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香港政府意图修订《逃犯条例》而引起的民间抗争已持续了两个月。香港民意研究所就这次修例争议所做的调查结果显示，有九成年轻人认为，他们的不满主要来自对中央政府和制度的不信任，远超过经济因素。
香港民意研究所今年7月访问的1007名14岁以上香港居民中，有81%不信任中央政府；不信任“一国两制”和不信任特首的比例都为75%。
值得注意的是，在14至29岁年龄组别中，不信任中国政府的程度则高达91%。对“一国两制”和特首不信任的比例也比整体高，分别为86%和84%。他们同时认为，香港特首林郑月娥、警队以及中央政府是造成目前香港管治危机的最重要因素。
香港社区青年活动人士郭文浩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的年轻人不再认为香港特区政府可以为他们发声，而是沦为北京政府的应声虫：
“基于过往香港发生那么多次的抗争运动，香港政府都没有帮香港人讲话。《逃犯条例》修订争议持续那么久，政府的回应就是谴责示威者，这叫年轻人怎么信任政府？现在很多年轻人觉得跟中央越来越远，而中央又不断干预、控制香港，以前在香港我们所拥有的言论自由、司法独立已经被北京政府破坏。大家都很担心我们会不会成为中国的异议人士；担心我们发表反对中国政府言论的时候会不会被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抓捕。”
郭文浩还批评说，大规模的游行没有促使林郑月娥撤销逃犯条例修订。多次的警民冲突以及元朗“白衣人恐袭”事件发生后，林郑月娥也没有慰问受伤群众，反而维护警队的暴力行为和抓捕示威者，其政府的正当性令人怀疑：
“林郑月娥不止在政治问题上不得人心，她在民生问题上也没做好，例如香港劳工阶层的问题、公屋轮候时间。她同时也没有真正回应过香港人的诉求，这些问题都在这次的《逃犯条例》修订风波里得到延伸。”
香港《南华早报》早前的一篇报道提到，香港的年轻人除了对修订《逃犯条例》将侵蚀香港自治感到愤怒外，香港不断上涨的房价也令他们担忧不已。
香港民意研究所这次展开的调查也显示，分别有58%和44%的年轻人受住房和经济环境困扰。虽然比例远没有他们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程度高，但经济问题确实也在冲击着香港的年轻人。
美国圣汤姆斯大学国际研究中心的叶耀元教授分析说，政治和经济问题从来都是相辅相成的：
“2010年之后那些刚出社会工作的年轻人很难负担得起香港的房价。这是政策开放让中国资金进入香港炒房的影响。制度和经济是不可划分的，香港年轻人两个方面都反对，只是在不同的环境下，有不同的反应而已。”
叶耀元教授还补充说，大批香港年轻人抗议《逃犯条例》修订的起因是因为他们的相对被剥夺感累积到了顶点：
“在1997年前出生的人是可以亲身感受到，英国政府和中国政府在治理香港上的分别。到底在哪个制度下，人们是享有自由和尊严？97年后出生的人可以获取自由开放的资讯，看到其他国家的情况。中国一直想要改造或破坏香港原有的体制，这样一对比，人们的相对剥夺感就出来了，继而人民就会感到愤怒。”
另外，民意调查结果也表明，香港缺乏普选和中央干预成为导致香港现时困境的主要原因。
有鉴于此，“反送中”运动中，市民提出的六大诉求都有一定的民意支持。包括有79%认同设立独立调查委员会；73%认同全面撤回《逃犯条例》修订；63%认同重启政改；59%认同撤回暴动定性；50%认为特首林郑月娥应下台；46%认为要释放被捕示威者。
郭文浩对此表示：“从2014年雨伞运动的时候，很多人就在说要争取真普选，希望香港有自主空间，而不是由中央政府所钦点出来的小圈子选举，因为小圈子选举出来的人只是为一小部分人服务，以至香港的民生、经济，甚至命脉都倾向这一小部分人。”
香港众新闻的报道引述香港民意研究所主席钟庭耀认为，这次的民意报告是九七政权移交以来，鲜有的一面倒的调查。
不过，“反送中”运动的参与者和非参与者对示威者是否过度使用武力的问题上则存在分歧，认为示威者“克制”或“过度使用武力”的比例各占一半。
叶耀元告诉记者，上述意见的不一致可以归结于民众是否将走上街头抗议视为应有权力。对于香港的示威者而言，在一个违反公义的社会里，人民当然有权利站出来谴责政府。
（记者：韩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