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公安部日前宣布，针对“灵修”或以疗愈、激发潜能为名义的非法培训活动进行严厉打击。专家认为，这一现象背后不仅反映出中国民众精神活动的变化，更凸显人们对政府控制宗教的行为感到失望。
2月13日，中国公安部将“灵修”或“打着心灵疗愈、激发潜能等”名义从事非法培训活动”与邪教相提并论，并表示已对这些组织进行严厉打击和依法查处，有效遏制其蔓延。
近几年，界面、澎湃等中国媒体将注重身体、心理与灵性合一的“身心灵疗愈”产业形容为万亿市场。搜索相关关键词，这些被外界称为最有潜力之一的赚钱“赛道”在微信、微博或小红书等中国社交平台上，还能找到不少频道和文章，内容涉及提供给人们缓解焦虑的途径和课程。
但细看相关内容便能发现，其背后多为个人或小型公司经营，规模似乎不足以引起政府的顾虑。
意大利新兴宗教研究中心（CESNUR）负责人、以报道中国宗教自由状况为主的杂志《寒冬》（Bitter Winter）总编英特罗维吉（Massimo Introvigne）以文字回复本台采访时表示，由于新冠疫情导致非法的精神活动激增，中国政府对“灰色地带”的打击更加严厉。虽然有些自助（self-help）课程涉及欺诈，但政府镇压的力道无边，难以控制。
研究中国政府管理宗教活动多年的美国普度大学社会学教授杨凤岗，把宗教活动被中国政府接受的程度以颜色区隔分类：红色指的是受中国政府支持下开展的五大宗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佛教和道教），属于合法范畴，但禁止未成年人参与；黑色包括政府认定为“宣扬非正统教义的“邪教”名单，其中又以法轮功、全能神和门徒会被视为“国家安全威胁”；灰色则是任何其他非法，但有时受地方政府容忍的活动，例如家庭教会、不隶属于任何宗教的道教和佛教寺庙，以及各类自助和灵性发展（spiritual development）的课程等。
美国智库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中国分析中心研究员邓乃文（G.A. Donovan）近期在中国旅行时也发现，在酒店参加灵性训练课程的人们举止相当谨慎，不轻易给出相关信息，往往需要亲朋好友介绍才能加入他们的微信群。他还听说，有些团体会空出时间“唱爱国歌曲，向国旗敬礼”，以表没有做任何反对党或国家的事情：“他们的活动可能没有得到官方批准，但他们试图摆出好面孔，就不会被当局为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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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习近平开启全政府模式“凝心铸魂”
邓乃文（G.A. Donovan）告诉本台，1999年各地法轮功人士进京上访以来，中国政府就视这类有大规模学员的组织为威胁。但真正将此类问题列为高度优先事项的，始于习近平，尤其是2017年之后，也就是“中国反邪教网”成立的起点。
邓乃文说，习近平采用的是一种动员整个政府和社会的方式，作为推动更广泛意识形态的一部分：“新冠疫情期间，人们不能外出。但新冠疫情后，（中国政府）开始越来越多种不同类型的宣传活动，且手法富有想象力”，具体措施包括举办讲座、发送春联等，或利用虚拟现实模拟被邪教接触的环境；一些村庄还仿效毛泽东时代的扩音系统，只不过现在升级为使用手机推送公告。
邓乃文表示，这些现象和近年中国经济发展缓慢，尤其疫情期间，严格的清零政策和惩罚措施导致民众对政府感到不满和缺乏信任有关： “我认为，北京领导人非常清楚，需要努力在社会中提高士气”，“创造积极、快乐且满意的氛围”，同时避免让人民相信当局不希望他们信服的事情。他说，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近年演讲时便多次强调，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的重要性。
挑战与机遇并存的身心灵疗愈产业
