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9月19日，一名居住在中国深圳的日本籍、中日混血的十岁男童，在母亲陪伴下前往日侨学校上学途中，遭一名中国男子持刀砍杀身亡。由于事发突然，母亲在现场看着孩子被砍到肚破肠流，凄烈地呼救，却已无力回天。
噩耗传出，日本驻中国大使馆降半旗致哀并表示“事态严重”，日本外相谴责此事极为“卑劣”。不少中国网民却不以为然，说过去有中国人在日本被杀时，中国政府向来低调处理，不像日本这样大张旗鼓。这种质疑反倒表明，日本政府是民选的，重视每一个普通公民的生命；而非民选的中共政权，一边宣扬“一个也不能少”的战狼精神，一边却对普通民众的死活漠不关心。
此事发生后，四川省甘孜州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黄如一在微信聊天群的一番高论引起热议。
黄如一说：“杀一个日本小孩算多大的事呀？”当有人说这是滥杀无辜时，他反驳说：“没有滥杀无辜，杀的是日本鬼子。”他还将与此事并无关联的美国拉来陪绑：“日本鬼子的美爹每天都在杀几百吧？”中国的极端民族主义者，在反日的同时必定反美，他们早已忘记，在二战中，如果不是美国帮助中国抗日，中国早已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了。
还有人反驳黄如一说：“我看你的头像是解放军，我们解放军即使在战争时期也是有纪律的，不会杀孩子。”黄继续强辩：“我们的纪律就是杀日本人。”
9月21日，一位知情人士告诉媒体，网传微信群聊记录属实，涉事群聊是百人大群，主要为出版、传媒等行业的书友群。
9月22日，甘孜州及新龙县有关部门披露，涉事者黄如一确为新龙县政府领导成员。新龙县政府办一工作人员称：“这件事情我们这边已经掌握，也高度重视，正在处理当中。”甘孜州政府办一值班人员亦表示：“我们已经了解，已经报上去了，肯定要处理。”另据新龙县一官方人士透露，介入调查此事的部门涉及县委、公安、宣传等多部门，“后续的处理结果会公布。”
据公开信息显示，黄如一为1983年生人，生于重庆梁平，先后毕业于重庆大学城市建设与环境工程学院建筑环境与设备工程专业、建设管理与房地产学院工程管理专业和四川大学建筑与环境学院人居环境专业，最高学历为工学博士。2010年，加入中国共产党。2021年，升任四川省农村能源发展中心副主任。同年，挂职甘孜州新龙县委常委、副县长，负责省直定点帮扶等工作。以黄如一的年龄而论，在官场的升迁速度颇快。如果没有发生这次的事件，未来一定能平步青云。
黄如一的言论是“言为心声”，不足为怪。他是看横店影视基地拍摄的反日影视作品长大的，也是中共的仇恨教育和宣传培育出的“观念残缺”一代。他拥有博士头衔，却不具备基本的常识、常理、常情，换言之，他并未得到启蒙。所谓启蒙，用康德的说法就是“照亮”，就是“人从他咎由自取的受监护状态中走出来”。
黄如一是受害者，同时又是加害者。英国学者毕可思在《滚出中国》一书中指出，对于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中国共产党批准的故事是片面且自私的，而且最终会擦抢走火。人们经常听见新的、气愤的民族主义示威者大声要求战争，要求杀了日本人。这样的民族主义蕴含了灾难。但这不止牵涉日本。近代以来曾羞辱过中国的国家没有一个是安全的。”
2012年11月，刚刚掌权的习近平在参观了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之后表示：“中华民族遭受的苦难之重，付出牺牲之大，在世界各段历史中均属罕见。”这是习近平报仇雪耻的“中国梦”的起点。在此意义上，黄如一就是习近平的孩子。
黄如一身上的“毛泽东人格”与“边缘知识分子”的恨意
