腐败犹如一个社会的肿瘤，它对社会机体的侵蚀、破坏足以导致整个社会的瓦解和道德的崩溃。反腐倡廉，作为新世纪中国亟待解决的重大课题之一，吸引着关心中国发展的海内外人士的注意。那么，2004年的中国在反腐领域有何进展？肆意蔓延的腐败的根源何在？广为争议的“退赃帐号”等提议是否又是社会期待已久的反腐良策呢？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此为您制作了五集特别报道《退赃帐号及中国的反腐败》。
第三集：杜而不绝 贪官转向国外
以湖南省委组织部处级干部王明高为组长的湖南省委反腐研究课题组的“一二三工程”提议，也就是外界简称的“退赃帐户”，虽然受到社会各界的争议和反对，不过它也间接地向社会表明，腐败问题在中国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刻不容缓、亟待解决的地步。原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法律专家袁红冰教授说：（录音）
鉴于这种情况，中国高层领导人也终于在2004年发出“腐败问题关系到中国共产党执政能力”的警戒。王明高认为，目前，中国政府确实下了大决心，重拳出击整治腐败问题，而全国各地均有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不断落网的事实正说明这一点。不过，专门从事中国腐败问题研究的纽约州立大学政治学教授孙雁博士分析说，中国政府反腐的总体策略与效果仍不尽人意：（录音）
携款逃往海外 国际形象受损
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虽然有些贪污腐败分子被查出后受到惩处，但还有许多则在政府执法部门行动前就已携带巨资出逃它国、逍遥法外。而近年来中国贪官外逃人数不断的攀升，似乎对于一向表明要不遗余力打击腐败的中国政府更是一种尴尬。《亚洲时报》2004年8月20号曾刊登文章说，尽管中国政府高举反腐旗帜，但贪官依然是前赴后继，其中有党政官员、国企要员在腐败犯罪后，却能在有关部门采取行动前闻风而动，携巨款出逃海外，或者由其家属子女以旅游探亲或留学等方式先设法把资金转移海外并为将来在海外的定居铺设道路。这种状况不能不使人们质疑，中国各有关部门之间是否缺乏一种协调的机制。孙雁教授说：（录音）
贪官外逃使得国外的民众和社会多了一条了解中国国内腐败问题严重性的渠道，也使得中国政府的法制形象在国际社会中受损。另一方面，贪腐人员通过各种渠道向海外转移资产或携带巨资外逃所造成的资金流失使中国政府不得不对此加以重视。近年来，当中国政府加强了在海关和出境口岸的检查后，也有部分不那么走运的贪官落入法网。王明高认为，这实际上说明各部门间的协调在加强：（录音）
与此同时，王明高认为，贪官们急于外逃这一事实本身，则更说明了中国政府对贪腐问题的重视以及打击力度的加大。他说：（录音）
无论打击力度是否真的加大或者部门间协调是否真的有所加强，不幸的事实是，外逃贪官数量之多、流失资金数量之大已使政府有关部门无法作出精确统计。对于那些已经查出潜逃海外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中国贪官污吏，中国政府虽然希望能把他们缉拿归案，但在现实中却有不少困难。孙雁教授说：（录音）
西方做法起庇护作用？
腐败分子选择逃亡西方国家，既因为如此可以天高皇帝远、脱离中国政府的法律管辖，同时也因为西方的高度物质文明及民主自由。不过，在这一问题上，王明高的看法是，西方国家在实际做法上是对许多中国的经济犯罪潜逃人员提供了庇护，而这种状况又进一步吸引了更多的贪污腐败分子在问题即将暴露前、席卷大笔资金后千方百计地逃往国外。他说：（录音）
不过，在美国生活工作多年并专门从事腐败问题研究的孙雁教授认为，不能把这种情况简单地归结为西方国家对中国逃亡贪官污吏提供庇护；实际上，这一问题只是充分说明了中国与西方国家在制度、文化及理念等方面的不同。孙雁教授说：（录音）
鉴于这种情况，孙雁教授认为，为了解决问题，中国有必要与西方国家加强沟通与合作，学习、了解西方国家法律制度的运作等等。王明高也承认，如今，在经历了“911”恐怖袭击后，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执法机关进一步加强了对金融资本流向的管制以及与其它国家的合作，使得贪官们的外逃企图遇到一些难度。王明高说：（录音）
不过，鉴于世界各国的法律体系、制度、经济发展状况及文化、价值观念等诸多方面的不同，即便腐败问题在全球各地程度不同地均有存在，国际间目前在反腐领域的合作仍有局限。虽然联合国在两年前正式通过了“反腐败国际公约”，但该公约还必须经过三十多个国家的批准签署才能生效；而即使在生效后，在履行公约的义务和责任时，也常常会遇到无法预测的难度。尽管如此，王明高认为，批准、签署这一公约的国家越多，对腐败的打击总归也就越有利的。他说：（录音）
另一方面，加强国际间合作虽然有助于中国政府堵截贪污腐败人员的外逃，然而，这毕竟只属于是事发后的一种补救、打击措施，并无法起到预防、遏制腐败发生的作用。而国际反腐机构“透明国际”在每年颁发的全球国家与地区的腐败/廉洁指数排名报告也显示出，中国与西方国家相比，总处于腐败程度高的一端，也就是说，中国的腐败问题发生率高、程度重，在反腐防腐问题上，中国不但有很长的路要走，更有向西方学习的空间和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