现实中，更多人选择通过个人修行追求自我成长和变化，也就是被西方称为“新时代运动”（New Age），相关行业成为政府关注和打击焦点。但接下来，当局对此如何规范，还缺乏明确的标准。此外，这类活动大多通过社交媒体进行，如线上瑜伽或讨论占星术等，也很难受到政府控制。有专家认为，只要规模没大到跨城市或上千万人参与的程度，还是在允许的范围之内。
纽约罗切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Rochester）人类学助理教授庄思博（John Osburg）告诉本台，中国年轻人最近一波对宗教和精神心灵的追求，不仅是后毛泽东时代人们寻求在物质生活以外对人生意义探索的延续，也包括疗愈的需求：“他们觉得自己不一定能达到父母那样的生活水平，找到一份好工作、买得到一套公寓或结婚这样的目标似乎遥不可及。于是，他们要么放弃这些目标，要么认为空洞没有意义。”
庄思博说，这些年轻人如果不求助于心理咨询，就可能转向宗教来应对生活中的困扰。去年夏天，他在北京雍和宫看到许多年轻人为了祈祷在就业市场有所好运，不惜排一小时或更长时间的队，只为购买开过光的手镯或护身符。而这种现象也能从网上流行“在上班和上进之间，我选择了上香”的梗看出。庄思博说，中国年轻一代正“同时探索多种信仰，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结合不同的宗教传统”。
美国新媒体旗号（Semafor）去年综合新闻报道和研究指出，传统心理咨询服务在中国仍然相对稀缺，相比美国每10万人中可有12人看精神科医生，中国仅有不到3人。此外，中国80%的综合医院没有设立精神科。但近年，越来越多中国人意识到“情绪健康是可以努力改善的”，企业家们也在努力增加富裕沿海城市以外地区的心理咨询医院数量。
中国开发者服务商“极光”（Aurora Mobile）的数据则显示，中国心言集团以结合人工智能技术提供在线情感陪伴和疏导的应用程序“测测”，2024年10月的月活跃用户近250万，同比增长57.3%，呈现强劲上升趋势。
此外，却也有竞逐灵性产业的程序开发商对科技媒体《Rest of World》表示，保持知名度同时又避免政府审查是一种微妙的平衡。
美国智库研究员邓乃文也对本台表示，中国“政府如果认为运营这些项目能够帮助人们自我感觉更好，对生活抱有积极态度。那么某种程度上，他们认为提供了价值服务”。因此，当局提到的打击成果，一般都是因金融犯罪而遭到起诉，“不知何故，政府能够证明这是欺诈行为，或将钱用于广告宣传或预期之外的其他目的”。
新冠疫情期间，许多中国人被困在家里，拥有更多时间浏览网络信息。邓乃文表示，这为有关商机创造了条件，许多人开始提供线上精神指导，但有些人采取类似金字塔式骗局的营销模式，越早加入并支付课程费用的人，还能通过招募新学员赚取一部分利润。
中国中产阶级寻求可信真实的精神教义
庄思博告诉本台，除了部分活动是谋取利益的骗局外，当局还担心其中宣传的教义不被中共认可。因此，尽管中国共产党以无神论为官方意识形态，但有时又对佛教、道教或是儒家思想特别支持，因为它们被视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一部分。
不过，庄思博表示，党国对宗教的控制可能已让一些寻求更真实、精神层面教义的中国人感到失望。今年1月，他在亚洲协会网站写道，中国越来越多中产阶级转向受党国干预最少的基督教或藏传佛教来寻求指导和精神寄托，即说明了这一问题：“习近平领导下，中共试图收编官方宗教机构，引导其教义促进爱国主义，这损害了这些宗教的可信度。更令北京担忧的是，中产阶级精神寄托的趋势反映了党国道德权威的丧失”。
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21年的一项研究显示，中国政府限制宗教的程度居世界首位。此外，任何人，包括党员、政府官员和退休人员，只要加入中共附属组织就必须宣誓效忠共产主义，并放弃任何宗教信仰。该中心2018年的一项民调还显示，有1/3的中国成年人认为自己是无神论者。
根据中国官方统计，截至2023年底，中国共产党党员总数近1亿人（9918.5万名）。此外，小学生加入少先队（1.148亿）或初、高中学生加入共青团（7416.7万）的人数，也达到1.8亿多人。这意味着全中国将近1/5人口是中国共产党和其附属组织的成员。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