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年在香港举行的书展，都是亚洲最具规模，但在《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香港书展也黯然失色。在开幕前夕，主办单位扬言如接获投诉或举报有书籍违反国安法，将交由国安公署处理；更有亲北京团体警告，届时将巡视会场并举报涉“违法”书籍。面对多方压力，不少出版社坦言将自我审查。
在今年书展正式开幕前，不少亲北京团体扬言，届时会巡视会场并举报涉“违反”国安法的书籍，加上香港贸發局副总裁周启良早前表示，如接获投诉或举报有书籍违法，将转交港警处理。外界关注书展会否受国安法影响，包括会否有执法部门入会场审查书籍。
即使贸發局强调无听闻有执法部门入场巡查，但面对有机会被“举报”的风险，不少参展商为免招来麻烦，只能选择自我审查。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批评，贸發局此举等同鼓励告密。他向本台表示，在国安法实施前，香港并没有书本送检制度，但有特定的规限，例如属色情或暴力的书本需要包胶袋，如违规的话，最严重也只是罚款了事。国安法实施后，康文署下架超过70本时政书籍，指内容可能违反国安法，彭志铭说，当局虽没有确切落实什么政策，但出版业界渐渐有了“禁书”这个概念。
儘管当局经常强调，国安法不侵犯言论及出版自由，并多番保证法例没有追溯期，但彭志铭说，近月眼见《苹果日报》被查封、评论员被检控和封笔，加上法例不设司法复核，“当她说你是（违法）就是（违法）的时候”，坦言对出版行业的压力很大，“连苹果这么大的机构也顶不住”，独立书商更是冒不起这个被举报的风险。
彭志铭：“已经出版的书都不带去（会场），包括六四的书、或者有人在反修例运动写过的报道，这批书...大家都不想惹麻烦。其实是不好的，自我审查得很严重，我们大家都很谨慎 ，看自己参展的书会不会敏感，敏感不一定是政治，批评政府的、不贊扬政府的，都较麻烦，所以乾脆不带这批书去。”
从台湾进口的政治书籍也不敢摆卖
有不愿透露姓名的独立小型出版社负责人，认同今年自我审查情况严重，有好几本书都不敢在书展售卖，包括一本讲述文革的口述历史书籍，以及一本曾被康文署下架、嘲讽时政书籍。他向本台形容，国安红线范围广，难以猜测什么内容或会触动当局神经，即使他们内部均认爲，书中内容没有敏感字眼也好，为免节外生枝，最终决定不售卖这类书籍。
书展本是出版社赚钱的重要途径，不少书商都会从世界各地购入书本并在书展出售，其中台湾出版书籍深受港人欢迎。不过该名书商提到，今年因应国安法，要决定是否在书展出售这类的书亦相对困难。
独立小型出版社负责人：“如果有些书是来自台湾书店，但台湾没有国安法，来到香港后，到底卖还是不卖呢？或者之前早已入货，那又卖不卖呢？如果我这刻不卖、存货的话，卖不出去又要运回去，都是很麻烦的事情。书店可能有几千种书，其实有时候真的看不完，我怎会知道有（敏感）字句，真的会不知道的。”
估计每年书展设红线 未来香港书业何去何从？
该名负责人估计，“举报”制度或延续至未来每届书展，但认爲“仍然有空间可做”，相信每年总会有某种书类，能够回应当前社会气氛，例如今年或流行移民书、香港历史书，以及讲述香港娱乐文化的书。
不过对于香港书业未来發展，次文化堂社长彭志铭就不太乐观。康文署下架书籍中，不少由次文化堂出版，包括陈云着作《城邦主权论》、林匡正的《香港公民抗争运动史》，社长彭志铭所写的书《打横嚟讲2，爱香港不爱党白皮书》亦已被下架。彭志铭认爲，日后虽未至于失去书展或出版行业，但忧虑市场将失去某些书种，即是社会科学类或评论时政类的书籍，读者的閲读选择大大减少。
彭志铭：“我们找一些作者平时在专栏写社会时政的书，例如你去批评（政府）用几千万兴建水池、用几亿来建天桥，这些一定会有的，或者他们的施政失误，（政府）派钱都派得很差。这些都不是很政治敏感的书，但现在原来这些作者都收笔了，连作者也不愿写了，不愿把这些专栏结集。我们找过许多作者都表示不愿意。”
彭志铭： 国安法下，现在比没有书展更惨淡
彭志铭指出，时政书在香港市场的空间日渐收缩，另一方面亲北京背景的出版社大量印發讲述中国国情的书籍，让书业内的声音变得单一，影响香港社会文化及言论自由。
彭志铭：“如果真的去到这地步，还比没有书展或没有出版更惨。出版一定继续有，但可能会很偏颇、单一化，甚至没有人再敢说真话，甚至不只是没有出版社，可能连印刷商也不敢印（某些书籍），或者發行也不敢再發行、书店也不敢卖，这才是对书业真正的打击。”
在次文化堂的展览位置，贴上“见字读书 挺腰做人”的大字，彭志铭说是要寄语读者继续读书，培养自己的思想能力和知识，继续做学问，保持好的精神状态，然后做个“有腰骨的好人”。
记者：郑日尧 责编：胡力汉 嘉远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