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能直面失败，就不能赢得胜利
我在中国的时候，每年的六四纪念日通常是没有自由的，或被国保软禁在家，或在国保的陪同下“被旅游”，只能通过写文章的方式纪念六四。当我离开中国之后，在自由的美国有了纪念六四的自由，但我参加了一次此类活动之后就不再参加了。因为，我在此类活动上听到的永远是千篇一律的豪言壮语、慷慨激昂，恨不得“壮志饥餐中共肉，笑谈渴饮屠夫血”。那一刻，人人都变成了英雄豪杰，仿佛共产党已经被他们打垮，他们即将打包行李回到中国，“皇帝轮流做，今天到我家”了。
在“二零二一年六四三十二周年全球网络视频纪念大会”上，当年被共产党归入六四黑手行列的苏晓康说了一通与众人不一样的、似乎很难听的话。他指出：“三十年过去了，我至今听不到八九参与者，从当年的学生领袖、知识菁英到党内改革派，对这场政治冲突，向历史和人民做出负责、清晰的真相说明，更没有看到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真相和反思的意义，第一是可以宽慰无数死者的亲人，二是为讨公道而厘清罪责，三是为今后的抗争留下经验教训。可是，我看到的是所有人要不就是显示自己当年的成功，要不就是推卸责任，其做法无非是曲解历史、掩盖真相。”苏晓康指出，许多人的说词，还是三十年前的，如“八九”引发了“苏东波”、屠杀暴露了共产党的残暴，后一句几乎是“儿童话语”。而如果是当年的参与者，至少也五十岁以上了吧。三十年岁月未能唤醒几人，他们都曾是中国最优秀的学生，却宁愿被私利绑架，到死也不会说一句诚实的话，跟邓小平一样油滑。他直接点名对其中的若干人物提出严厉的追问：“我不知道大家流亡了三十年，这辈子何颜以见江东父老？”
苏晓康认为，如果不是自欺欺人，必须承认六四是一场失败的民间反对运动。而六四并不必然是失败的结局，抗争者在此过程中犯下了种种错误。六四的失败，后果非常严重，主要有四个方面：第一、六四亡灵至今不得昭雪，长安街血迹未干，天安门母亲至今追讨公义不成；第二、中国文明曾有的千载难逢的变革机遇被断送，甚至中共可能的改革走向也永远消失，中国人为此将付出的代价几百年后才看得清楚；第三、在六四的血泊上，中国由一个邪恶制度主导而崛起，以全球化击败西方文明，对世界的影响无法估计；第四、中国的崛起让中华民族付出环境和道德两大代价，几代人都无法挽回。
这是我看到的，六四的参与者中极为罕见的反思与自我反思。当然，此前并非没有一个人有像样的反思，刘晓波在《末日幸存者的独白》中早已有了深刻的忏悔。他严厉地自我剖析、究责与悔罪那内心的磨难与激烈拉扯。他毫不留情地揭露知识菁英的怯懦无能，批判学生领袖的争权与功利。他那通透赤裸、痛苦撕裂的直白描述，刻画出迄今最翔实、最撼人心弦的一部六四回忆录与忏悔录。作家查建英写道，在所有的六四学运领袖中，可能只有刘晓波写下了这样的忏悔，“他把自己也放在聚光灯下严厉审视，分析自己的复杂动机：道德激情、机会主义、对荣耀和影响力的渴望。”然而，很多六四参与者不仅不愿像刘晓波这样忏悔，而且还撰文对刘晓波发起恶毒的攻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刘晓波又一次地自我形象塑造，并且是在帮助官方“抹黑”学运领袖和知识精英。
如今，苏晓康所提出的意见同样不被接纳。很多人给出相当负面的回应，很多人根本就掩耳盗铃，实在让人遗憾。不能承认和直面失败，如何能够赢得下一次战斗的胜利呢？
从 " 封神榜 " 到 " 忏悔录 "
三十多年来，海外纪念六四的活动多多少少沦为封神榜，很多根本没有参与过六四的人物也在争夺话语权；掌握了一定话语权的人，则不断夸大自己在八九学运和民运中的作用和地位。然后，永远把自己定格在那个辉煌的历史时刻，享受那种呼风唤雨、撒豆成兵的美妙感受。
对六四最好的纪念不是各自写一部封神榜，而是老老实实地写出各自的忏悔录，不要让刘晓波的《末日幸存者的独白》成为广陵散般的绝响。
六四无疑是一场惨败。即便是苏联、东欧的剧变，也根本不是中国抗争者的功劳，不能自欺欺人地贪天功为己有。东欧各国的民主运动从一九五零年代开始就前赴后继、不绝于缕。而中共的六四屠杀，并没有让东欧的独裁者们望而却步，东德和罗马尼亚共产党的高层都曾第一时间飞到北京来取经，他们未能复制六四屠杀的经验，乃是因为这些国家的军队和警察已经不听使唤了。
六四的惨败，后果确实非常严重。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六四是其野蛮崛起的起点。它意识到，在中国，统治合法性不是靠选票和宪法，而是靠暴力和杀戮，其建构天下帝国也要用同样的手段，所以同样的暴政和屠杀如今施施然地发生在香港。
其次，对于学生领袖和知识分子来说，对当时的表现的自我反省是必须的。当年，在相当意义上，反对者与反对的对象是精神同构的：学生与军人唱同一首歌——《血染的风采》、《国际歌》；决策过程是非民主的，邓小平在家中召集元老会议罢免赵紫阳并决定开枪，而广场上少数几个人就可以推翻高自联关于撤出广场的决议；学生将污染毛泽东像的湖南三勇士扭送公安局，此行为恶劣跟共产党如出一辙，迄今为止，整个过程没有多少人站出来说清楚。这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是一代人甚至几代人的问题，必须刮骨去毒。
思想史家林毓生在六四屠杀后三个月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就指出，革命的浪漫主义加上中国传统的“内在超越”精神，使得学生不愿妥协。中国文化基本上是一个“意图伦理”为主导的文化，所以坚持“责任伦理”的人一开始就不占上风。在西方，民主的落实和发展，得益于独立于政治的“民间社会”的“基本结构”（如教会、独立的社团）甚多。意大利学者罗杰若在《欧洲自由主义史》一书中，即藉分析加尔文教派对民主发展的贡献，指出民间社会与民主的关联性。但是，受实用观念左右的中国知识分子多宁愿投入政治的改革，很少人有耐心去做促进“民间社会”成长的工作。林毓生的分析和批判，三十年后，在中国知识分子圈中依然是“知音少，弦断有谁听”。
第三，六四流亡者群体在海外三十多年来的表现，整体上说确实不能让公众满意（尽管有少数人做得很好）。有一部分人可以说相当恶劣，有人摇身一变，以亿万富豪的身份荣归中国，成为中共的座上嘉宾，为了让自己的财富倍增，不惜为虎作伥，与顽强抵抗的天安门母亲相比根本就是判若云泥。他们中的很多人是被香港的黄雀行动救出中国的，三十多年后，香港遭难，香港不少年轻一代反抗者被迫流亡海外，那些受惠于香港、在西方早已事业有成乃至相当富裕的六四一代，却对香港正在发生的惨剧不闻不问，也没有捐款成立一个基金会来帮助那些流亡的香港年轻人。且不说现代政治伦理，就是用中国古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来衡量，亦是忘恩负义、自私自利。所以，对他们的质疑和批判是必须的。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