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信作为种族主义者的王毅所说的"三国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
二零二三年七月三日，“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在中国青岛举行，中共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谈及中日韩合作时表示，“欧美人分不清中日韩，无论头发染的再黄，鼻子修的再尖，也变不成西方人，要知道自己的根在什么地方。三国合作可以振兴亚洲，造福世界”。王毅还不点名地批评美国说，“近年来，个别域外大国为了谋求地缘私利，刻意渲染意识形态差异，大肆编织各种排他性小圈子，试图以对抗取代合作、以分裂取代团结。如果放任这一趋势发展，不仅会严重干扰三国合作的顺利推进，也将不断加剧地区形势的紧张对立”。
中共向来是贼喊捉贼，作茧自缚。王毅的这番说辞，以头发颜色和鼻子高低来划分人种，以人种来区分亲疏敌我，刻意回避当前的国际秩序中选择不同阵营的原则乃是价值和制度，也就是民主自由与独裁专制之对立。颇有讽刺意味的是，此前中共党媒《人民日报》曾专门发表一篇评论文章，谴责中国运动员在国际比赛中遭受种族歧视，题目就是《关注实力的较量，别拿肤色说事儿！》——如今，拿肤色说事的不正是代表中国的脸面的王毅吗？王毅还抬出所谓的“包容的亚洲价值”、劝导日本和韩国“把本国和本地区的命运牢牢把握在自己手中”，殊不知，就连“亚洲价值观”的发明者李光耀在晚年也已放弃了这个子虚乌有的伪命题。王毅企图用种族主义吸引日本和韩国来帮助中国建设一个没有白人的“大亚洲”，但日本和韩国早已从过去三十年予取予求的友中政策中觉醒过来。日本、韩国、包括新加坡等亚洲国家都已清楚地意识到，必须与美国结盟才能对抗中国企图吞并东亚乃至全球的“天朝秩序”。
荷兰学者冯客指出，人们一般认为种族主义是近代西方的发明，是白种人对有色人种的歧视，也包括欧洲特别是德国的反犹主义。 但实际上，在中国存在着历史渊源更为长久的种族主义观念。 在中国文明的初始阶段，就有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说法。《左传》中还有“戎，禽兽也”的记载。中国人特别看重肤色，肤色具有种族和阶级双重意义。皮肤白的男性和女性，通常被认为具有高贵的出身和纯正的血统；反之，皮肤黑的人，即所谓的“黔首”，一般都是日晒雨淋的农奴。汉唐时代，中国的典籍中出现了关于真正的白人的记载——既然中国人确实没有白人那么白，中国人为了掩饰受挫的自尊心，就将白人形容为“灰白人”，认为那些皮肤灰白的欧洲人是一种有生理缺陷的生物，是没有被儒家学说教化的野蛮人。在一首十九世纪的中国诗歌中，有两句诗以极为鄙视的语气形容英国军队中的白人和印度人：“白者寒瘦如蛤灰，黑者丑恶如粟煤。”
到了现代，中共将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经过中国化处理，形成一套反种族主义的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只有西方人沉醉于种族主义，中国人则已成为受害的“有色”民族在反抗“白种帝国主义”的历史斗争中的领袖。毛泽东亲自掀起的反帝宣传战中，中国领导了一场受剥削的有色人种反抗白人武力的历史大决战，黄种人是有色人种中最为高贵的族群，中国人又身处黄种人的塔尖。这是一种中国版的法西斯主义，正如英国政治学者凯文·帕斯莫在《法西斯主义》中所描述的那样：“最没有弹性的种族主义会主张，种族是由生物学特征所定义。生物特征既是无法改变，变换国籍也是不可能的事。实际上，纳粹党认为融入社会的犹太人，因为能够装扮成德国人的缘故，比其他犹太人都来得危险。生物种族主义亦会划分尊卑等级，当中最卑贱的人则与高等动物没有清晰的分别。 这些'次等人'应为高等种族的利益服务，甚至可以杀害。”
