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的陈教授在批评大学团委和学生会的作用和作风的时候，称这两个学生组织是“藏污纳垢之地”。言辞之激烈，为许多学生干部所难以接受；有人还要求陈伟公开道歉。不过团委和学生会本来就不是学生自发产生的活动平台，如果成为少数学生干部谋私利的工具，人家就有权批评指责。
山东大学教授孙文广表示，大学团委和学生会成了学生干部毕业时谋职的工具：
“在大学里学生的追求就是毕业以后能找到一个好工作。现在大学生毕业以后要去当公务员也希望自己留在学校里面。现在大学的待遇还是相当不错的。要走这条路的时候，事先你要做一些事儿。其中一条就是如果在学生的时候能够进团委里面去或者选到学生会里去工作，成为学生会和团委的干部，那么你将来找工作的时候就比较容易当公务员、容易留校。所以很多学生想尽了办法要到团委和学生会里面去担任一个职务。”
孙教授说，团委和学生会的干部基本是上面任命的；要想当学生干部，必须讨好学校党组织：
“按照国外来讲学生会是选举的。学生会、学生会，那要学生自己来选举。你要选举大家要竞争。现在实际的情况，在大陆学生会和团委的干部基本上是上面任命的。它的选举是点好了几个人，然后弄好票让你去投票去。如果你到学生会去当干部，首先要巴结党委、巴结学校里面有权有势的人。因为这些干部的选择都是要党委、组织部门来做的，最后有可能形成这样一个情况，真正到学生和团委会里面被选成干部的，往往就是学校党委很赏识的一些人。或者是他们认为将来是干部的苗子。哪些人能被选到呢？那就是听党的话，按照党的指挥去做事的人。在官场里面会逢迎，会讨好上级领导的人，这样的学生才能被选到里面去。这些人代表学校的党委、代表上层的意志才能当学生会的干部，他认为也是一样的。至于有的人对他们评介很低说这里面是贪污、纳垢的地方。有一定的道理。”
孙教授说，50年代他上高中、上大学的时候，学生会一度是民主选举产生的，学生干部可以批评学校领导，但这一切不久就变了：
“文革前的学生会要比现在好一些。五十年代的学生会要比六十年代要好一些。在五十年代我曾经担任过学生会的干部，当时还真有点竞选意识在里面呢。我当的时候好像是54年、55年吧，我中学的时候也当过学生会的干部。中学大概是52年吧，我印象还比较清楚，就是各班级推选一个人出去竞选学生会的干部，大家还举着牌子，排着队伍到高一、高三去拉选票，孙文广要当干部啊，投他一票（当时我高二）。竞选一次我被选上了。选上以后，我就负责编校刊，我就代表学生提意见，写文章，学生还很拥护，批评学校当局官僚的做法。”
美国德克萨斯理工大学教育心理 与行政管理系系主任蓝云教授说，他了解到，中国大学的学生干部可以得到某些“好处”：
“现在的情况，很多人之所以那么积极地要入党、入团、当干部。他的目的本身就是将来会有一些好处。所以你现在跟他说当了干部了，要把好的先让给别人，有没有人会这么做？我估计还会有吧。总有一部分这样的理想主义者。但是你让大部分人这样做，首先校长自己有没有以权谋利的问题？他如果有的话，他自己的屁股不干净，他也不敢指责别人。再者说了如果大部分人的动机就是要为自己谋点儿私利的话，你跟他讨论这些问题有点儿像与虎谋皮啊。”
蓝教授介绍了美国大学学生组织的情况。他说，美国大学的学生组织对校务活动的参与是民主作风的实践：
“中国大学中的所谓团委和学生会这个组织跟美国大学中学生团体的学生对学校校务活动的参与这完全是两二回事。美国的学生团体，你可以自己组织团体，选举自己的主席、秘书、思库。然后他们参与学校的意见，而且他们在学校的决策上是有发言权的。这跟中国大学中的团委和学生会的功能完全不可同日而语。如果我们简单地把美国的大学也有这样的情况，他们也有学生组织，这完全不是一回事。美国你只要在学校注册，你就可以成立自己的组织，而且你这个组织在大学里有自己的发言权。只要你是按照正常的渠道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的话，就像在我们学校里，同性恋的学生可以有同性恋的组织。他们如果觉得自己的权益受到侵犯了的话，他们可以向学校提出意见。自由派的学生可以有自由派的组织；共和党有共和党的大学学生组织；民主党有民主党的大学学生组织。各式各样的组织只要是你到学校注了册的。你可以申请学校的经费来举办自己认为是合理的活动。而且整个学校有多少学生组织我不知道。所有的学生组织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学生组织联合会。那么这个学生组织联合会的主席他参加各样的教务会议，他把学生的声音带到校委会上来，比方我们学校要涨学费，他们可以表示自己的意见。比方我们学校想问学生多收点儿钱，然后修一个游泳池，有跳水的地方这个、那个，然后要征求学生的意见，你愿不愿意交啊？现在你一年多交七块钱，但你是享受不到的，等修完以后你已经走了。可是学生就可以投票表示我愿意花这笔钱，我不愿意花这个钱。所以，这体现了在美国大学期间民主作风的一个实践。”
《羊城晚报》援引复旦大学校长杨玉良的话说，学生会应当培养出引领社会的杰出人才。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杨家岱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