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不良的制度则会导致经济停滞和贫困。具体来说，“包容性制度”有助于长期经济增长，“榨取性制度”则会阻碍经济发展。“榨取性制度”或许可以在短期之内实现经济快速增长，纳粹德国、苏俄和中国都有这样的经验，但长远来开，它必然导致国家走向失败之路。
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中，艾塞默鲁和罗宾逊将中国定义为“榨取性制度”和“威权式成长”。对于中国洋洋得意地宣扬的改革开放、大国崛起、北京共识，他们解释说，“过去数十年中国成功的成长经验，全是因为摆脱了榨取式的经济制度，走向更为广纳性的经济制度所致。但因为高度威权性榨取式政治制度的存在，此一趋势变得更加困难而非容易。”他们写道：“在中国，共产党是万能的，控制着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军队、媒体及绝大部分的经济。中国人民没有什么政治自由，也很难参与政治过程。”仅就新闻自由而论，“党对媒体的控制，包括对网络的控制，达到空前的程度。媒体都知道，赵紫阳或刘晓波都碰不得。自我审查的背后有一个奥威尔式的机关，监听谈话与通讯，关闭网站与报纸，甚至选择性地封锁互联网上的特定新闻。”他们认为，如果政治制度不作出重大改变，中国必将陷入失败国家的泥沼。他们对中国的批评言之有理、切中肯綮。唯一不甚准确的描述是，中国的体制不是他们说的“威权”，而是“极权”——威权有向民主转型的可能，极权则只有自爆这一种结局。
十多年前，《国家为什么会失败》在中国出版时，对中国的批评部分全被删去。即便如此，中共当局还是不能接受书中对民主政治和利伯维尔场经济的肯定，安排御用学者赤膊上阵，对学者发出声讨。2014年，中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杨虎涛在《中国社会科学报》发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的失败》一文，辱骂该书“只是制度决定论的一个极致的、荒谬的翻版”，认为该书忽视了一个关键性问题：某一国的包容性制度的建立可能与另一国攫取性制度的建立有关。换言之，中国近代以来的落后，是西方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结果，而不是中国自身政治经济制度的问题。这篇反驳文章，并非严肃的学术讨论——它很快被“中国共产党新闻网”放在显要位置，作为中共官员的“学习数据”。
艾塞默鲁等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是对攻击他们的中共御用学者狠狠打脸。《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一书没有失败，攻击其失败的言论才失败了。10月14日，艾塞默鲁通过现场电话联机的方式回答记者提问，对于如何解释专制中国依然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繁荣的问题，他表示，中国案例对其研究结论确实构成了一定挑战。但他认为，虽然中国等专制政权通过投资AI等创新领域获得了不错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稳定性以及可持续性方面不及民主社会。
中国的媒体报道了艾塞默鲁等获奖的新闻，却没有报道他的这段话。
中国为何走不进 "自由的窄廊"?
艾塞默鲁和罗宾逊合着的《自由的窄廊：国家与社会如何决定自由的命运》一书，用更多的篇幅讨论了中国为何无法进入“自由的窄廊”。
作者认为，自由在历史上很罕见，走向自由的是一条窄廊，而非一扇大门，这个比喻与圣经中“窄门”和“少有人走的路”的说法暗合。“达成自由是一种过程：你必须走过廊道上的漫漫长路，才能制服暴力、制定和执行法律，国家机器才能开始为公民提供服务。这种是国家及其菁英必须学习的过程，学会跟社会施加在他们身上的枷锁和平共存，社会的不同部门必须学会互相合作、无视彼此之间的歧异。”截止今日，只有少数国家迈进自由的窄廊，大多数国家依然徘徊在自由的窄廊之外。而不能迈进自由的窄廊，就不可能成为真正成功的国家。
两位作者不是中国问题专家，但在书中粗线条地描述了中国的历史进程。他们认为，古代的中国是“受命于天”，皇帝用孔子和商鞅，也就是儒家和法家的思想来进行统治。到了共产党时代，“受命于天”变为“受命于马”（马克思）。毛泽东到邓小平的转型，跟唐宋和明清之间的转型相似，都是放宽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刺激经济成长，让市场和民间企业有足够的活动空间。但是，“这种成长仍然是在国家机器的监督下、看着国家机器眼色的专制式成长”，“任何经济成长和社会转型，都可能被共产党视为政治动荡，在政治上具有威胁性，因而可能转而反对经济变化”。
两位作者认为，中共就是霍布斯所说的不受任何制约的专制国家“巨灵”。他们否定了国家富起来之后就会变得比较自由的“现代化理论”，因为“将近两千五百年来，中国走在专制之路上，远离自由窄廊，寄望于中国快速走到‘历史终结的尽头’，是虚无缥缈的幻想”。另一方面，在中共打造的模式，在专制路线安排的经济体系中，不可能产生强有力的创新。专制政治下可能出现一定的经济成长和科技创新，比如当年的苏联在航天、军工、核能领域一度超过美国，而即便是贫弱的朝鲜也能制造出许多先进武器。但是，这种经济成长和科技创新不可能持续。因为，“攸关未来成长的广泛领域中的多元化和持续创新，不但取决于解决现有的问题，也取决于梦想出新问题，这样就需要自主性和实验。你可以提供巨量资源，可以命令个人努力工作，却不能命令众人生出创意。”
两位作者进而强调说：“创意是持续创新的要素，极度依赖大量的个人实验、然后用自己与众不同的方式思考，打破成规，经历失败，而且偶尔碰到成功。但是，如果没有自由，你怎么可能复制这一切？如果你妨碍了有权有势的人，或是抵触了党所批准的理念，你该怎么办？”他们一针见血地指出：“具有中国特色的自由其实毫无自由。”这恰恰是从林毅夫到金刻羽两代中国模式的吹鼓手们不敢直面的事实与真相。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之所以被中共器重，是因为他们在西方顶级学术殿堂接受教育的背景。他们胡说八道的自由，也是西方包容性体制所赋予他们的。
用“自由的窄廊”的理论来看台湾，不能不说台湾是一个昂首挺胸迈进“自由的窄廊”的奇迹。2018年，罗宾森曾经应台大经济系之邀，到台湾发表四场公开演说。访台期间，他在接受《今周刊》专访时强调，他到过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访问讲学，“在广纳型制度的配方中特别重要的积极投资教育、鼓励创新、具活力的经济环境、可接受的贫富差距、特别是民主制度，台湾完成的事情，真的很不容易！”他也以太阳花运动为例，认为它“不但没有演变成无法收拾的动乱”，反而让各个社会与政治势力达成了某种程度的共识。
2024年的三位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对中国的批判和台湾的肯定，戳到了中国共产党政权的痛处。尽管中国有“良药苦口而利于病，忠言逆耳而利于行”的古语，但讳疾忌医的中共当局既不听忠言，也不服良药。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