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每100个人当中有17个人存在精神障碍，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1600万人，这些人面临匮乏的医疗资源以及维权困境。除此之外，2013年实施的《精神卫生法》未能杜绝用司法判断取代医疗诊断的“被精神病”现象。
根据中国国家卫健委疾病预防控制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7年底，全国13.90亿人口中精神障碍患者达2亿4326万4千人，总患病率高达17.5%；严重精神障碍患者超1600万人，发病率超过1%。
美国费城精神科医生杨景端曾在西安第四军医大学神经精神病学教研室工作，他认为17.5%这一患病率不足以反映实际情况，至少有一倍以上的人没有被诊断：“因为中国老百姓和医生对于精神病的认识比较低，医生关于精神病的教育非常少，有些人有精神病的问题也不去看。”
此外，杨景端说：“中国(医院)住院的指标比较低，恨不得把你都弄住院了，住的越久越好，有一个经济收入的问题。西方呢，保险公司付钱，只有在对你(自己)有伤害、对别人有伤害的情况下才住院。”
他还指出，中国的精神病治疗用药副作用大，门诊服务的质量较低，而美国各个阶层，包括家庭医生，在精神病上的教育和服务都比较好。
美国的精神病医师有3万人左右，心理健康投入达卫生预算的6%。
在中国，精神病患享有的医疗资源普遍不足。国家卫生计生委2017年发布的数据表明，中国的精神科执业（助理）医生有2万7千多人，心理治疗师5000余人。《国家卫生计生委2016年度部门决算》显示，精神病医院的财政拨款只有公立医院总投入的大约2%。
一位不愿透露身份、长期在中国公共卫生领域工作的NGO人士曾帮助多位精神病患者维权，包括因抑郁症被公司辞退的员工、因家庭矛盾被家人送往精神病院的人以及被维稳部门强制定性为精神病的维权人士。他告诉自由亚洲电台，自2013年中国《精神卫生法》实施以来，大概有一半的案件得以解决，但是仍然无法杜绝社会歧视，以及用司法诊断取代医疗诊断的“被精神病”现象。
该人士还透露，公共卫生领域的NGO可以为精神病患者提供专业律师、媒体报道以及撰写调查研究报告，缓解病患孤立无援的局面。但是2014年以来，由于媒体审查以及人权律师受到打压， NGO的数量和资源大大减少，工作方式也由公开呼吁转为地下工作。
中国于2013年5月1日实施的《精神卫生法》规定，精神障碍患者的住院治疗实现自愿原则。自愿住院治疗的精神障碍患者可以随时要求出院，医疗机构应当同意。精神障碍的诊断应当由精神科执业医师作出。此外，精神障碍的鉴定为医学鉴定，而非司法鉴定。
目前旅居美国的原大陆民营企业家潘锦炜曾于2013年底至2014年初被诊断患有精神分裂症而被关押在江阴市第三人民医院。他回忆，那里关的人三成多是法轮功修炼者、上访人员等，每天排队领的药会让脑部半麻醉。里面有一个被关了14年的流窜犯因为偷窃而被公安局拘捕，该犯人拒绝透露名字后来被转移到精神病院，时常接受电击。
潘锦炜说，“每个月都能听到他电击时候的嚎叫。什么叫撕心裂肺？现在跟你讲起来 ，我眼睛里都有泪水。”
杨锦端强调精神科医生应该坚守职业道德，远离政治迫害：“精神科医生作为职业人士，不要去参与政治迫害。有信仰的人可能会得精神病，有精神病的人也会有信仰。但是信仰不是精神病。”
杨景端还提醒，老百姓要注意关注精神体验和精神障碍之间的界限，当精神问题影响到身体健康、人际关系和职业生涯，并且持续了一段时间的时候，就要及时就医。同时国家在教育方面应该加大对精神病医生的投入，精神病治疗的课程至少应该占到医学院教育的30%。
自由亚洲电台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