封从德1989年在北京大学遥感所读研究生，学生运动中任北大学生自治会筹委会常委、北高联（北京高校自治联合会）主席、天安门广场指挥部副总指挥。封从德回忆说， 6月3号晚上，十点半过后，广场指挥部得到报告说，西长安街有人被开枪打死，
“当时我记得第一例被打死的好像是北师大的一个女生，然后陆续到凌晨1、2点钟枪声变得很大。但天安门广场那天晚上是暴风雨的中心点，所以天安门广场本身相对还是比较平静一些。从后来看到的资料，主要的屠杀是晚上十点以后，从西长安街一路是最惨烈的，当然还有好几条路，军队杀入到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的路，大概有5条路，但是最惨烈大概就是在西长安街。那天晚上，我就开始准备转移财务部，那是唯一一次真正把财务部撤离广场，因为当时看到人死了，很危险。然后我把广播站搬到纪念碑上。之后，大家一直在辩论到底是坚持还是撤。尤其是那四个绝食的知识分子，他们得到绍江同学的消息，绍江满身是血，从西长安街跑回说，西长安街杀人杀得很厉害，广场上的同学应该撤。这样他们开始到纪念碑三层的广播站来劝同学应该撤。凌晨四点的时候，广场上的灯全部黑了，后来有人分析说，这个可能是中共戒严部队行动的一个信号，灯黑了半个小时，4点半才重新打开。”
封从德回忆说，当时，侯德健跑来问他，可不可以去跟戒严部队谈判，让大家和平的撤离。
“我说，你可以代表你们个人去谈判，但是不能代表指挥部，因为指挥部并没有权力去宣布撤还是不撤，这个权力应该是在场的所有同学的，所以等候德健过了十几分钟回来说，戒严部队同意，我们可以从东南角天亮之前，当时其实说的是7点，天亮之前我们和平的撤出去就保证没事。这个时候，在广播站的辩论就很激烈了，我看这种情况，军心已经动摇，我就在广播站里面主持了一个口头的表决，就让大家喊，要撤的喊撤离，要留的喊坚守，这样喊出来的声音，我的感觉一样大声，后来还拿到一盘当时的录音带，声音也一样大，但是我自己判断了一下，应该是想撤的人多，因为想撤的人不那么理直气壮，喊坚守的一定喊的声音很高，因为情绪高昂，如果声音一样大，肯定是喊撤的人多。另外，即使是一半一半，军队动手，有一半开始跑的话，其实人流会带着大家，弄得很混乱，说不定会有自己踩死自己同学的情况出现。我也很不希望这种情况出现，因为中共会有摄像机，做宣传说，我们没杀人，是学生自己把自己踩死。第三个判断，这几千个学生，应该是中国以后民主化的火种，他们从全国各地来，应该保留着个火种。所以这三个判断加到一起，我当时很快的就宣布撤。”
封从德说，6月4号凌晨4点50分左右，学生们开始从天安门广场东南口撤离，
“绕过前门，回到长安街上，因为要穿过长安街才能回到海淀高校区。经过六部口的时候，坦克就冲了上来，当时有3、4辆坦克，就碾死了 11个同学，还有很多受伤的。六部口的坦克碾死学生可能是89年最惨烈的一个场景，虽然死亡的人数不是最多，最多还是在之前的西长安街、木樨地、军事博物馆那些地方。此外，在五棵松也有零星的坦克压人。”
封从德说，6月4号深夜他和柴玲乘火车离开北京，
“其实我们撤回到北大已经是中午了，我赶紧把指挥部解散了，把外地同学找北大筹委会去安顿好，然后我们自己就不知道怎么办了。那天下午下了很大的雨，雨过天晴过后，我们还在校园里瞎转，碰到北大筹委会的常劲和另一个同学，他们看见我们吓了一跳，说’你们现在怎么还不走，李鹏有一个40个人的黑名单，名单上的人戒严部队正在抓，如果拒捕就可以就地处决’所以他们赶紧又给了我们好几千块钱，还给我们两辆自行车。我们就骑着车，最后穿过长安街，到了北京站。当时长安街上有坦克巡逻，不时开枪，我们等了很久才穿过长安街。”
封从德说，在逃亡过程中，他和柴玲切断了跟家人、朋友的一切联系，随机搭乘交通工具，去往随机的地点，其间得到一群练功人士的帮助， 90年4月经香港抵达法国，并于同年夏天到美国参加纪念六.四一周年的活动。封从德曾在89年5月收到美国波士顿大学遥感所5年博士全额奖学金通知书，此次赴美，他重获波士顿大学的奖学金，但他在逃亡过程中感悟传统文化的价值，同时又想有更多时间写关于89学运的备忘录，于是选择回到法国，弃理从文研究宗教，并与柴玲离婚。回首往事，封从德说，
“我们是90年底公开宣布分手的，当时在报上登了一个声明。其实柴玲在89年是对官方不妥协的抗争的精神的一种代表，所以她会比较受到这么多同学的拥戴。89年运动后期，一直到了海外，我都是比较反对这种明星政治的，因为偏离了它的本色，因为它是一个自发的，大规模的草根的运动，不是几个人在媒体上弄出来的运动，所以到了海外之后，因为柴玲她当时也被提名为诺贝尔和平奖候选人，所以她自己觉得她有很大的责任，要扮演，用她自己的话说‘穿上了红舞鞋，必须在这个舞台上旋转下去’。我自己当时觉得，没有必要，而且你本来5分，现在大家把你捧成10分，之后会把你降成0分，现在基本上是这样的情况。大部分人现在又反过来，在89年的时候，会把她叫成是民主女神，当时我就觉得那是没必要的拔高的形象，但是现在又把她给妖魔化了，说她故意制造流血、自己逃跑、自己求生、流别人的血。这些在我看来，都是很荒唐的，都不是本来的面目。大家就是在一起做事情，很普通，但是媒体给出的印象要么夸张的不得了，要么贬低的不得了，我觉得这些都是偏离它的本色。”
