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母亲上访期间非正常死亡，而自己为此上访多年的35岁山东访民李宁，近期自曝已经前往日本留学。几年前，她为母亲申冤的遭遇一度引发中国各界关注。正是由于她的不懈努力，七名曾经非法拘禁她母亲的涉案人员最终在2018年被定罪，但李宁认为他们被轻判了，至今仍在向当局讨一个更公平的说法。本台记者家傲周五专访了李宁，了解她的近况。
记者：很多人比较好奇的就是您近期来日本的事情。您能否跟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件事的背景呢？
李宁：2019年，我妈妈的案件二审还在庭审的时候，我有个偶然的机会来日本旅游过一次，那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当时来日本之后，感觉自己一下子就放松了不少，好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
在为我妈妈申冤的这十几年间，我每时每刻都是被恐惧包围住的，也没有自由的。我曾经裸跪过、被抓过、被打过，再加上我当时太绝望了，身体也出现了很大的问题。我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到日本，在这里感受到了不一样的生活，就在回国后试着申请（日本的）语言学校，在两年前就应该来日本了，但出于新冠疫情，拖到现在才走出来。
记者：您此前发推说，目前生活中最大的困难是走路，在日本安顿下来后就要治疗身体。请您简单回顾下您的伤情和受伤原因，好吗？
李宁：去年11月，我去北京看了病，还做了个手术，诊断结果是脚跟的问题。在我打官司的十几年来，我到哪儿基本上都是跑着去的，从来不会顾虑自己的脚会怎样，那时候我的脚也是没有问题的。现在我的脚伤已经完全影响了我的正常生活，走到地铁站已经成为了我近几年最大的困难。
这可能是跟我这么多年一直奔波在北京、山东两地，每次都拿着很厚的卷宗（有关）。无论是严寒还是酷暑，无论是刮风还是下雨，我每天都会坚持去控告。我就在想，自己从22岁走到35岁，可能就是这样一天一天积攒出来的（毛病）。
记者：2018年底，山东省蓬莱市法院就您的母亲李淑莲非正常死亡一案宣判，仍然认定她是自杀的，而您显然认为这些当年非法拘禁您母亲的公职人员被轻判了。当时检方以公诉受害人死亡后，亲属没有权利提出抗诉为由，拒绝了您的抗诉申请。那么在本案宣判后的几年来，您又做了哪些事情呢？
李宁：刑事案件结束后，我们还可以申请国家赔偿，但我妈妈是被活活打死的，并没有自杀。在我妈妈到底是怎么死的都还没有认定的情况下，我就要去申请国家赔偿，我起初是非常抗拒的。在很多朋友和律师的劝说下，我是在国家赔偿诉讼时效的最后一天才去提起了一宗行政赔偿诉讼。我要求致我母亲死亡的龙口市东莱街道（等部门）要在《人民日报》、《齐鲁晚报》等媒体上向我们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
除了走这些司法程序之外，我还向中央巡视组、各级监委和检察院、最高法等机构举报了很多打死我妈妈或参与这起案件（的官员）涉嫌的违法犯罪行为，但仍然没有收到任何音信。
记者：2018年蓬莱市法院开庭前，端传媒曾深度报道过您在母亲被迫害致死后八年间的上访之路。回过头来看，您觉得这段经历会如何影响您今后的人生呢？
李宁：在打官司的十多年间，我确实经历了太多苦难，这让我重新认识到了这个社会的模样，还重新树立了我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在这期间，我受到了非常大的伤害，但同时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发生在我妈妈身上的这种事情，这不是第一例，不会是最后一例，也不是最惨的一例。从表面上看，这个案件已经宣判了，判了几名官员和保安，但在背后指使他们的人还在逍遥法外。
记者：您和您的母亲都走过多年的上访路。有人可能会觉得她的结局相当悲惨，而您的故事好像有些许光明。事到如今，您对中国的信访制度还有多大的信心？
李宁：中国的信访制度其实就是墙上画的一扇假门，怎么开都敲不开。我妈妈上访八年，我（为她）上访到今天已有十几年了。我妈妈当年在她的控告信里面提到，她认为自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上能找到公平正义，最后连命都没了。
当时我认为，我跟我妈妈可能会有同样的结局，但好在有自媒体等多种发声的渠道，我之前也没想到在发声后会得到这么多人的关注。在这个过程中，我希望把自己的故事和经历记录下来，也希望能推动本案进入司法程序。
当我看到我妈妈为了所谓“公平正义”而付出了生命的代价，我们还能（祈求）什么？难道我要给自己制造一个我妈妈没命了，而我却拥有这些权利的假象吗？这是不可能的。
记者：在上海因新冠疫情“封城”的近几个月里，网上到处都在讨论中国人如何到海外定居的“润学”。作为刚离开中国的一员，您是怎么看待这门学问的？
李宁：我认为那些目前在申请留学或希望通过其他方式出国的人，应该尽早做准备，然后去执行，但最难的一步就是下定决心。我都可以这样走出国门，然后去留学，只要其他有类似想法的人下定决心并去执行，我相信他们一定会成功。
记者：感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记者：家傲 责编：梒青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