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一度的中国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周四（12月12日）在北京闭幕。长达4000字的会议通报提出了明年经济工作的九项重点任务，但外界对此的反应却比较消极。
楼市疲软、股市低迷、消费不振，美国高关税若隐若现，到了年底，中国经济仍未走出低谷。在这种背景下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让外界充满期待。但会议的通报周四发出后，市场的反应却比较消极。周四当天，上证和深证指数都收跌超过2%，跌势在周五延续。
能提振消费吗？
对本次经济工作会议的成果，媒体反应不太一致。中国官媒“中国新闻网”在报道中指出这次会议突出了一个“实”，并不吝赞美说会议通稿“扎实、坚实、实效、实绩、夯实、走实、抓实、求真务实……”。但台湾中央社在报道中说这次会议缺乏具体措施。
在中国官媒人民网发布的会议通报中可以看到，会议确定了明年要抓好的九项重点任务，包括全方位扩大国内需求、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等等。其中第一条就提出了要大力提振消费，并明确了“适当提高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标准”等具体要求。
但曾担任鸡西市副市长并主管当地财政的李传良认为，这些措施并不能起实质作用，“个人消费现在已经很低很低了，很低的缘故一是经济内卷造成的，二是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本身就比较低，所以他现在提高这几种待遇达不到（提振消费的）目的。”
李传良分析说，目前的措施并没有真正恢复市场自身对消费的促进作用，“他还是国家拿出刺激政策，例如基础建设、扩大贸易等等，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市场、个人或民间的消费，这还是政府宏观调控的一种消费。”他强调，这些做法对提振消费作用都不大。
近年来中国经济下行，不少中国以及国际经济学者都强调，消费不振是其重要原因，并呼吁中国政府多下功夫刺激消费。但到目前为止，中国政府还没有采取被外界一致看好的措施。
旅美经济学者黄大卫对本台分析说，中国消费不振并不是老百姓没有钱，而更主要是收入分配不均，“所以如果不提高中国居民的收入，或者说不在老百姓收入不均的问题上去改革的话，单纯提高消费是缘木求鱼。”他提到一个数据：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是美国的六分之一，但消费只是美国的十二分之一。
虽然这次会议通报中提到要提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但黄大卫认为这不足以真正提振消费，因为本来养老金就很低，“退休金占退休前工资比例大概是40%左右，这低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议的70%，这意味着很多退休人员的养老金不足以维持退休前的生活水平。”他说，现在会议提到了提高养老金是一个积极信号，但还很难说是有力度的改革，从整体经济制度来说并没有太大的改善。
没有新东西
会议通报中强调要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要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并指出了其中的具体要求，包括发挥好货币政策工具总量和结构双重功能，适时降准降息，保持流动性充裕等等。据台湾中央社报道，市场对此的广泛解读是中国的财政政策要从保守走向宽松。
美国南卡罗莱纳大学艾肯商学院讲席教授谢田对记者分析说，这些措施并不新颖，而是一直都在用，但问题是不太有用，“用了这么多次，但一直是没有什么效果，或者是暂时有效果，但后果是通胀，印发货币越来越多，人民币就开始贬值。”
本周有消息说，中国政府正考虑明年让人民币贬值，以应对美国候任总统特朗普提出的可能提高中国货品关税的局面。
但在本次通报中，提到了“着力实现增长稳、就业稳和物价合理回升的优化组合”等字眼，外界有人认为，这实际上是间接承认了中国存在通缩问题。通缩问题也是近年以来国际经济界一直关注的中国经济问题之一。
谢田则认为，中国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通缩，“中国大面积地、长期、持续地印钞放水，钱印得越来越多，怎么可能通缩呢？”
谢田说，从这次会议的通报看，政府措施没有新的东西，这也是市场对此感到失望的原因。他认为，中国政府有很多重要工作都没有做，“我们知道中国老百姓的负担很重，中共这么庞大的官僚机构，他不去削减政府规模、削减政府预算，他反而增加赤字，所以他没有想真的解决问题。”他说，相比看，阿根廷新政府的一些做法可圈可点，“米莱政府刚刚把中央政府的部委从十八个减到了八个，他甚至要大规模减税，减税90%。”
李传良则指出，从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的结果可以看出，实际上体制能允许的经济措施都已经穷尽了，“原来所谓扩大内需、四万亿等等，这些经济政策实际上都失灵了。”
黄大卫则认为，整体上这次经济会议还是有其积极意义，“由过去否认困难‘洋溢着积极向上的氛围’，转变为承认目前的经济挑战、进行局部改善。”
要有真正的造血功能
会议通报中还提到，要为基层松绑减负，“让想干事、会干事的干部能干事、干成事。”并强调要充分调动基层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这似乎是把希望寄予基层地方政府，通过调动其积极性来促进经济发展。
李传良指出，这种说法已经很露骨了，这说明中央政府很清楚基层地方官员“躺平”的现实，“很多人说做就容易出问题，所以有能力的干部基本上没有了，躺平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大家都躺平，不做比做要好。”
他说，虽然这次会议已经把话都说得这么白了，但也只是喊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因为这个群体已经是这么一个状态了，而且事实上这些政策也落实不了，真正的能人不会去出力使劲，没有能力的人政策再好也没有用。”
李传良又补充到，真正激发动力关键的不在于官员，而在企业，而企业要好起来，还是看机制和体制。他说，“真正的造血功能没有，只做外科手术起不到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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