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华人人口接近四分之三的新加坡，在东南亚一直以强大的经济实力和中立的国际政治著称。新加坡政府对媒体严格控管，全国人民对政府对外关系政策高度认同。但这个情况近年来随着大量中国新移民移入，以及中国政府铺天盖地的对外宣传而开始动摇。不仅传统华文媒体有时在不经意间出现中国观点；诉求新移民的新媒体也紧跟习近平“说好中国故事”的号召；社交媒体、通讯软件上的“中国叙事”更是暗潮汹涌。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延续2023年“中国外宣在异乡”专题，2024年将关注视野移往新加坡，以问卷调查加上实地采访的方式，揭露中国外宣如何影响新加坡媒体和新加坡人，而新加坡政府又如何应对。全系列分三篇刊发，本文为第一篇。
作者：庄敬、董喆
“诡异的是，从2月17号开始，乌克兰军队一直在疯狂地摸老虎屁股，不断武装进攻顿内次克和卢甘斯克，接二连三踩普京红线。毛熊不发威，你当我是hello kitty 。”新加坡中文电视台“8频道”主播张海洁在镜头前生动描绘俄乌开战始末。
这支5分钟的影片下标乌克兰“爱上不该爱的人”，以两点定调俄乌战争：
一、北约要东扩，因此暧昧地向乌克兰招手，俄罗斯调兵在乌东集结是正常的应对行为。
二、乌克兰武装进攻顿内次克和卢甘斯克，是向普京挑衅。
2022年俄乌战争开打，欧美各国谴责俄罗斯，新加坡政府迅速表态将经济制裁俄罗斯。 8频道这则新闻评论贴近中俄主旋律，明显和本国政府立场不同调，让星国民众议论：“8视界什么时候姓中共了？”
随后，这部影片悄然下架。
“8频道说是因为版权问题，但那是他们的借口。”新加坡国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庄嘉颖告诉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AFCL），影片发布之后，有一群从事“大翻译运动”(注1)的民众将这支影片翻译成不同语言，在社交媒体传播，8频道母公司新传媒因此感受到不小压力。
新传媒随后以“违反智慧财产权”为由，迫使翻译的影片下架，不久之后也主动将原始影片移除。庄嘉颖推测，“可能(新加坡)官方是很不希望那个片段被播出来”。
从“8频道事件”看到，一股幽微的官方影响力巧妙压制了“中俄叙事”在新加坡社会发酵。反应新加坡自建国以来，致力在复杂的种族组成与国际地缘政治之间维持中立，与美中强权保持等距。
不过随着中国崛起，2017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以“中国梦”对海外华人进行亲情号召，华人占比7成的新加坡亦成为标的。中国影响力是不是渗透了华文媒体？甚或在新加坡建立了大外宣网络？
δ 主流华文媒体脱不开的“亲中”标签？
“8频道”属于“新传媒集团”，属于新加坡两大传媒集团之一。根据AFCL委托益普索（Ipsos）执行的民调（注2），“8频道”是收看占比最高的华语电视。另一个媒体集团是新报业媒体（SPH Media），旗下拥有知名的平面华文媒体《联合早报》。
“《联合早报》在新加坡同等于官媒，甚至说人民行动党的党媒。 ”庄嘉颖分析，《联合早报》在华文舆论场上有主导性的地位，“读者会认为它立场是更有权威性，所以更愿意去相信。 ”从文化层面来看，庄嘉颖提到新加坡华文媒体读者对《联合早报》的期望也会更高，“（早报）维护他们所认为华文文化，所以会更注重《联合早报》在说什么。 ”
AFCL的民调描绘了《联合早报》读者的认同倾向，被问道对美国、中国的印象时。总体受访者对中国印象“好”及“非常好”的总计32%。但交叉分析之后发现《联合早报》的读者为40.5%，展现了平均值以上的好感。
