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去的一年多，香港传媒出现历来最大的变化。《香港电台》遭到大整顿。《苹果日报》涉违反国安法被迫结业。《立场新闻》前高层被控“串谋发布煽动刊物”，《众新闻》也因“无法安心做新闻”，宣布停运。新闻机构被搜查、公司资金被冻结、记者被控告，彷彿成为“新香港”下的“新常态”。被迫离场之后，记者还有路可走吗？记者访问了两位长于不同年代的记者，他们面对同一大时代又怎样看新闻行业的前景呢？
“我记得有位较资深的同事和我说，这裏很像 ‘兄弟帮’，大家不太计较，都是想做好新闻。”阿之这样形容《立场新闻》。
2019年年底新闻系毕业的阿之（化名），毕业后第一份工作进了《立场》。阿之称，自己不是那种“立志要做记者”的人，曾在主流媒体做过香港新闻实习，却发现记者工作似乎不太适合自己，直到爆发反修例运动的那个暑假，在港岛区一间公关公司实习的她，渐渐发现“好像活在平行时空”，开始思考自己在这场运动的身位，最终决定以“记者”身分去记录大时代，在朋友介绍之下，“机缘巧合”进了《立场》。
被问到在《立场》的点点滴滴，阿之滔滔不绝。阿之形容，《立场》自由度很大、行政架构没有阶级可言，总编和员工关係亦很密切。谈起上司锺沛权，阿之说他是个心急的人，如果记者有错，会用一些尖酸字眼直斥其错，“不过你知道他不是为了骂你而骂你，而係真的为了那件事，因为他是一个很热爱做新闻的人。”她又说，林绍桐是理性、冷静的人，会直接走到记者的位置，用心教导记者写稿要留意的地方。
《苹果日报》停运后，有舆论推测《立场》或是下一个“高危”媒体。阿之说，《苹果》的遭遇对她“冲击很大”，也感到更具体的恐惧。“当抓的是有份参与编採的人，你就会很担心自己的上司。这件事是不是迟早都会发生呢？”心知总有这天，阿之的生活自此起了变化，习惯睡前将手机设为响铃模式，她解释指，之前试过好几次，因为将手机设为静音，第二天醒来发生“大事”，却收不到上司的电话，迟了到现场採访。过了一会儿，她再补充：“是啊，就是抱着做到最后一天的心态。”
立场记者：我们好像犯了很重很重的弥天大罪
2021年12月29日，这天终于到来。
香港警方国安处动用超过200名警员，搜查《立场新闻》办公室逾4小时，检走30多箱物品，并先后拘捕7人，包括时任署理总编辑署理林绍桐、前董事锺沛权、周达智、吴霭仪、方敏生及何韵诗，以及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沛敏，指他们涉嫌“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立场新闻》即日停运，移除网站及社交媒体所有内容，并遣散所有员工。翌日（30日），锺沛权和林绍桐被正式落案起诉，二人申请保释被拒。
阿之：“当你看到...被人拉的那天，你都会有100次的想象，或者心裏已经想象过整个情况，但当你上到法庭，你没有想象过，原来你真的会见到你两个上司坐在犯人栏后面，然后法庭书记一条一条控罪读出来，说你这间公司如何煽动、如何叛离，那一刻很震撼。你没有想象过，你一直做的事情，别人一句就可以说你犯法，好像犯了很重很重的弥天大罪。“
不安、不解、不甘，阿之对于突如其来的一切，百感交集。一夜之间，公司停运、昔日上司成为“被告”、失去记者身分被迫离场。要抚平伤口，并非短时间内可以做到。
和前同事一起“围炉”（互相陪伴），是阿之疗伤的方法。
这几个星期，阿之不用再为採访而奔波，便相约前同事到处逛逛，行山、露营、攀石、到郊区游览、耕田。儘管热闹过后，难免感到失落，但阿之说，“起码你会知道有一班人陪自己，如果一直都是自己一个，就会好‘大镬’（麻烦），因为你永远只会浸在伤口裡面。”
活得好，是为了整理好思绪，更是为了不负“牆内人”的期许。“他们都想我们过得好，’我们ok，他们就ok’。” 阿之说，“当你知道裡面的人想你过得好，你会努力做他们想你做的事。”
未来有什么打算？阿之指，这个问题对她来说太遥远，暂时未有精神积极找工作，可能会“躺平”一段时间。前路是迷茫的，但阿之可以肯定的一点是，“我想这辈子再不会遇上这班人了....但你现在仍然很想和这班人一起工作。”
众新闻倒闭，香港记者已无处可逃
过去近两年，对新闻工作者是离散的一年。2020年因《有线新闻》大地震而集体总辞的中国组记者，以及2021年因《香港电台》“节目及人手调动”而出走的《铿锵集》记者，他们先后加盟《众》，组成“众新闻中国组”以及“众声号”，《众》也因此被业界笑称为“传媒难民营”。
有了新平台，可以继续做喜欢的事 —— 继续报道。只是好景不常，《立场》倒闭后4天，另一网媒《众新闻》也宣布会停止运作。他们又再一次失去“记者”的身分。
