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肺炎”疫情爆发后，陆续有湖北市民向社会发出紧急求助，因为家人出于种种原因无法得到治疗或照顾。周三，当地又传出一起悲剧。由于家人被隔离，一名未成年脑瘫儿因独自在家多日缺乏关照，不幸离开了人世。那么，这起事件暴露出了怎样的残酷现实呢？
周二，一位身在“武汉肺炎”疫区的父亲在微博上发布紧急求助。他前一天被确诊了新冠肺炎（编者按：据医生介绍，他至今仍未被确诊），目前已被隔离。他的大儿子患脑瘫，已独自在家六天，无人照顾。他呼吁网友帮忙把防护服送到湖北老家。
仅过了一天，这位湖北黄冈49岁的农民鄢小文就收到了噩耗：他仍未成年的大儿子刚刚去世。
中国自闭症谱系儿童服务平台“大米和小米”的微信公众号周三发文，详细介绍了事件经过。两周前，鄢小文带着17岁的大儿子鄢成和患有自闭症的小儿子，从武汉乘车回到黄冈市红安县老家，准备过年。过了几天，父亲就发起了烧。镇卫生院认为他可能被感染，在24日把他和小儿子送到了当地定点收治场所。（鄢小文的妻子在小儿子满岁后自尽）
据了解情况的武汉残疾儿童机构“蜗牛家园”负责人朱文沁说，鄢家所在的村委会干部告诉她，从23日到28日间，鄢成只吃了两顿饭、喝了两杯氨基酸。他的姑姑表示，那几天她给鄢成喂了三顿饭。但当她28日最后一次到鄢家时，鄢成的“情况就很差了”。
第二天，鄢成就过世了，死因不明。
独立媒体人：疫区“乱”就一个字
当被问及此事时，北京独立媒体人高瑜直呼“太惨了”。她认为，鄢成之死的责任主要出在村委会。家人把照料孩子的任务托付给村干部，但他们显然没有尽责。
谈到近些天“武汉肺炎”重灾区的景象，高瑜很是激动。她说，近来她留意到不少网络视频，包括北京律师陈秋实作为一名公民记者，深入疫区拍下的视频。
高瑜说，综合这些视频和独立媒体的报道，她对疫区中心的印象就一个字--“乱”。
“从中共中央到湖北省、再到武汉市领导、一直到村干部，现在整体显得手忙脚乱，能把一个活人给饿死，而医院里面的惨状也让人不忍直视。”
近些天，湖北各大医院的防护物资纷纷告急，他们相继发布公告，呼吁公众捐赠物资。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和有官方背景的机构却表示他们暂不接受境外捐赠，这让不少民众大为光火。
本台周三引述中国红十字会原医疗救助部部长任瑞红说，境外捐赠的物资需要经过保管、分发等环节，因此需要收取一些行政管理费。如果捐赠人没有同时支付这笔额外费用的话，红十字会无法处理这笔物资。
高瑜表示，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中共近年来就治国理政提出了不少目标，但人们从这场肆虐全国的疫情可以看出，国家领导人只是在动嘴皮子。
“不管你们是能力不够也好、还是你们根本没有责任心也好、或是空喊口号也好，中共十九届三中全会提出，要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武汉肺炎’疫情标志着（改革目标的）一个大破产。”
抗疫前线少了草根组织的身影
事实上，鄢成之死只是疫情重灾区的民众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一个缩影。记者注意到，近些天网上满是类似于鄢家父亲发出的求助信息。
湖北《楚天都市报》周四报道，武汉的一位母亲生下孩子后的第二天，就被查出疑似“武汉肺炎”，父母双双被隔离，新生儿只能被爷爷奶奶接回家。两天后，她的爷爷也被检出肺部感染、隔离在家，目前女婴与奶奶同住一间屋。她的父亲非常担心，希望政府或好心人能帮忙照顾他仅有四天大的女儿。
本台周三采访了一位尚未确诊“武汉肺炎”的23岁当地患者冯倩利。她说，家里四口人当中，只有她的母亲还没有出现感染迹象，父亲、外婆和她本人，全都显示病毒性肺炎。冯倩利表示，她们都还没有确诊，因为定点医院的试剂不够。家人花了好几天才给她的父亲找到一个医院床位，而她们其他三人目前仍然在家自行隔离。
比起2008年汶川大地震，这次“武汉肺炎”疫情防控的前线似乎少了一群人的身影—草根组织。
习近平上台后，当局对独立记者、异议人士、维权律师、非政府组织(NGO)负责人等群体组成的“公民社会”展开了严酷打压，而独立民间组织的生存空间越来越小。
美国美利坚大学访问学者、中国维权律师陈建刚说，“武汉肺炎”的疫情乱象反映出，中国草根组织的生命力已经大不如前。
“连人命都能任意被抛弃，当局根本就不把NGO、民间组织等等放在眼里。想取缔这些组织，也不过就是中共一句话的事情。”
亲历“六四”事件的《纽约时报》专栏作家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周三发文说：“他（习近平）是个顾盼自雄的独裁者，而这次病毒暴发正在让一些国民付出代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