台湾民主实验室2022年发布的“中国影响力指数”中，新加坡在82个国家中排名第三，受中国影响仅次于巴基斯坦及柬埔寨。报告中特别点名中国借《联合早报》等当地媒体提升海外地位。 2023年《华盛顿邮报》在报导中更直接点名《联合早报》经常为中共谎言背书。
《联合早报》亲中吗？我们向多位学者与媒体工作者提出这个问题。不只一位受访者提及《海峡时报》与《联合早报》都曾接受中国接待赴新疆采访后，发出否认新疆有种族灭绝的报道。庄嘉颖记得《联合早报》在2019年由其北京特派员受中共政府邀约参访新疆，“就是传达中国的那一套”。
AFCL以“新疆”作为关键字搜索《联合早报》，查找到2019年刊登的报导，开篇便写道这则报导源于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安排。
同一系列在“观点”栏目中以“新疆——千万人社会工程项目”为题发表记者个人评论，当中提到“有记者质疑学员可能是由公安或基层干部安排在外媒面前作秀的，如果真是这样，那这一大组临时演员可以拿奥斯卡奖了。”这句话被特别撷取，在中国社群平台上广传。
中国观察者网论坛“风闻社区”就曾转载《联合早报》的新疆考察报道，讨论区网民对这篇报道赞誉有加，称“西方媒体长期双重标准，负面解读，见怪不怪，难得有那么几篇稍微客观点的文章”、“此文好，别人明目张胆鼓吹邪教，我们何必缩手缩脚？”
华文媒体阅听人对新疆维族处境的认识如何呢？
当AFCL将新加坡华人媒体使用习惯与“您如何描述新疆维吾尔族⼈的待遇？”进行交叉分析，《联合早报》的受众认为维吾尔族人接受教育和职业训练的比例为23.2%，是所有新加坡媒体使用者中最高。中国环球电视网(CGTN)的观众则有高达47.5%认为维族人正在接受教育和职业培训，这与整体的14.4%形成鲜明对⽐。
另一个例子是香港政府近期推动的《基本法》23条立法期间，《联合早报》旗下“早报网”发布一则新闻：“一项民调显示，近60%受访香港市民倾向支持23条立法。”
原始报导是转载自香港《大公报》和《星岛日报》。这两家媒体普遍被视为亲中共媒体。根据报导，这则民调是由“香港民意观察研究中心”执行、发布。
《联合早报》在文末引述不具名的学者评论称：“目前香港的政治氛围和2003年不同，相信这次23条立法会比21年前首次尝试立法时顺利。”
AFCL进一步调查了“香港民意观察研究中心”，却发现这一机构并没有官方网站。但透过一份活动新闻稿以及港府新闻公报，可以查出2021年香港智库和北京大学合办研讨会，“民意观察研究中心”主席“邓咏骏”名列与会嘉宾。 2023年6月，港府增补设创基金委员，邓咏骏再次列名，职衔是民意观察研究中心负责人。
根据香港观塘区议会资料显示，邓咏骏是观塘区议会议员，职业为“民意调查机构负责人”。邓咏骏所属的新世纪论坛，属于建制派政党。
δ 为什么华文媒体向中国倾斜？
中国政府2010年启动“对外宣传大布局”，通称“大外宣”的计画。此后中共利用华文媒体影响新加坡华人的风声不断。早在2019年美国华府智库“詹姆士顿基金会”的研究报告就指出，《联合早报》网站在中国每天吸引超过500万阅读量。星国华文媒体依赖中国市场，引发了是否对内容审查的疑虑。
新加坡独立媒体工作者许渊臣指出，“（《联合早报》）尤其是他的opinion（言论版），你可以看到他的趋势会比较亲中，也是因为说它的市场基本上就是中国市场。如果是亲美的话，他的那个报纸基本上可以不用在中国卖。”
研究中国媒体效应的台湾政治大学国家发展研究所副教授黄兆年也指出，新加坡政府间接持股《联合早报》，中国无法伸手所有权市场 。但发行与广告市场是中国可以发挥的管道。 “《联合早报》尝试在中国进行有限的发行，比如特定大城市或者大饭店。他的网站也希望可以在中国露出，不要被屏蔽。” 他指出，“中港台的分类现在就叫做中国，这某种程度上是迎合一个中国的发行市场”。