黄如一是如何炼成的？这是观察今天中国民情的一个重要视角。黄如一后来在重庆和成都这样的大城市读大学，但他出生于较为贫困和封闭的梁平县，属于韩寒所谓的“小镇青年”。进入21世纪，中国的县城尤其是西部县城经济衰败、治理混乱，导致文化、信息、知识和共同体精神大幅衰减。受此一时代背景影响，“小镇青年”在知识结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都被烙上“边缘人”烙印。黄如一通过高考脱离县城，然后学而优则仕，成了“半个七品芝麻官”的副县长，但他身上的“边缘人”人格根深蒂固，所以才会“对世界充满恨”且“语不惊人死不休”。
史学大师余英时曾批评说，费正清等美国的中国问题专家因不了解毛泽东边缘人的复杂心理，不了解中共继承了中国历史上边缘人造反的传统，而对中共政权做出一而再、再而三的误判。余英时将中国的共产革命解释为边缘人夺取权力、破坏民间社会的过程，随着革命不断升级，边缘人对社会的破坏也越大。“实际上毛泽东的真本领是在他对于中国下层社会的传统心理的深刻认识。但这里所谓‘下层社会’并不是千千万万安分守己的农民，而是那些三教九流、痞子光棍之类。用价值中立的名词说，即是社会边缘的人物”、“革命为中国原有社会中各阶层的边缘人提供了进入社会中心的机会。城市中不得志的知识人、市民、以及乡村中无业的地痞、流氓等都涌进了革命的行列。”
余英时指出，“毛泽东可以说是集各种‘边缘’之大成的一个人……没有受过完整的学校教育，但也沾到了知识界的边缘；他最熟悉的东西是中国的旧文史、旧小说，但又沾到了西方新思潮的边缘；他在政治上最独到的是传统的权谋，但又沾到了‘共产国际’的边缘……。历史的狡诈把他送回了边缘人的世界，特别是他最熟悉的中国农村的边缘世界，他的生命本质终于能发扬得淋漓尽致，这恐怕是连他自己也是始料所不及的。”毛泽东贵为权力比古代皇帝大得多的“主席”，却满口粗话，以粗话显示其权威及羞辱此前瞧不起他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种极度自卑和极度自傲结合的“边缘人”人格的体现。
余英时还注意到，中国写毛泽东生平的人往往强调他“好读书”，尤“好读史”。这当然是真的，毛在晚年眼睛动白内障手术之前，即便是战争年代或政治斗争激化之际，仍手不释卷。但比喜欢读书更重要的是读什么书。余英时仔细检视并分析说，毛早年和中年读得最有心得的是所谓“稗官野史”，如《水浒传》、《三国演义》之类。毛的作品中引用得较多的是这两部小说中的典故。1945年，重庆国民参议院代表团访问延安，学者傅斯年感觉毛泽东活像《水浒传》里的造反者，发现毛对旧小说非常之熟，这不仅仅是出于消遣，更是为了研究中国下层社会的心理。
在这一点上，黄如一与毛泽东的兴趣爱好惊人相似：黄如一并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的理工男，他对文史颇有兴趣。他喜欢读书，更喜欢舞文弄墨，不顾官场的繁忙，业余从事通俗历史写作，曾出版《铁血强宋》、《煮酒话太宗》、《钓鱼城保卫战》、《冰火大明》、《译码西游》等作品，在官场堪称奇葩。但从书名就可以看出，黄如一对中国历史的认识和阐释有严重偏差，就如同纳粹用种族主义来改写日耳曼人的历史，连被公认为军事上无能的宋朝也被其翻案为“铁血强宋”。这样的历史叙述，很对习近平的胃口。
边缘人与边缘人惺惺相惜。习近平虽身为太子党之一员，但在其父亲倒台后，长期沦为边缘人。边缘人对社会充满仇恨，这种仇恨很容易转化成排外情绪。
中共标榜习近平是一名熟读中外历史的伟大领袖，“从读书中汲取治国理政经验智慧，用书香涵养民族精神力量”。既然如此，习近平不妨重用文理兼修的黄如一，提拔其当南书房行走，让其起草讲稿，一定不亚于当年的“九评”，让帝国主义胆战心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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