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北碚区在辖区内接入2.79万个视频设备和245个感知设备，用以强化对民众的监控能力。另外，厦门推出的“近邻监督”模式，引发了广泛的争议和声讨。该模式计划通过基层社区的“近邻监督员”延伸监督触角。
中国各地正在升级对民众的网络控制。根据《重庆日报》网站本周一报道，本届全国人大代表、北碚区委书记林旭阳透露，该监控体系依托区数字化城市运行与治理中心及镇街基层治理指挥中心平台，全面接入了2.79万个视频设备和245个感知设备，形成了强大的数据采集和实时监控能力。
北碚区还上线了93个跨区域、跨村社、跨网格的调度指挥场景，涵盖公共安全、家庭管理、消防安全等多个领域。自系统投入使用以来，已累计处理超过55万事件和108万任务，任务办理率高达100%。不过，当局并未披露这些55万件事件涉及的具体领域。
社区监控对民众生活的影响
重庆一社区的杨姓前雇员本周一（10日）对自由亚洲电台透露，这些摄像头几乎都用于监控小区居民活动、街道路人、教会信徒聚会和民众维权等活动。他说：“这些监控探头早已存在，官方称之为“天网”，在农村叫“雪亮工程”，其目的是监视每一个角落，民众的一举一动都在他们眼皮下，暴露无遗。”
此前，厦门市同安区推出社区居民“近邻监督”工作模式。该区成立近邻监督工作室，旨在通过基层社区的“近邻监督员”延伸监督触角。然而，有网民质疑这种模式可能导致邻里之间的过度监视，甚至可能复归“文革”时期的“群众斗群众”局面。
河南网民老万对本台说，由于网格员被欠薪，不少地方的网格员被迫离职，基层政府于是想出新的应变方法：“这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网格员发不出工资，另一方面他们想降低行政成本、治理成本，他就动员老百姓，动员民间力量这样搞，很多有闲没事干的老大娘、老大爷，朝阳大妈以邻里的身分与你友好相处，实际上是监督你的一言一行，这就是‘文革’。”
人民网曾报道，厦门市同安区已经在11个镇（街）、144个村（居）设立了“近邻监督”工作室，并通过三级组织架构进行推广。同时，建立了“三类问题”处置机制与回访评价机制。该模式被认为是中国早期提倡的“枫桥治理”模式的进一步下沉，旨在加强基层的社会治理与监督。
法律界评论人士陆沉渊批评这一模式是中国地方政府在行政收入减少的情况下采取的监控方式，他对本台说：“这是税收收入大幅下降的情况下，一种降低行政支出进行维稳的方式。这些参与者其实都是老年人，他们究竟有多大的能力对周围的邻居形成影响，但效果如何需要观察。”
各地网格员频繁被欠薪
不久前，中国各地频繁曝出网格员被街道办欠薪的事件。福建省莆田市涵江区约700至800名网格员被拖欠长达半年的工资，而山东省临沂市的社区网格员和社工也反映未收到工资等。这一问题的原因普遍被认为是地方财政收入减少，导致支付能力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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