不过针对新闻分类问题，《联合早报》高层曾经发文说明，强调早在2003年配合80周年的改版，就已经把大中华地区的新闻版块改成“中国”，如今只是让网路版的分类与纸本齐一。
黄兆年另指出在文化层面上，《联合早报》在内的海外华文媒体，常态受邀参加每两年一次的“世界华文传媒论坛”，这场会议由北京国务院侨务办公室与中国新闻社共同举办。 “这当然涉及华文媒体的国际话语权，（中国）认为华文媒体要共同承担大中华民族主义的责任。”黄兆年说道。
对于《联合早报》就“中国版、新加坡版、国际版是否有不同的编辑策略”，以及“新疆、香港抗争报导是否曾受到中方直接或间接施压”等问题，AFCL曾发信向《联合早报》总编辑吴新迪联系，但至截稿时并未收到回覆。
虽无法获得《联合早报》的回应，不过去年《华邮》点名《联合早报》亲中的报导刊出后，《联合早报》刊文强调自己兼容中西方的观点，网路版也曾在中国遭多次长期屏蔽。
δ 华文媒体“亲中”吗？媒体人自己怎么看？
新加坡媒体工作者认同《华邮》所说，《联合早报》是中共的传声筒吗？甚至是否新加坡的华文媒体有亲中倾向？ AFCL访问了6位现任与离任的媒体工作者，立场各半，他们提及更多自我审查与媒体结构性问题。
李嘉铭(注3)在新报业媒体（前称新加坡报业控股）当记者，谈到《联合早报》的亲中色彩，他并不认同，但也不讳言“早报毕竟要在中国，多少会有一点影响”，但这样的影响并非中共直接伸手，更多时候是记者的自我审查，例如“写到台湾的时候，即便只是一个旅游新闻，记得不可以把台湾当国家来写”。
关系到中国的报导，哪些不能碰？AFCL向多位新加坡新闻工作者请问这个问题。多数的回答是报社或电视台等机构并没有制订类似的守则或准则，更多是靠媒体工作者用经验以及对中国国情的了解做出判断。AFCL再追问这些判断依据什么标准？虽然多数受访者没有具体回应，但其中有人提到，维持自家内容在中国境内可见，有时是判断标准之一。
除了自我审查，曾在华语电视台服务的王筱惠提及了另一种可能：中国移民。新加坡的双语政策导致能够用中文报导的记者、主播并不多，因此电视台除了本地人，也聘请马来西亚、台湾、香港、中国人。 “我们有一些同事是来自中国的，所以他们有一些是中国的毕业生。他们从小是在中国长大的，或多或少因为他们的出身背景，可能想法会比较倾向于中国。”但她也强调，编辑守则一定要符合新加坡利益。
王筱惠认为，有时候报导立场倾向中国，还有可能是因为记者时间紧迫，“赶电视稿，我们六点半一趟，十点一趟，你直接拿央视的稿来用，很方便对吧？ ”
至于是否曾收到中方对于报导内容的“关切”，王筱惠跟李嘉铭皆否认，不过王筱惠也补充，“可能我职位不够高，不知道上司有没有收到”。王筱惠另外坦言不止一次参加中国的饭局及旅游团。 “我真的也是有去吃过饭，他们不是要跟我们施压，其实是问我们怎么经营facebook，以及与媒体保持联系”。
王筱惠也曾参加中国环球电视网举办的论坛，“他们有提到他们的新闻方针，有强调他们的Cable Team有派很多记者在全球各地，有很多的B-roll（编按：指补充性的影像素材）可以让我们新闻电视台用。”
中方学习社群经营，目的是否为了将论述打入新加坡市场？不得而知。但当中国刻意示好，提供现成的新闻素材，遇上新闻从业人员为了赶时效性，将中国角度作为唯一素材，就成了华文媒体被贴上亲中标签的第三种可能。
