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高皋夫妇出版文革史的开山之作《文革十年史》之后三十多年，资深记者和历史学者杨继绳推出了厚厚三卷本的《天地翻覆：中国文化大革命史》，堪称其研究大饥荒的巨著《墓碑》的姊妹篇。此书既如清明上河图般展示了文革的全貌，又对若干文革中的重要事件做出新的分析和论述，堪称当代文革史的集大成之作。
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提出研究史学必备“才”、“学”、“识”三长，清代学者章学诚又提出“史德”，“史德”是对历史学家人品、道德、修养的要求，是“着书者之心术”。“史德”又与“史胆”密不可分，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中指出：“史之为任，乃弥纶一代，负海内之责，而赢是非之尤，秉笔荷担，莫此为劳。”李贽更认为“史胆”在史家诸修养中占有关键地位：“空有其才而无其胆，则有所怯而不敢。”历史书写者应当“善善而恶恶，褒正而嫉邪”，这就需要不惜为之付出自由乃至生命代价，中外历史上都不乏独裁者屠戮史家而史家前赴后继、秉笔直书的案例。在中国全面向文革时代靠拢、“万马齐喑究可哀”的习近平时代，杨继绳兼有“史才”、“史学”、“史识”、“史德”与“史胆”，他的文革史书写，既是写历史，又是针砭现实：“（中共当局）虽然全面否定文革，但继承了文革的政治体制和意识形态。还是那个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还是文革前那个政治体制：一党专政，高度集权，权力至上。正是毛泽东的这些政治遗产，使得毛泽东时代的官僚集团（包括他们的后代和亲友）在改革开放中成为新的权贵。”在不自由的中国，杨继绳如刘晓波般“假装生活在在自由的国度中自由地思考和写作”。
文革的动因之一是中共高层的权力斗争。毛酿成大饥荒惨剧后被迫退居“二线”，由刘少奇和邓小平在“一线”处理政务。毛倍感大权旁落，痛斥刘邓在他“头上拉屎”，决心用文革这种非常规手段夺回最高控制权。但杨继绳又指出，文革又不是单纯的权力斗争，如果毛只是想搞掉刘邓等人，用此前搞掉高岗、彭德怀及其支持者的手段，用“路线斗争”的方式就能解决，只是部分高层权力转移，对基层社会影响不大。这一次，毛悍然发动对中共政权伤筋动骨的文革，更深层原因是：毛从青年时代其即有的强烈的乌托邦情结。“巴黎公社原则、‘五七道路’和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成了毛泽东乌托邦的蓝图。”正如历史学家余英时在其回忆录中所指出的那样，儒家的大同思想成为共产主义进入中国的“插口”，两者一拍即合。
此前“人民公社”的惨败，带来亘古未有之大饥荒，并未让毛放弃在中国实现升级版的巴黎公社的未竟之业。在毛的乌托邦想象中，未来的中国应当是除了他是全知全能的上帝之外，其他人都人人平等，他要对人民直接发号施令，中间不需要一个碍手碍脚的党政军官僚集团。所以，他要将在中共建政十七年间形成的盘根错节的党政军集团一并击破，重建一个没有官僚、没有等级、没有私有财产的超级“公社”，如杨继绳所说，“文革是大规模的疾风暴雨般的群众运动，这场群众运动下扫政治贱民，上打官僚集团，每个阶层，每个单位，每个地区，每个家庭都卷入其中”。
毛泽东与党政军官僚集团的斗争是狗咬狗
在文革前，毛“定于一尊”的地位就形成了。党政军官僚集团是打造毛崇拜的操盘手，该集团希望毛成为一尊垂拱而治的“泥菩萨”，他们就能狐假虎威、上下其手；但毛不满足于在深宫中吃喝玩乐、春色无边，他对于改造中国社会有一盘大棋要下。于是，两者的冲突无法避免。
