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专家是日本放射线防护情报中心代表、北海道札幌医科大学教授高田纯教授。高田纯教授说，核试验区位于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楼兰附近，46次核试验，总爆炸当量达到了2千万吨，给周边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健康损害和环境污染。最大型的核试验曾经达到4百万吨级，爆炸力相当于前苏联核试验的10倍。据中国内部文件透露，有129万人受到核辐射，其中死亡达75万人之多。
日本中亚史专家金子民雄先生，曾经深入到塔里木沙漠的罗布泊地区，进行田野调查。据他的回忆，在现场作业的时候，眼睛不停流泪，泪中掺着血，喉咙难受，鼻子还流血。核辐射后遗症多年后还困扰着他。
具体死亡人数是不是有75万人之多，没有确切的消息来源加以证实，我尚不能肯定。但是中国核试验之野蛮和没有人性，却是我早就了解的。新疆核试验场中心叫黄羊沟，距离人口稠密的库尔勒市和焉耆县以及近百万人口的水源地——新疆第一大淡水湖博斯腾湖仅仅是270公里，距核试验场后勤城市马兰仅180公里，距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三十六团场仅127公里。
一位曾经在新疆工作多年的旅美学者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那里核污染情况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凡是靠近核试验场方向的树木树叶全部脱光，长满鱼鳞片的皮肤病患者和毛发脱落等症，随处可见。试验基地每进行一次核爆炸，远在万里之外的日本便向中国递上照会，严重抗议。说是原子放射的尘埃已随风飘到了日本上空，污染了日本的环境。而近在试验厂数百里之内的几百万中国人民、包括汉人和少数民族，却默默地忍受着所有核污染造成的严重后果。……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二师36团的驻地，离开试验场只有百多里，又处在下风口，那里的核污染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程度。树木光秃；麦子没有麦芒，短短地贴近地面；那里没有虫害，害虫和益鸟早已逃离此地。昆虫动物可以做这种选择，而人却不能。兵团的准军事制度和人身依附的户籍登记制，把36团近万名农工、及家眷孩子死死地拴在那里。”
所有的消息都受到了严格的控制，每一次核试验都不会通知当地政府和人民。仅仅有一次例外：首次氢弹试验。大约当局深知氢弹的威力远远超过原子弹，破天荒地事先通知了当地政府。叫地方政府安排全体职工和居民放假一天，而所有的防护措施不过是不要出屋、把窗户贴上“米”字型纸条、把暴露在室外的食物用麻袋和帆布加以铺盖。直到试爆前的一天，居民才得到这个通知，人们毫无撤离的可能，只有躲在屋里头，等待着可怖的、加带着热风的“滚地雷”隆隆扫过。
在这种视个人生命如草芥的制度下，身居高位的中共官员也无法免受核污染的危害。每次核试验，基地都要邀请巴音郭愣自治州党、政、军首长和军垦农二师首长观看，并且设宴庆功。但这些官员却想尽办法，以生病或者开会加以推脱。
1985年12月6日，新疆乌鲁木齐的维吾尔族学生及民众游行示威，其中的一条要求便是要求停止在新疆进行核试验。示威立即遭到禁止，并逮捕了数人。由于官方持续严密的新闻控制，时至今日，新疆核试验污染之严重仍然鲜为人知。
(文章只代表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根据录音整理,未经作者审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