封从德说，他对柴玲控告《 天安门》的制作公司侵犯其个人及公司权益表示支持，因为该影片把柴玲对记者的两次不同采访的录像，进行剪接，给人们一种印象：柴玲知道要流血，另一方面却准备逃跑。封从德说，当时的实际情况是，有军人跟学生接触说他们准备武装起义，柴玲也打算南下发动联省自治。封从德认为天安门学生运动是民主启蒙，并不是要推翻政府，“南下计划”偏离了非暴力的主流，是很危险的事情，弄不好会变成叛国罪，就劝阻柴玲不要南下，柴玲于是留在广场，直到六.四。封从德认为，有关柴玲回中国做生意的传言是虚假的，是中国官方把伪造的过境记录传给媒体，故意抹黑柴玲，因为他曾在有报道说柴玲正在国内的时候，打电话到波士顿，柴玲接了电话，人还在美国，而去年柴玲在给他的电邮中也表示自己从没回过中国。
封从德在法国曾研究伊斯兰教、锡克教、佛教、道教、儒教，于2003年获得法国高等研究院宗教科学博士学位， 2005年到美国纽约“中国人权”工作， 2008年辞职，现在旧金山湾区从事网络数据库工作。今年5月，封从德的新书《六四日记-广场上的共和国》在香港出版，此前他曾出版《回顾与反思》、《天安门之争》，并从2001年开始建立“六四档案”网站。
回顾六.四，封从德认为，89年的学运组织缺乏理论、知识和实践的准备，缺乏经验，他写书、办网站，是想把前面的经验传给后面的人。
“因为当时我们就是缺乏经验，比如说，最重要的一个动作，绝食这个动作，当时的情绪，肯定大家是想要去绝食的，绝食本身并没有错，但是绝食不是像外界以为的是学生组织来组织的绝食，而是一些个人去发动的。这样就形成了当时这个运动的第一次最大的分裂，就是一些（人）他们很喜欢把自己搞成明星、领袖的样子，但是他们在学运组织里面并没有什么职务，并不是受到学运组织支持的，他们自己去乱搞一通。这种绝食上了天安门广场过后，很难收下来，因为它后面会发生连锁的分裂。后面的其他的一些个人，成立指挥部也好，还是做别的也好，又把这些绝食发起人推翻，后来广场就会形成组织性的混乱。在我看来，89年处理得最不好的就是，绝食这个过程，学生的组织没有能力去把它阻止，或者把它组织的更好，就是搞起来，也是应该学生组织来运作，这样可以去天安门，也可以撤离天安门，如果是个人在乱来，谁都可以乱来，就变成了根本没办法撤下来。”
封从德认为，中国民间没有遗忘六.四，只是不敢谈，没有地方谈，人们依然渴望了解真相，
“像六四档案这个网站，大部分还是从国内，绕过封锁跑上来看，每年有好几百万人（浏览），大部分也应该是年轻人。所以，实际上大家是非常想知道历史真相的，谁都不愿意受骗，或者听到周围的人悄悄谈论两句六.四，又嘎然而止，觉得很神秘，所以很多年轻人想跑到六.四网站上来看。有时候他们之前得到的官方教育，印象完全是反过来的，比如有的刚出来留学的学生，20多岁，给我写电邮说，你们89年的学生为什么要杀解放军？我说，我这有个网站，5000多张照片，上万篇文章，你慢慢看。过了1个月，他又回了一个电邮，情绪比较激动，骂起来，说为什么我被骗了20年。所以人们都是不愿受骗的。”
封从德认为，89年的天安门运动实际上是一场大规模的自发的草根运动，但是遗憾的是，在运动后期，透过媒体，逐渐变成了明星的运动，到了海外，更成了领袖的运动。封从德认为， 89年的运动不仅是民主运动，更是人们争取人格尊严、寻求社会公正的运动，这种基本精神并没有在国内被淡忘，反而通过各种维权运动，在今天的中国扎根更深。
六.四以来，中国官方加强了对思想、言论和政治领域的控制。谈到在中国实行民主的希望，封从德说，
“这种要求公正，希望民族恢复一种希望，希望社会恢复公益，这是植根在所有人心里的，就像小草，上面压一块石头，甚至盖了很多牛粪，但最终它会钻出来见阳光的，因为这是它的天性。89年是这样，之前的五七、后面的法轮功、地下教会、维权也好，都是同样的，人性里面要求人格尊严、要求社会公益这根本是谁也挡不住的。我当然不会相信，中共会再撑二十年，具体是什么形态，我觉得很可能是偶然的，就像89年，胡耀邦一死，引发这么大几千万人参与的一场运动。89年我们并没想推翻政府，但现在老百姓对政府对贪官都是恨之入骨的，所以，如果再有什么机会引发社会普遍的不满，整体的社会运动，很可能统治的方式就必须改变，不然，军方、宗教的、或者财团的系统可能都会来造反。”
封从德认为，中国未来的政治转型存在三种可能：好一点的模式是，中共学台湾蒋经国，主动开放党禁、报禁，社会付出的代价小一些，执政党自己也可以继续参与公平的竞争；其次是像苏联、东欧，要经过一段时间的社会震荡；比较糟糕的是南美、苏丹的模式，如果中国民间社会的力量不够大，军人独裁的危险还是存在的。封从德认为，中国目前的经济发展、公民社会和互联网的发展，都是好事情，因为这些会加强民间力量的连接和公民社会的组织能力，民间力量越大，抗拒新的独裁的能力会越强。
以上是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林坪的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