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一”国际劳动节当天，反就业歧视志愿律师团发布报告，揭示中国女性在求职、怀孕生育及职场晋升等方面仍遭遇普遍且结构性的歧视。报告指出，尽管近年来职场性骚扰治理取得初步进展，但由于相关法律缺乏可执行力、民间维权空间持续收窄，女性平等就业权利仍难以落实。
5月1日国际劳动节当天，中国反就业歧视志愿律师团发布《就业反歧视法律实施报告（妇女篇）》，该报告系统梳理了近年来中国妇女在职场中遭遇的歧视问题。报告指出，招聘环节对育龄女性的排斥依旧严重，许多雇主因担心“三孩政策”带来的产假成本，不愿录用女性求职者。
广东律师陆妙卿当天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尽管国家鼓励构建“生育友好型”职场，但多数性别平权法规停留在指导性文件层面，缺乏可执行力：“近年来，政府开始着手推行支持措施，以营造‘生育友好型’职场环境，这必然要求保障妇女等职场权利，特别是在怀孕和产假访民，然而大多数性别立法仅停留在指导性层面，难以落地执行。”
性别平权法规多流于指导性文件
报告强调，职场孕产妇权益保障仍存在大量空白，职场“同工不同酬”“生育歧视”现象仍普遍存在。” 并特别提示，尽管中国司法系统为就业歧视设立了“平等就业权纠纷”案由，但该案被归类为人格权纠纷案件，因此导致劳动者在诉讼中需要承担较重的举证责任。
报告还列举了两起北京个案显示，原告女性员工因怀孕被调岗降薪，尽管提出反歧视诉求，但因未能完成举证，最终败诉。报告批评，这一案由制度反而加剧了原本就处于弱势的女性劳动者的维权难度。
数十起判例 多数企业自行处理性骚扰
在性骚扰问题上，报告指出，部分用人单位已展现出更高主动性。在分析的33起判例中，20家企业主动解雇性骚扰施害者，其中13起获得法院支持，认定解雇合法。
曾经在北京执业多年的刘巍律师对本台说：“自2018年1月开始，‘Me Too’反性骚扰运动不断在中国掀起波澜，各级妇女发起的性骚扰指控，震动了教育界、媒体界、公益圈、学术界、政治界、宗教界，例如弦子起诉中央电视台主持人朱军等，这些行动极大促进了中国的性骚扰防制。”
刘巍表示，2018年以来“Me Too”运动在中国引发广泛社会反响，推动公众对职场性骚扰问题的关注，也促使司法系统逐步加强应对机制。最高法院2022年发布的指导性案例，也为用人单位提供了解雇施害者的明确法律依据。
但报告也警示，在部分案件中，企业在解雇施害者的同时拖欠工资、年终奖，甚至拒绝支付合法赔偿。此外，尽管部分法院已开始采信受害人证词，但《民事诉讼证据规定》中仍存在制约受害人举证的条款。
维权机构遭压制 倡导空间持续收窄
报告强调，近年来政府持续收紧对民间维权组织的管控，导致性别平等倡导行动遭遇重大打击。例如女权组织“就业性别歧视监察大队”2023年发布的公务员考试性别歧视报告，仅发布数日即被删除，其微信公众号亦于2025年初被永久关停。
这种对数据披露和公共讨论的打压，使外界难以充分了解职场性别歧视的真实状况，进一步压缩了妇女及其支持者的维权空间。
报告援引《中国青年报》早前报道，揭露职场女性在面试、调岗、晋升中遭遇的具体歧视案例。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女性职场现状调查》则显示，超过一半的女性受访者经历过性别歧视，而男性仅6.6%。
报告建议，应鼓励工会介入，推动劳动者有权拒签薪资保密协议，并将相关权利写入入职文件，以防“同工不同酬”的暗箱操作。同时，呼吁各地检察机关通过“益心为公”平台受理更多妇女维权举报，推动公益诉讼，强化对用人单位的监督。
在“五一”当天发布的《就业反歧视法律实施报告（妇女篇）》，再次将中国妇女在职场中面临的结构性歧视呈现于公众视野。有反就业歧视人士认为，在官方倡导生育、提倡女性“回归家庭”的政策氛围下，报告发出清晰警告：缺乏实质性法律执行与民间参与，性别平等只会停留在纸面。唯有完善制度、减轻举证负担、保障信息公开，才能真正为中国女性争取到公平的职场未来。
2016年成立的反就业歧视志愿律师团，由来自中国14个省份的32位律师共同发起成立。 该团体致力于为遭受就业歧视的个体提供法律援助，涵盖性别、疾病（如乙肝、艾滋病）等多种歧视类型。 在新冠疫情期间，该律师团曾公开致信全国“两会”，呼吁加强对就业歧视问题的关注和立法 。
责编：陈美华 许书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