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者》曾经为少年时代的我打开一扇通往诗意人生的窗户
二零二一年夏日的一天，我带儿子去费郡的一个社区图书馆，偶然发现杂志架上唯一的一种中文杂志是《读者》。好像遇到一位老朋友，这本杂志勾起我对青春时代的一段美好回忆。
在我读中学时，《读者》杂志的名字还是《读者文摘》——后来，为了避免与美国更早创刊、也更有名的《读者文摘》同名，为尊重对方智慧产权的缘故，不得已改了名字。《读者》杂志的改名，可以看做是当时中国试图与文明世界接轨的努力的一部分。
我最早知道有这样一份杂志，缘于我的一位爱好文学的姨妈。她没有考上大学，却在工作之余念了电大中文系。她常常给我讲故事，故事很多都是从《读者》上看来的。当我有了阅读能力和阅读欲望的时候，我从姨妈那里借到这份杂志，一翻开读就不可抑制地爱上它了。
我是一个典型的韩寒所说的“小镇青年”，在父母工作的一个浓烟滚滚的化肥厂厂区长大，童年时精神与物质同样匮乏。幸亏有了一份《读者》，我才眼界大开，知道外面的世界很精彩。从这份杂志上，十一、二岁的我第一次知道了狄更斯、罗曼·罗兰、雨果、托尔斯泰和契訶夫等如同群星般闪耀的名字，一扇世界文学的窗户缓缓打开。我通常是先读到《读者》杂志上摘录的片段，再去找原著来读，如同找到金山银山，一发不可收拾。我生长在川西平原的小县城，却在阅读中神游巴黎、伦敦和彼得堡，与大卫· 科波菲尔和约翰·克里斯托夫们一起欢笑、一起哀哭。
《读者》地处比我的家乡更偏远的甘肃兰州，却比北京、上海的很多杂志都更加“西化”，其发表的大部分稿件都来自于西方文学名著，就连封面设计都相当“非中国”。它一度成为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杂志，这本身就是一个奇迹。一九八零年代的《读者》，一如一九八零年代的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热情洋溢地拥抱西方，拥抱自由、宽容、美和人道主义这些现代理念和生活方式。
多年以后，当我读到作家王小波的一段话，尤其感谢《读者》带给我的文学艺术的启蒙教育，我的审美品味多多少少是由《读者》上刊登的西方文学大师的只言片语所熏陶出来的。王小波说：“一个人只拥有此生此世是不够的，他还应该拥有诗意的世界。”《读者》上的很多短小精悍的散文，如同诗歌一般。我记得有一个名叫“意林”的栏目，是我最喜欢阅读的，甚至还摘抄在笔记本上。我在写高考命题作文时引用了“意林”中的一个小故事，那个故事让我的整篇文章增色不少，也使我的作文成为那一年四川省百万考卷中屈指可数的几份满分作文卷之一。
《读者》让无数像我这样文化生活贫乏的“小镇青年”知道了什么是好文章，什么是好生活。正如王小波所说，好的文字，应该有诗性的光辉：“好诗描述过的事情各不相同，韵律也变化无常，但是都有一点相同的东西。它有一种水晶般的光辉，好像来自星星……真希望能永远读下去，打破这个寂寞的大海。我希望自己能写这样的诗。我希望自己也是一颗星星。”多年以后，我不知道自己是否成了一颗星星，却如愿以偿地选择了文字生涯。我从《读者》杂志的读者，变成了作者之一。很多读者将我的散文推荐给《读者》发表，我时常收到它汇来的比其他媒体高得多的转载稿费。
因为有一份温暖的回忆，我从图书馆中将二零二一年第七期的《读者》杂志借阅回家。然而，当我打开这份久违的杂志才发现，它已然面目全非。它的字里行间充斥着一种习近平式的蛮横粗暴的僵尸气味，就好像在停尸房中待久了，身上不知不觉染上死亡的气味一样。
一夜之间，《读者》从拥抱文明到向野蛮下跪
《读者》封面的风格数十年不变，优雅柔美，大都是取自西方摄影名作，但其内容却今非昔比。它不再是西方的学习者和西方文化的传播者，而是西方的敌人和西方文化的践踏者。在这期杂志中，西方作者的作品分量大大降低，中国作者的作品，尤其是直接从网络上摘录的比例大大提升。那些网络上的文字有一种挥之不去的粗鄙卑贱的风格，这就是所谓的“接地气”吗？
粗鄙卑贱还不是最糟糕的，最糟糕的是那些文革式的、杀气腾腾的文字施施然地登堂入室。《读者》几十年来一点一滴地养成的尊重和敬畏文明的特质，在一夜之间几乎荡然无存。毛泽东式的痞子文风占了上风，青年时代的毛泽东将“痞子”誉为革命最积极、最坚决的人，他自己也是其中一员。毛泽东意识到，只有靠痞子才可以“将地主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土豪劣绅的小姐少奶奶的牙床上也可以踏上去滚一滚，动不动捉人戴高帽子游乡……，总之为所欲为，一切反常，竟在乡村造成一种恐怖现象”。习近平就是毛泽东的痞子文化的传承人，他扭转了中国走向文明开化的方向，重新将中国拉入闭关锁国的泥沼之中。面对这一新的时代环境，《读者》改换门庭，投其所好，大力配合，如此才有在这个超纳粹帝国的存身之地。
在这一期的“言论”专栏，首当其冲的两则言论是——“清澈的爱，只为中国！”这是十八岁的戍边英雄陈祥榕入伍时写下的战斗口号，他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我们就是祖国的界碑，脚下的每一吋土地，都是祖国的领土。”这是肖思远的战地日记，这也是英雄战士们的战地誓言。编辑只差没有用粗体字或红色字体来显示英雄的宣告了。然而，士兵的爱国其实是无用功：难道不正是习近平在普京面前卑躬屈膝、承认俄国“合法”占据中国大片土地吗？这两位英雄是不是应该立即处决作为卖国贼的习近平呢？
同一期杂志上，还有一篇题为《一个国家的英雄基因就这样生生不息》的文章，歌颂在中印边境冲突中丧生的军人，“骄傲于他们以一敌十、不辱使命，愤怒于个别败类侮辱祖国的英雄”。然而，这些军人算不上英雄，只是独裁政权的炮灰而已——那些维权的越战老兵的凄惨命运，有谁关心呢？有哪家媒体敢报道呢？这篇文章搬出毛时代的左派作家魏巍的那篇，用谎言编织成的文章《谁是最可爱的人》——这篇所谓的报道文学，是中共伪造的韩战历史中一块不能被质疑的神主牌。当年，我撰文指出该文章的若干错误，立即招致中宣部铺天盖地的大批判。
同一期的杂志中，还刊登了一篇新华社的长篇报道《芳华无悔》，用央视播音员的煽情口吻描写离开大城市到广西百色一个村子当党支书的北师大毕业生黄文秀的故事，所谓“用生命践行了一名共产党员对信仰的无比忠诚”。这种造神文宣是毛时代秀才们的拿手好戏，那个时代的典型人物是焦裕禄。国际歌宣称世上没有救世主，中共的宣传机构却将其领袖及各式各样的共产党员塑造成中国的救星。这种文章出现在新华社、《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上不足为奇，出现在《读者》上则让人扼腕长叹。
《读者》背离了过去数十年来的传统和初衷。文明被野蛮所吞噬，这样的悲剧在中国历史上并不是第一次上演。当《读者》变成了喉舌、变成了战狼、变成了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吹鼓手，“中国离文革还有多远”这个问题也就有了答案：中国离文革仅有咫尺之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