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手机应用程式“健康码”被用作跟踪和识别潜在感染者。虽然目前疫情逐步减退，可是杭州市却以照顾民众健康为由，计划把“健康码”永久化。从民间到党媒都大力反对，担心此举会带来各种后遗症。
今年二月，中国推出健康码系统。市民通过微信或支付宝申请，确认有否感染武汉肺炎，作为出入各省市的凭证。
虽然近日各地疫情逐步消退，但杭州市卫健委却提出，未来要把健康码用于更广泛领域。名为“一码知健（康）”的计划，将通过收集个人电子病例，健康体检，生活方式管理的数据，监控市民的健康状况，并呈现评分。同时，也可以通过大数据，比较不同楼道，社区，和企业的评价和排行。
杭州一名要求匿名的法律界人士相信，当局以监察市民健康为名考虑永久实施健康码，是另有目的。
法律界人士：“我觉得他们不是出于搜集信息的角度考虑。我倒觉得他们是从社会管理角度考虑。他们是一种极权思维，就是要把你们管起来。他们如果要搜集信息的话，我们现在的搜集已经是无孔不入了, 不需要再透过健康码了。”
健康码不但监控还变相歧视
他担心扩大使用健康码会构成歧视。
法律界人士：“健康码分成很多很多颜色，按照人的健康情况安排可以活动的场所，实际上就是把人分成三类九等，进行分等级的区别对待。健康码分成那么多等级以后，再具体实施过程当中将产生一些区别对待，产生一些歧视。譬如乙肝携带者，或者“特别字号的人”区别开来的话，就涉及到对这些少数群体的歧视。”
中国大陆有舆论更主张， 把所有基于防疫而收集的数据，一刀切销毁。
法律界人士：“销毁倒没有必要，重点是掌控在谁手上，掌控者应受到严密监管，也就是不可以滥用这些信息。从法律角度来看，为了公共健康安全是有必要的，但是你收集这些信息，必须得保障正当用途。你不可能泄密，使用也要受到监督。如果是在民间公司的，譬如‘支付宝’，受委托民间企业的信息应该移交给政府部门。”
健康码常态化的消息曝光后，舆论几乎一面倒反对。杭州居民楼女士承认对健康码很抗拒。
楼女士：“疫情已经过去啦，不需要健康码了，大家都健康啦，还要健康码干嘛呢？多麻烦多不方便。（不过）你们也知道这里是什么情况，对吧？”
就连党媒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也对“健康码常态化”计划有保留，他透过视频脱口秀发声，担心这样做会冲击个人隐私。
胡锡进：“健康码的适用范围不应扩大。不宜随意增加个人信息，而且相关信息要严禁企业以商业目的获取，更重要的是，除了防控疫情，健康码不应被用于对个人进行综合评价，不得被用来甄别一个人在于传染病无关方面是否健康， 以此对个人进行分类或评比。”
胡锡进说，保护隐私是中国法律的基本价值取向，对此有严格监管流程，必须防止把抗疫常态化变成采集使用个人信息常态化，否则会面临法律和伦理争议。
记者：高锋 责编：胡力汉 嘉远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