新加坡媒体在特定议题上有时与中共立场雷同，另一个因素是基于新加坡文化背景，例如“示威”。谈论六四议题一直是中国禁忌，新加坡媒体可以报导吗？王筱惠坦言能报，但篇幅少，“六四算是示威的一种，这是非法的啊”。新加坡法律严格限制集会游行，根据《公共秩序法》(Public Order Act,POA)，举凡关系到理念宣传的集会，都要向警方申请许可，违反者可能面临刑事追诉。知名异议人士如范国瀚、韩俐颖，都有遭《公共秩序法》处罚的纪录。
δ 主打中国新移民媒体，更接近中共宣传
自2023年新冠疫情结束之后，新加坡成为中国富人移民的主要国家之一。因此在主流媒体之外，有另一群“新媒体”随着中国移民的增加而成长，成为新加坡潜在的一股影响力。庄嘉颖观察到，“新移民的那些独立媒体，一般就是讲一些就是你平常住房、哪里好吃的讯息。可是在某一些时段，像佩洛西访台，他们就会开始宣传这是美国在造势”，他尤其提到中国驻新加坡前大使孙海燕与这些移民媒体关系密切。
《新加坡眼》是著名的新媒体之一，它在网页上自称“中文自媒体平台”，性质类似“资讯生活平台”，提供中国移民签证、购房、教育等资讯。 《新加坡万事通》的性质也类似。
不过在时任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Nancy Pelosi）访问台湾时，包含《新加坡眼》、《新加坡万事通》、《随笔南洋》、《新加坡狮城椰子》等新媒体，都一反平日调性地发表相关报导、评论、影音，内容谴责佩洛西“窜访”台湾，破坏区域稳定。
数日后，时任中国驻新大使孙海燕在使馆“接待”了《新加坡眼》、《新加坡万事通》、《随笔南洋》、《新加坡狮城椰孩子》、《华人头条》、《Nestia》等新媒体负责人。
这场孙海燕口中“愉快的交流”，实际上是一场“台湾问题座谈”，孙海燕举出《台湾问题与新时代中国统一事业》白皮书，强调“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在当时的使馆新闻稿中提及，与会新媒体负责人称“佩洛西窜访台湾是一次危险的政治挑衅，中国政府冷静应对、反制得力，得到新加坡各界民众的理解和支持。新加坡政府和社会各界都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活动”。
这次接待很快地就有了成效，座谈隔日，《新加坡眼》和《新加坡狮城椰子》便转发孙的视频，宣传孙海燕对佩洛西访台的立场。
为何新加坡移民媒体要为台湾问题置评？与会新媒体负责人是否有中国色彩？AFCL去信5间规模较大的中国新移民媒体，无人回应。
熟悉中国事务的学者匿名向我们表示，“新加坡眼那些媒体目标是新移民，影响力没有《早报》高。大部分是为了内宣，做给国内看的，在乎表态，不在乎点击数。 ”
我们企图从新移民的报导中找寻更多中国想发挥影响力的线索。
2023年5月，《新加坡眼》发表一则报导，宣布《新加坡眼》及其他10家海外华文媒体签约入驻“津云·云上海外”平台。签约地点是天津市委统战部、中国新闻社、中新社天津分社共同举办的媒体论坛。
云上海外平台于2017年成立，目标是“记录华侨华人成长和奋斗历程，讲述新中国的伟大成就和新时代的精彩天津。”
同年11月，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北京对话在新加坡举办“思想亚洲媒体智库论坛”，中国外交部前副部长孔铉佑、中国驻新加坡使馆临时代办朱憬、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总编辑王晓辉，新加坡眼董事经理许振义、《联合早报》前副总编成汉通皆是座上宾。
中国公共外交协会副会长胡正跃更在会中表示，“亚洲媒体要讲好亚洲故事，多为亚洲事务发声”。与习近平“讲好中国故事”的口号雷同。
虽然这场论坛将架构至于“亚洲”之下，但以中国为中心的意图明确，新加坡眼在微信公众号的活动新闻稿就明确指出，思想亚洲媒体智库论坛旨在加强中国同亚洲国家媒体、智库间联系，深化亚洲文明互鉴。
