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劳工抗争不容忽视: 总数较多、分布更广

蛇年第一天,人权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发布的2024年中国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显示,在过去的一年中,中国劳工抗争的数量在内陆呈现增多,并且制造业的抗争数量明显增加。

蛇年新春,中国社媒上一片祥和,没有惊悚的突发事件,也没有集体热议的群体事件。谈论劳工问题的似乎也不太多,但这仍然难以掩饰在这欢乐的氛围背后,劳工问题依然是困扰中国社会的严重问题。

去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给中国一重产业工人代表的回信》中曾督促中国产业工人继续为建设制造强国而奋斗;随后,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又发出《关于深化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改革的意见》,强调要进一步提高工人的主人翁地位。但刚刚发布的《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却提醒人们,中国劳工问题不容忽视。

罢工到底是变多了还是变少了?

报告显示,“中国劳工通讯”在2024年统计到的中国劳工罢工事件为1509件,相比2023年统计的1794件下降了近20%,但相对于此前的2019年至2022年仍处于高位。

主持撰写这份报告的本台劳工通讯栏目主持人韩东方告诉记者,这里统计的1509件还不能完整反映现实中中国劳工罢工事件的严重性。他们统计的方式主要是从网络社媒获得罢工事件的线索,“有工人在网上发出来视频,包括他们的行动和求助信息,这些每一件上网前都是核实过的。”

他指出,肯定还有一些罢工事件他们是无法统计到的,“并不是所有工人组织了集体行动,都会发在网上,”而且他表明,“中国劳工通讯”的人手有限,也很难进行全面的统计;而官方的数据也难以获得。

对于“中国劳工通讯”的这个统计数据,总部位于美国纽约的劳工组织“中国劳工观察”负责人李强认为,中国劳工抗争事件的数量应该是比往年更多,他分析说,“根据目前中国企业的破产情况,以及工人反映的情况,包括工资,找工难度等等,从这些情况分析,可以间接地看出来,中国的用工环境要比去年是更糟糕的。”

李强分析说,之所以数据无法反映这种趋势,这可能跟中国政府对网络施行管控有关,“他(中国网络)现在这种算法就会导致你(劳工维权信息)出来之后很快就消失了,就不再出现了,再也找不到了。他们(中国劳工通讯)用的这种方法只能在很短、很快的时间记录到一些个案,但并不能全面记录到劳工抗议有多少。”

内地抗争增多

报告也显示,劳工抗争事件主要发生在沿海省份,劳工维权事件最多的三个省份都在东部沿海,分别是广东(346起),山东(106起)和浙江(101起)。但报告指出,内陆省份也出现了许多劳工抗争事件,例如河南(80起)、河北(69起)和陕西(59起)等。

对于这种地域分布的特点,韩东方分析说,“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从沿海地区开始的,所以那边的工厂是很多的,”但是,随着中国产业的发展,不少工厂从沿海向内陆迁徙,内陆工厂的数量也逐步增加,推高了劳工事件发生的几率。

韩东方指出,这些厂家在搬迁过程中,也容易发生劳工侵权事件,“那些移出的地方,工人待遇不能保障,老板逃避补偿,所以造成这种抗争事件。”他解释说,搬迁过程中,有一种劳资双方、甚至政府都很清楚的“游戏”,“工厂现在往往是一种常态策略,就是我让你在这里阴干,让你熬不住,主动提出辞职,那就不是我的事了,你要辞职,我没有解雇你,那就没有补偿了。”

他解释说,具体的做法就是,厂房搬迁完毕后,原在当地的厂房已经没有订单,“你愿意来上班就继续上,按法律规定的,每天八小时,每周五天,给你当地的最低工资,不犯法,但你熬不过,最低工资怎么养家啊?”很多老板就是通过这种方式逃避补偿。

长期从事中国劳工权益工作的华海峰注意到,这股从沿海向内陆搬迁工厂的趋势早在2016年前后就已出现,“最近六到八年时间,有大量的沿海企业转移到内地,”他认为,这可能是内地出现大量劳工抗争事件的重要原因。

图为2014年湖南常德沃尔玛停止营业,工人在店前举横幅抗议资方非法关店。
湖南常德沃尔玛停止营业 图为2014年湖南常德沃尔玛停止营业,工人在店前举横幅抗议资方非法关店。 (抗议工人提供/RFA资料)

据澎湃新闻网报道,自2018年初以来,随着工厂生产从珠江三角洲和长江三角洲向外扩展,中国中西部15个省份的出口累计增加94%。而这一迁移的主要原因是沿海地区劳动力成本上升,以及内地提供了优惠政策等。

华海峰在实际调研中还发现,与这种趋势相应,沿海和内陆地区劳工抗争的诉求还是有些区别,沿海地区的劳工抗争更看重工资收入的高低,内陆地区的劳工在看重收入的同时,还强调其他要求,“他们会比沿海地区抗争的劳工更多或更早地提到社会保障、住房公积金之类的隐性福利待遇问题,因为他们在自己家乡工作,这很多福利是他们能享受的。”

首先牺牲的是工人

这份报告也区分了不同行业的劳工抗争事件,其中提到建筑业的抗争活动依然最多(733起,占48.6%),但制造业(452起,占30%)的案件数量却比2023年有所上升,其次是服务业、运输和物流业等等。

华海峰之前一直在制造业领域从事劳工维权行动,他认为制造业领域的劳工维权事件数量上升不难理解,因为“在经济环境变差的时候,侵权事件发生的概率就会变高很多,相应地,工人抗争的数量就会大幅上升。”

他指出,在当前困难的经济条件下,制造业企业为了生存,首先牺牲的都是工人,“企业要追求利润的,在原材料成本、仓储物流成本没办法压缩的时候,他唯一能压缩的就是工人人工成本。”

韩东方则指出,企业工人面对的不仅有工资收入的问题,还有福利待遇以及工时过长和安全等问题。他强调,所有这些问题的核心是工人没有自己的代表;工会名义上是工人的代表,但当劳工权益被损害的时候,工会往往帮不了工人,“绝大部分企业工会都是被老板控制的,所以等于说企业老板左手是企业,右手是工会,工人就被撒在外边,一盘散沙,没人理,” 而这些矛盾延伸出去,就会造成非常规的维权、抗争事件。

《中国劳工通讯罢工地图数据分析》报告的结论部分提到,2024年,经济环境、地缘政治以及产业竞争等问题,加剧了工人权利被忽视。在这种情况下,工会和企业都有责任保护工人权利的迫切需要,与此同时,跨国公司也必须对其供应链中的劳工权利侵犯行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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