日本"脱亚入欧"，早已是西方国家
对于王毅的这种前现代思维，日本人只能当做笑话看待。日本早已成为一个价值观上比西方还要西方的国家，日本不屑于与中国为伍。
早在明治维新时代，日本先贤就在思考如何才能实现“文明开化”和“富国强兵”。 分别在一八六零、一八六二与一八六七年随幕府使团出访欧美各国的福泽谕吉，看到欧美的国富民强之后，就意识到日本唯有文明开化才能避免亡国。他在《脱亚论》中写道：“我国虽处东亚，然国中早有脱亚而入欧之民意。所不幸者毗邻二国——中国、高丽，此二国因循亚洲旧俗……民众并国家，均不思进取之属。”、“处当今之世，于文明之风熟视无睹，实与掩耳盗铃无异……若论新旧之争，必伐所谓之‘儒教’，其号虽称‘仁义礼智’，实徒具其表，无分毫真知灼见，如无耻之徒，傲然尚不自省。”所以，“脱亚入欧”成为福泽谕吉这位日本近代转型中最著名的启蒙思想家奉行一生的理念：“其核心者，唯‘脱亚’二字而已。”
“脱亚入欧”让明治维新取得空前成功。“富国”、“强兵”、“立宪制”、“议会制”这四大目标逐一实现。“一八九三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在国会发表演说，历数日本维新以来的成就：“富国”方面，日本国家财政有一亿六千万盈余，修建了三千英里的铁路、架设了一万英里的电线，海洋上航行着数百艘西方制式的商船；“强兵”方面，日本拥有十五万常备军，在官兵训练和武器装备方面堪与欧洲强国匹敌，海军也有四十多艘现代军舰；在“立宪制”和“议会制”方面，他更指出：“如果再加上人文自由的扩张、制度文化的改良、学术工艺的进步等，实在是不胜枚举。其中有一个特例值得特别指出，那就是立宪政体的建立。试问今日之亚洲，还有哪个国家能像本大臣与诸位这样讨论国家的重要事务？”日本击败清帝国，是意料之中的事情。
此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重创俄罗斯帝国，创立了黄种人国家击败白种人国家的先例，也说明了人种的差异并非最关键因素——只要拥抱近代文明，有色人种可以实现船坚炮利和民主宪政，成为富国和强国。一战期间，日本以西方列强一员的身份加入战胜国一方，战后斩获甚丰。但此后日本野心膨胀，走向军国主义和排除白人的“大东亚共荣圈”，最后在太平洋战争中几乎输掉明治维新以来积累大半个世纪的家底。战后，日本重新做出“脱亚入美”的选择，以打败自己的美国为师，终于再次崛起。战后日本最具战略眼光的前首相安倍晋三提出海洋国家大战略，强化日本与美国、澳洲、印度、韩国、台湾等海洋民主国家的盟友关系，以此回应专制陆权国家中国的挑战，并缔造日本海权国家的新格局。
安倍已逝，安倍大战略却继续深化，让中国感到如芒在背。这也是王毅慌不择言、言多必失的大背景。从清末到今天，深陷独裁专制泥潭的中国，始终以羡慕及仇恨的眼光看着日本与自己分道扬镳。《人民日报》资深评论员林治波曾写过一篇题为《日本“脱亚入欧论”的凶狠意涵》的文章，文章指出，“对日本来说，‘脱亚入欧’不但是一个摆脱半殖民地而跻身列强的过程，同时也是在思想文化、价值观念上向西方靠拢的过程。通过派遣考察团、派遣留学生、聘请西洋顾问、翻译西方名著，以及同西方列强打交道，日本民族贪婪地学习西方文明，其思想文化与价值观念逐渐西化。久而久之，日本人开始以西方人自居，时时处处与西方列强看齐。既然挤进了‘西方贵族俱乐部’，日本人的民族优越感也随之膨胀起来。”不学无术的王毅，连自家御用文人的文章都不曾读过——如果他读过这篇文章，就不会对早已“以西方人自居”的日本人加以苦口婆心地规劝了。
所谓“道不同不相为谋”，“中日韩合作国际论坛”这种费力不讨好的会议没有召开的必要——还不如将这笔钱省下来，筹办“中国、俄罗斯、伊朗、委内瑞拉、古巴国际合作论坛”，这才符合中国另一句古训——“近墨者黑，近朱者赤”。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