毛用党政军官僚集团想象不到的群众造反的方式掀起文革大潮。刚开始，刘少奇等人以为要搞第二次反右运动，按部就班地布置，兴致勃勃地整人，后来发现情形不对，只好承认“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再后来发现自己才是斗争对象，却已悔之晚矣。毛利用群众对官僚的仇恨来借刀杀人，自己在幕后开心看戏。若干官僚集团顶层人物家破人亡，如刘少奇惨死在满床的屎尿之中，邓小平的儿子邓朴方坠楼终身残疾，林彪与妻子和儿子在蒙古机毁人亡。
然而，党政军官僚集团不会束手待毙。一九六七年在武汉发生“七二○”事件，就是以陈再道为代表的武汉军区、独立师、“百万雄师”等传统体制性力量，对毛的文革路线的群体性反抗。这次事件显示，毛的地位并非稳如磐石，当旧有的党政军官僚集团的根本利益被剥夺，必定会奋起反扑。
因武汉军区司令陈再道等支持代表旧势力的“百万雄师”组织，毛亲自到武汉处理军队“支左”问题，要将方向扭转过来。却没有料到，军方和“百万雄师”联手冲进毛的驻地东湖宾馆，抓走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据说，当时独立师政治部的一位主任进来问：“那个人怎么样了？”政委蔡炳臣反问：“哪个人？”对方回答说：“就是那个游泳的人，那个老头。”那个游泳的老头显然指毛。 可见，军方人士已不排除对毛动手。危急时刻，汪东兴向机要员交代：“手里时刻拿着火柴，万不得已时烧掉密码，把密码机从窗户投入湖底。”当时差点就上演了共产党版本的“西安事变”。
毛起初坚持不走，称“我宁可被抓”。当天下午，周恩来坐飞机赶到，劝毛立即移驾。次日凌晨，周恩来亲自布置毛由东湖宾馆后门转移，用挂武汉空军车牌的汽车送到王家墩机场再飞去上海，这在毛是非常破例的。林彪手下的空军伞兵部队两个师已接到命令火速向武汉驰援，海军东海舰队接到海军党委拍去的电报，称“七二○事件”是“反革命兵变”。李作鹏亲自指挥，在武汉王家墩机场设立三军指挥部。林彪亲自登上东海舰队某舰，给指战员作了报告，称陈再道是“三反分子”。次日，东海舰队发表《严正申明》：“我东海舰队严阵以待，随时准备粉碎任何反革命暴乱！”七月二十六日，周恩来在扩大的中央常委会称武汉事件是“叛逆事件”。
然而，吊诡的是，如此严重的事件，此后陈再道及参与“七二○”事件的军方人士只是被“高高拿起，轻轻放下”，并未受军法惩处。毛担心作为其“长城”的军队大乱，不得不做战略收缩，抛出王力等中央文革成员稳定军心。此事件是文革的转折点。这个回合，毛惨败。
毛死后不到一个月，党政军官僚集团即发动十月政变，铲除“四人帮”集团，向毛泽东保证“永不翻案”的邓小平立即翻案，文革中被打倒的党政军官僚官复原位，并对文革派展开大清查。这场否定文革的清洗，却以文革模式来进行。作恶较轻的年轻造反派成为牺牲品，作恶最大的军方高级将领全都安然无事——在广西屠杀数十万民众的韦国清升任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内蒙古“内人党”冤案造成数十万人死亡及伤残的凶手滕海清也没有受到追责。官方的文革史将一切暴行都推到造反派身上，轻描淡写地说毛晚年犯了小错误，党政军官僚集团被摘除得一干二净。杨继绳指出，造反派在文革中只风光了一年多，毛和党政军官僚集团才是施加暴行的元凶。
极权体制下，没有任何人有安全保障
中共自成立以来，内部斗争血雨腥风、你死我活，中共杀掉的自己人，比国民党杀掉的还多。 即便夺取政权之后的和平年代，中共的政治斗争丝毫没有缓解趋势。文革是权力斗争激化，体制内每个人都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特别是在高层，没有友谊和人情可言，一旦某人失势，立即树倒猢狲散、墙倒众人推，全党一致讨伐，家人也参与其中——少年习近平没少喊过打倒父亲习仲勋的口号，习近平的妈妈也被迫呼喊打倒丈夫和儿子的口号。