δ 传统平台、新媒体，都可见中国影响力
回到最初的问题：中国影响力是不是渗透了华文媒体？甚或在新加坡建立了大外宣网络？
8频道和《联合早报》都是受制于政府的主流媒体，但这两年也都发生了个别评论内容被贴上“亲中”标签的事件，甚而需要政府出手导正或澄清。
在《联合早报》被《华邮》质疑帮助中国推动大外宣时，不只早报本身，甚至新加坡驻美大使吕德耀也致信《华邮》，表达新加坡媒体不会在中美选边。 2个月后，总理李显龙更亲自发声。他在《联合早报》百年报庆晚宴上指出，各国试图利用言论影响彼此的人民，甚至设法左右境外媒体的立场，他喊话早报“绝对不能被其他人利用，来散播一些对新加坡不利或不符合国情的言论。”
“有些人说早报的报道支持中国的立场。也有人说早报的分析倾向美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新加坡媒体，早报必须竭尽所能，避免被他人左右，以维护自己的公信力。”
曾公开支持国安法和 23 条的新加坡的亲共港商陈文平，2023年被新加坡政府列为“具政治影响力者”，等同外国势力代理人。裁决后，8频道发布视频“应对外来干预的他是是怎么一回事？ ”，这一次，他们的叙事回到了官方口径。 “谁是背后那只操弄民意的黑手，政府是知道的。有时不点破，是留颜面，好相见。这是外交处理上的高来高去，也是生存法则。”
李显龙的谈话，展现了新加坡政府对传统主流媒体一直以来的主导性。但一席高度政策性的谈话，无法对日常报导中所见的过度亲中言论一一释疑。更加上网路新媒体的发展，已经超越新加坡政府的管制框架，中国介入“指导”的痕迹，在华文新媒体上几近毫不遮掩。
庄嘉颖认为，新加坡社会缺乏媒体识读教育，说白了，因为新加坡长期由行动党执政，它控制媒体，也是希望有能力主导民意；但若媒体教育很成功，那么任何一方主导民意的能力就会被削弱。但可能正是因为新加坡政府较不强调媒体识读，反而使社会更容易受到来自其他地方的影响。
中国外宣的影响力，在传统和新媒体平台上两路并进，这是新加坡未来的巨大挑战。
注1: “大翻译运动” 这个名词大约在2022年俄乌战争后出现，主要行动是将中国或者中文网络上极端亲俄，或者仇视西方的发言翻译成英文发布出来。一般相信参与者的目的在于突显部分中国官员和网民反对普世价值的印象。这项行动没有明显的组织者，更接近一场去中心化的运动。
注2: 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委托益普索（Ipsos）公司，针对18岁至65岁居住于新加坡之华人进行网路问卷调查，以了解新加坡华人获取新闻资讯的媒体频道、使用的社群媒体、族群身分认同三者与政治倾向之关系。调查期间为2023年12月21日到2024年1月1日。共计回收1000份有效样本，在95信心水准下，抽样误差±3.1%。本文后续所称的“民调”或“民意调查”，若无另外说明，均指这次民调。这次民调的详细结果，请见 《中国外宣在异乡：新加坡篇民调结果》。
注3: 文中受访者李嘉铭、王筱惠，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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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洲事实查核实验室主任: 李志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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