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台记者孙诚近日采访了一名曾在香港的担任惩教工作的职员。在反送中运动中，他曾积极投入抗争。这位化名X的前香港惩教职员向记者介绍了他参与反送中运动和今年年初流亡美国的经历。目前，他居住在洛杉矶，正受到当地民运人士组织的“新黄雀行动”的帮助。
值得庆幸的流亡经过
记者:你好,请问是否能透露一下,你流亡美国的经过?
X 先生:我比较幸运,在武汉肺炎爆发之前已经申请了美国旅游签证。但我真正决定要离开香港,是大陆要在香港实施"国安法"的时候。而我选择前往美国的原因很简单,因为我认为只有美国才能够帮助我。因此在今年年初,我以探亲为由由香港飞往洛杉矶。
X 先生:当时有消息指香港国际机场已经安排了国安人员抽查离开香港的人。而在我上机的闸口,也安排了六至七名国安人员抽查,排在我前面的持中国护照的女子已被他们拉到一旁审问,而我庆幸逃过一劫。
记者:那么你入境美国的时候,也一切顺利吗?
X 先生:去到洛杉矶机场入境时,我也被安排到审问室审核我的入境资格。他们巨细无遗地审问我的个人资料、背景、入境原因等等,庆幸最终仍能放行入境,未被原机遣返。
参与街头抗争、防守中大、维护被捕者权益
记者:能否介绍一下你在反送中抗争中的经历呢?
X 先生:我跟大部份香港人一样,都是在6月9号大游行正式开始参与这场抗争的。当天大家都没有想到,香港的自由及民主会恶化到这个地步。我由初期参与各区的游行、叫口号,到逐渐越走越前,再由负责补充物资逐渐走到前线,为手足筑起防线以抵抗警察凶猛的攻击,保护手足们的安全。被防暴警察追捕,或被催泪枪近距离指吓,对我来说也是司空见惯的事。
记者:在这些经历里面,有没有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时刻?
X 先生:其中,在中大保卫战的第二天,我由早上开始为中大里面的抗争者安排物资的支援,不断地上山下山,为前线、后勤和运送补给物资的热心市民之间进行沟通。也是因为担任这个角色,我看到不同岗位的香港人为民主自由的努力和付出。幸好,当天晚上中大没有再出现被警察强攻的画面。
记者:除了街头抗争活动之外,你还有没有别的抗争经历呢?
X 先生:街头的抗争活动,随着武汉肺炎的蔓延和共产党强行在香港实施的"国安法"出现后,也逐渐开始减少。伴随而来的,是漫长的政治检控、法庭审讯,大量手足因此被监禁而失去自由。监狱中的生活,本来已是煎熬难过, 现在加上了所谓"暴徒"的标签,所受到的对待更加严苛和不公平。有见及此,我开始与同路人合作,为维护手足在囚时的权利而努力。
惩教署人员的政治倾向与心态
记者:谢谢。作为一名曾经的惩教署人员,你是否能谈一谈惩教署人员的普遍政治倾向和心态,以及你作为抗争支持者身处其中的感受呢?另外,根据《苹果日报》的报道,你在2019年离开了惩教署。能否也谈谈你离职的经过呢?
X 先生:虽然没有正式的统计数字,但普遍来说大家都认同是世代之争,抗争的大多是年轻一代,反对的大多是长辈。而在惩教署内,职员的政治取态比例上也差不多,而且较高职级的岗位往往由资历深的职员担任,所以也形成了前线职员比较理解抗争者,而高级职员则持有反对态度的情况。这样也令到支持抗争的职员动辄会受到反对抗争的高级职员利用职权打压。例如有职员被拍到在"721"元朗恐袭之夜到了元朗警署请求警察出动保护市民安全,他随即被调派到偏远地区工作,更被标签为"暴徒职员",每天受到冷言冷语。
X 先生:我在职的时候,每一天都会听到周遭反对抗争的职员对抗争者的咒骂、指责,而因为害怕被打压,自己不但不能自由发表意见,更要随波逐流,穿凿附会,心里很不是味。而当自己也被滥权降职和调派到偏远地区后,明白到自己以后也只会是众矢之的后,便无奈黯然地自行离职,放弃了高薪厚禄。
来到美国之后的打算
记者:接下来你有什么打算呢?
X 先生:由于我在美国没有工作签证,只能够靠积蓄度日,希望得到美国的居留资格,能够留下来工作和继续为香港人抗争。来到美国之后,即使现在未能获得居留身份,但这一刻我能够畅所欲言,重新获得我应有的言论自由。比起留在香港苟且偷生,心里十分激动。
X 先生:我认为作为这一代的香港人,是被这个时代挑选的,有责任为香港的自由、公义、民主继续努力下去。更希望中国有一日可以真正踏上开放、民主的和平大道。而我认为继续留在香港,可以发挥的空间只会越来越少,受到的打压只会越来越大,所以我很希望能够留在美国,能够尽一分力与其他正在海外抗争的香港人一起为香港人的未来奋斗。
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孙诚旧金山报道 责编：嘉远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