罗瑞卿垮台是毛发动文革的前奏。 罗瑞卿权倾一时，与贺龙一起主持军委工作，让毛不放心，决定将其拿下。在批罗大会上，贺龙唾骂说：“他妈的，长子是婊子养的。他用公安部的办法，在党内、军内干私货，真卑鄙！”原本跟罗走得很近的萧华也积极揭发。邱会作分析说，“不拿路条表现一下自己就不好进门”。杨继绳评论说：“所谓路条，就是出卖朋友换取毛的信任的投名状。一个人挨整时，给出致命一击的常常是自己圈子里的人。”总政治部副主任梁必业中将是罗瑞卿的心腹，在大会上揭发罗在私下里说，要“冷林”，“热贺”，对同我们合作的人要特别关心，现在有很大的作用，将来有更大的作用”。叶剑英将梁的揭发材料给罗看，罗一夜未眠，第二天早上就跳楼自杀，结果未遂。毛听到消息后说：“为什么跳楼？真没出息！”刘少奇说：“跳楼自杀也要有讲究，应头朝下，他是脚先落地。他是坚决向党对抗。”邓小平说：“罗长子跳了个冰棍。”叶剑英吟诗：“将军一跳身名名裂。”中共高层人性的沦丧及恶劣的生态，比起纳粹德国和苏俄来，犹有过之。
曾贵为毛、林、周之后第四号人物的陈伯达垮台后，在从庐山回北京的飞机上没有人同他打招呼。他跟余秋里的座位挨着，就对余秋里说：“你在会上说刘少奇把房子让给了我，这件事你不清楚……”话还没有说完，余秋里板着面孔说：“你不要说了，就是那么回事。”然而，在陈挨批之前，余秋里经常往陈那里跑，还用手拍着陈的秘书王文耀的肩膀说，“小王呀，伯达同志有事你常给我打电话啊”。从套近乎到冷若冰霜，比川剧变脸还要快的，绝不止余秋里一人。
这种变色龙人格的形成，是因为人人都缺乏安全感，“正叹他人命不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已然成为中共高层的常态。即便是毛，也深深沉浸在强烈的不安全感中。在策划如何打倒刘少奇和林彪时，他觉得北京不安全，离开中南海到外地巡游。他多次询问警卫人员，“你们有多少战斗力？”无独有偶，一九八九年的学运期间，邓小平也秘密逃离北京，到武汉调兵遣将。
林彪被定为接班人后，毛并不完全信任这个嫡系将领，同时提拔叶剑英做军委秘书长，让徐向前、聂荣臻进入政治局，以制约林彪。杨继绳指出：“林彪的毛家湾住地原先是军委办公厅警卫处警卫，八届十一中全会后，加派由汪东兴直接指挥的八三四一部队，由中央警卫团的一位副参谋长亲自坐镇，由两个单位共同警卫林彪的住所。 毛用林彪，却怀疑林彪。 对此，林彪当然会感觉到。”
在毛时代，跟公安部长一样，解放军总参谋长也是最危险的职位。罗瑞卿、杨成武、黄永胜、邓小平等前后几任总参谋长都遭到整肃。杨成武垮台时，周恩来派邱会作前去抓人和抄家，邱希望拿到周的手令，周说，“对杨成武只字不留”。杨成武家和徐向前家是一墙之隔，周恩来布置卫戍区更换警卫部队时，引起徐家工作人员的警惕，徐的秘书未经请示报告，就将徐向前元帅也扣了起来，并收缴了徐保密文件柜的钥匙。按照中共体制，中央领导人的警卫员，受双重领导。除了直接服务的首长之外，还必须接受中央警卫局的领导。徐的警卫员除了保卫徐的安全以外，还负有监视他的任务，所以才发生这样的误会。直接管理中央警备团的中办主任，也就成为最为关键的职位。华国锋和叶剑英之所以敢于发动十月政变，就是得到掌管中央警备团的汪东兴支持，拿下两名政治局常委和两名政治局委员，才易如反掌。 在当代，习近平不放过曾任中办主任的令计划也是同样道理。 中共的政治，仍是帝制时代的宫廷政治。
中共杀人，比清帝国轻率、野蛮千百倍
一九七一年，毛有一条最高指示，“我们不是靠杀人来统治的”。以共产党宣传模式而论，越缺少的东西，就越是要强调。 毛的这句话的正确解释是：共产党就是靠杀人来统治的。
杨继绳在书中专门有一章讨论掌权者施行的集体屠杀，其中包括北京郊县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江西瑞金大屠杀、广西大屠杀、云南沙甸大屠杀等。文革是毛与党政军集团的缠斗，但斗争双方在屠杀无辜平民尤其是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贱民”这个问题上获得高度一致。