岑蕴华是其中一人。他在去年7月突然接到通知，毋需再为《铿锵集》提供服务，也毋需再回公司。岑蕴华指出，离开港台后，并不觉得新闻纪录片会“完全没有出路”，只是找资源变得困难，后来《众》宣布停运，他认为“很明显空间没了很多”。
传媒是花钱的行业，而製作新闻纪录片更加花钱。岑蕴华透露，如果要组成一个团队，定时定候有片出，製作费和人工计算，所需费用可以去到6位数字，平均每集约8至10万港元；就算是减省製作费，改变运作模式，也需要平均每集7至8万港元。要寻出路，岑蕴华说，除了要思考资源问题外，平台和人手也是缺一不可。
岑蕴华：“纪录片的製作费高，除了製作需要资源之外，记者都要生活，所以问题是记者走不走？当一批有经验的人流走，其实对新闻纪录片都有很大影响，不要说人走不走，首先就是找不找到人投资、继续拍，这都是一个很大问题。有没有人敢拍？各样问题加起来，前景是悲观的，也没发现有可行性。”
对大众来说，少了新闻纪录片，可能无伤大雅。岑蕴华指出，新闻纪录片有特定角色，弥补每日恆常新闻的不足，“一宗新闻谈的是防疫措施，（每日恆常新闻）讲的是防疫措施是怎样，但防疫措施背后的理念，或者科学根据，或者不同看法，较少在每日恆常新闻出现。”
当新闻失去了纪录片，岑蕴华认为会很容易流失一些角度、详细且深入的调查，更重要的，这些元素能引发更多公共讨论，甚至是促使政府回应。
资深记者: 已经没有自由去做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岑蕴华1992年入行，2004年转行开设咖啡餐厅TC2，而餐厅就成为记者行家的“聚脚点，不时有记者到访，向他吐苦水。直到2018年，岑蕴华在旧同事李贤哲邀请下，以外判形式为《铿锵集》40週年製作短片，TC2于2019年倒闭后，他便一直留在《铿锵集》。1997年回归一刻、2003年7百万人上街、2019年反修例运动，岑蕴华走在新闻最前线，可以説是见证着香港时代的变迁。
岑蕴华：所有你以前掌握的所谓“经验”，或者所谓在中间游走的“智慧”，其实都不适用了。你所有的东西，都是全新游戏规则。对我来说，以前很多所谓“好难做”、“寒冬”，但你咬紧牙根都可以走下去，现在是拉近“死亡”，行错一步，你会掉下去死。
“接近死亡”，岑蕴华这样形容近两年的新闻行业。在后国安法年代，他有感採访变得越来越困难。岑蕴华说，在他那个年代，新闻工作者只需捉紧原则，关注报道是否公允持平，但后来有了国安法，记者似乎多了点顾忌。
“例如我们做《众声号》，都要顾及《众》的风险，也要顾及同事的风险，很多都是要想多点，自我规限、自我审查。”岑蕴华续指，大时代下新闻题材何其多，不过，“你已经没有自由去做你觉得应该要做的事情。”
见证已死的新闻，有意义吗？
经历《立场》一事，阿之对新闻行业未来更加灰心。“现在已经不是 ‘衰落-ING’（衰落中），是死了。” 阿之不禁问道，继续当记者，只不过是继续见证行业死后的状态，还有意义吗？ “做记者就是要出去问问题，问官员解答社会大众对社会问题或政策的疑问，但现在是否还可行呢？我很质疑。”
近月，香港传统大报《明报》在其观点版新增编按，强调文章如提出批评，旨在指出错误，绝无意图煽动憎恨，其后更被亲北京媒体点名质疑，《明报》是想接过《苹果》煽动角色。这让阿之觉得，新闻行业接下来是要斗“根正苗红”。
上周六（29日），香港警务处处长萧泽颐强调，媒体的“红线”是法律条文，是否触犯煽动罪最重要的是背后的意图，如果触犯法例，就算加入声明，警方都会执法。
萧泽颐：“其实这些免责声明，我觉得没有太大意思，因为你不能说自己没有做，便是没有做，不能自我催眠或自我陶醉说自己不是这回事，而你如果真的有犯法，你做一些免责声明是没有用。”
假使世界原来不像你预期？
岑蕴华暂时未看到新闻纪录片的出路，仍在找方法破局。对前景的评估虽然悲观，但另一方面他“不想觉得这个行业已死”。无论现实多么坏，保持好心态，也许是岑蕴华自处的方法，唯有盼“过多一会儿，会有另一条路可以走远点。”
现被迫“躺平”的阿之，日后会否重拾“记者”身份？“我觉得香港没有一间传媒机构，可以做到我想做的事情。”但捨得以后不做记者吗？阿之又説，想不到除了记者以外，还能做甚么。她说，因经验问题，要用独立记者身份走下去很难，或者会考虑到法庭旁听记录，但这些都是之后的事了。
坚守还是离场，彷佛成了新闻工作者的新课题。对于仍然留下来的人，阿之想起了总编和她説过的话。
阿之：“（立场前总编）阿权和我说，最后单独对话，和我说对年轻记者的期许：‘你知道自己写的东西，这一刻写的事情，报道的故事，对于历史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纪录。你报道的价值，可能要30、40年后，人们再看，都觉得很重要。’”
记者：刘傲然 责编：温晓平 嘉远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