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礼”与“仁”(余英时)

“仁”跟“礼”是孔子两个大纲,两个是连在一起的。“仁”是指人的内在的修养、内在的爱人的精神的培养。“礼”呢,就是外在的表现。你光说我爱人,但是我没表现,见到人就骂或见到人就打,那就不是真正的爱,就没有“仁”了,所以“仁”必须表现为“礼”。

从前在孔子时代“礼”坏掉了,所以当时叫“礼坏乐崩”。“礼”跟“乐”,这两样都是精神文明。这个精神文明的表现、外在的东西,在孔子时代呢,破坏了。大家不照礼做、或者超过礼,或者根本把礼丢在一边了、不管了、或者糟蹋了。

所以孔子想进行一个改革,孔教的成立,就是因为他改革从前的一种文明,“礼”就是文明。所以孔子说,殷商是根据夏的“礼”来的。夏的文明,这个就是“礼”,而周代又是根据商的文明发展下来的。所以夏、商、周三代都是一个文明的进步,一个比一个进步,进步的结果就是中国一个文明出现了。

所以“礼”我们可以理解为就是文明,文明就是一种表现。而这个表现是人的精神的表现。没有精神的表现、外在化,就没有所谓的文明了。所以我们在动物身上,狮子、老虎那里找不到任何文明的表现。

所以文明就是“礼”,但是“礼”不能离开“仁”。如果里面、外面是不相和的,那就发生分歧了、分裂了。分裂就是假的了,假的就造成许多很坏的现象,所以孔子要进行一个精神上的改革。

所以他就提倡“仁”跟“礼”要配合,所以他说“仁”不只是穿什么衣服、拿什么东西;“乐”也不只是敲锣打鼓,而是要表现一种内在的精神。所以里、外它相和,就是“仁”、“礼”相和,那就是一个文明社会就成立了,又有内、又有外。

孔子讲“仁”这一方面,后来就是孟子继承的。孟子讲仁义、扩大了。孟子将仁政,就是爱人的方式来处理国家事务、对待人,这是孔子讲“仁”的一方面的发展。

但是孔子到后来还有另外一支的,是讲“礼”的,这就是旬子。儒家有两大派,这是我们在汉朝大家都公认的了。孟子偏重在“仁”的方面,而旬子偏重在“礼”的方面。所以“礼”在孔子的《论语》里面,出现得非常多,至少有70多次;据后人的统计,“仁”更多。“仁”是差不多100次,“礼”是70多次,是相当多的一个数目了。

所以孔子一开始讲“孝”的话,就叫人家生的时候,你对父母以礼来对待,死跟葬也要以礼来对待,祭祀他也要以礼来对待。所以无论如何这个“礼”是非常重要的。

孔子又说“礼之用,和为贵”。礼,用处在哪里呢?就是什么事情都恰到好处,就是我们做一件事情刚刚到一个调和点。用现代的话说、共产党也用过的名词就是“和谐”。最极端的和谐那一点上,就是“礼” 可以才发生作用。所以没有“礼”,也谈不上和谐。所以“礼”的重要性在孔子《论语》里面多得不得了。

还有一个观念我要讲的就是“仁”。他说“仁”一定要受教育。从哪里开始?也要“礼”。所以他说“不学礼”呢,就“无以立”,立不起来、不能立足、站不稳的。所以“礼”最重要的从个人到社会都是无可比拟的。这个重要的东西就是要培养出一个文明的人,也培养出文明的社会,这是中国的一种理想,这个理想我认为还是不错的。

我们清朝以后慢慢接受西方的东西,也就是因为西方在某些“礼”的方面甚至于比中国还要超过。这就是孙中山也提过的,有些在礼仪实行方面,西方比我们好。我们说得很多,没有做到。所以,从这方面说,接受西方文明的好的地方、不是接受它帝国主义、或者侵略性那一面,如果是讲西方文明的一面,也就是跟中国原来的讲礼、讲仁是配合的,双方可以接轴的。所以从这一点说,这个“礼”的重要性可想而知了。

所以,我们现在再进一步呢,就是讲“礼”在现代是怎么表现。我认为共产党是一个最无礼的、最不看重礼的一个政治集团、一个党派,也可以说是非常野蛮的。所以,上次我引了毛泽东的话“你们说我不仁,正是这样。” 他不但不仁,他也没有礼貌、也没有义气,绝对无礼的一个社会。

所以藐视一切,破坏一切的道德。从国际上讲,最有名的一件事,就是共产党参加了联合国,照说应该遵守国际礼貌吧,可是他第一个来参加的、那时的外交部长就是乔冠华。乔冠华最有名的在联合国的表演,就是在别人讲话的时候,他毫无忌惮地大笑、仰天大笑,震惊全场,这个照片我还看到过很多次。这就是对别人的一种不尊重,完全无礼。所以这个基本上表现了共产党对“礼”的态度。

至于对国内来讲,它对反对它的人、或者批评它的人,那无礼是到了极点、是残忍到了极点,那是绝对没有“礼”可言的。所以无论对内、对外,共产党是完全置之度外的一个东西。这使我们觉得,要了解共产党推崇儒家、或推崇孔子,我们必须用孔子的标准来检查它,它到底能做到多少。我想中国要有前途,还是要从“礼”的这方面下手。“礼”这方面,我觉得现在差得太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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