杨继绳分析说，文革中的集体大屠杀有几个特点：第一，屠杀规模大、残忍无比，杀人方式的野蛮程度骇人听闻，甚至发生大量杀人后分食人体器官的暴行；第二，被杀者是无辜平民，存属冤杀;第三，集体屠杀以当局长期灌输的“阶级斗争”理论为思想基础，屠杀前捏造罪名，传播谣言；第四，集体屠杀的组织者多为基层政权，如县武装部、革委会、人民公社和生产大队的领导机构。 杨继绳认为，执行屠杀任务的，是中共培养出来的政治愚民，“这些政治愚民也处于恐惧之中，一不小心他们也会变成被杀的政治贱民”，所以杀人特别卖力。但这个判断并不完全准确，研究文革时期中国农村集体杀戮问题的学者苏阳指出，“集体杀戮的行凶者是与党国有密切联系的地方干部、党员或民兵……行凶者是在他们自己的能动性的驱使下，通过采取最为极端的行动来响应当时的政治气氛的”。这个描述和分析更符合历史真相——行凶者多半是“揣着明白当糊涂”。这个案例恰恰能证明这一点：一九八零年代，到道县处理大屠杀遗留问题的工作组负责人询问杀人凶手的杀人动机时，该凶手竟理直气壮地回答：“上头叫我杀，我就杀。现在，上头叫我杀你，我也会杀。”也就是说，即便行凶者已沦为丧尸，在其背后，仍有一个居心叵测的“吆尸人”。
与之相比，清帝国在杀人一事上，比中共政权谨慎、文明千百倍。历史学者郑小悠指出，秋审是清代官方一项兼具仪式性与实用性的重大政务活动，当时的死刑犯在被判死刑后立即执行的比例很低，绝大多数都要监候处理，每年秋天再经过一次覆审，称为“秋审”，以符合“春生秋杀”的自然规律，体现朝廷的恤刑仁政。在此过程中，很多死刑犯会获得免死的从轻判决。在清帝国，刑名领域有一套严格的审转题奏制，所谓“国家慎重人名，旷古未闻。盖古者富侠酷吏操生杀之权，今虽宰相不能妄杀一人。古者人命系乎刑官而已，今自州县府司督抚以内达刑部而奏请勾决，一人而文书至于尺许。民之感激也深，天下垂佑也至”。文革期间，中共却放任基层官员滥杀无辜。中国的历史，常常是呈退步状态。
在文革中，除了若干集体屠杀之后，还有同样多有针对性的屠杀，即杀害反对毛泽东和中共极权体制的先知先觉者。本书中列出数十名被杀害的抗争者的事迹，比如，原南京军事学院军事学史教授会和战史教授会副主任并拥有大校军衔的蔡铁根，一九五八年在批判刘伯承、萧克时被牵连，开除党籍、军籍，剥夺军衔，下放到常州工作。大饥荒时，他在日记中记载“母子不亲，父子相仇、朋友相害”，并对毛的本质做出批判：“毛为了篡夺世界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权，成为世界共产主义革命运动的领袖，要求全党都成为他的‘驯服工具’，他把一切持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人都加上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反党分子、反党集团等等的封号。他把党章践踏得狗屁不值，把党内民主消灭得干干净净。”最可贵的是，他认识到：“私有财产是个人自由的经济基础，私有财产丧失了，个人的自由也就随之完全丧失了；私有制度完全废除了，个人的自由也就完全消灭了。”在这一点上，他的认识达到了顾准的高度。最后，他被捕并被执行枪决。
数百万计死难者成为文革“附带伤害”的牺牲品。中共宣布文革结束之后，受害者及其家人至今尚未得到“转型正义”——因为中国根本就没有“转型”，何谈“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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