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民间学术机构“卡内基和平基金会”最近举行专家研讨会，讨论和分析了中国近些年来社会动乱有增无减趋势背后的经济和制度因素。下面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芬尼和希望的报道。
“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阿尔伯特－凯德尔指出，中国过去十多年来频繁发生大小规模的社会动乱是经济快速增长不可避免的结果。在过去几年里发生的动乱，大多数与农民失去农田有关。中国城市这些年来在不断地迅速扩张，随着越来越多的贫穷农民涌入城市，城市也不断扩展到郊外的农田地带。
凯德尔指出，这些农民在八十年代初公社制被废除之后几乎是免费获得这些农田的。因此，在中国经济决策人眼里，以市场价格赔偿这些失去农田的农民是不合理的。一般很难确定到底谁应该得到赔偿，应该得到多少赔偿。即使是一些农民得到了赔偿，赔偿也远远少于相关土地的实际价值。
凯德尔说：“这些赔偿来自于地方的财政预算，而地方财政一般总是捉襟见肘，更不用说地方的腐败行为致使地方财政更为紧张。这就导致那些理应受到赔偿的农民得不到应有的赔偿，从而在很大程度上引发社会动乱的发生。”
凯德尔还指出，中国腐败现象的泛滥程度与许多发展中国家相同，但哪里有腐败现象，哪里的社会问题就变得糟糕。
另一位发言的中国问题专家是美国智囊机构“兰德公司”的默瑞－坦纳。他表示，中国过去十二到十三年间社会变动的特点不在于许多老百姓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而在于老百姓对这个现象的反应。
坦纳指出，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中国人民在八十年代以前也经历过经济和其它形式的地位变化以及被官员的恶待，而且那时的情况远比经济改革时期的要糟糕得多，但是，在过去十到十五年期间，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开始敢于诉诸于有组织的公众抗议行为。
中国老百姓如今就如何参与政治和社会活动有了新的态度，政府也设立了寻求公正的机构，但是，坦纳说：
“中国的老百姓意识到这些机构大多数由那些侵犯了他们利益的地方官员所操纵；或者，这些机构拒绝聆听他们的冤案；或这些机构存在大量的腐败，或者缺乏适当的解决老百姓上诉的机制。在这些制度性的机构不能处理老百姓上访的情况下，老百姓就会走上街头。”
据“卡内基和平基金会”的统计，自1993年以来，中国媒体对“大规模社会骚乱”的报道增加了十倍。中国公安部今年年初透露，仅去年一年便处理了87,000起扰乱公共秩序的事件，比前一年上升了6%多。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芬尼和希望的采访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