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期，中国长沙公安推出一款鼓励民众参与社会共治的手机应用软件。由于市民可以通过软件进行举报，获取积分奖励，因此引发外界对文革将以数码形式卷土重来，政府将把监控全面合理化的担忧。
挂着“做任务、赚积分、获奖励”口号的“星城园丁”APP今年三月正式上线运行。
完成任务有钱拿 鼓励民众积极举报
“长沙公安”微信公众号介绍，该APP“以群众为主体，政府提供平台，企业全面参与”，旨在“通过平台引入发现社会治理问题的力量”，利用互联网分析、解决问题，平台用户参与各种任务、举报获得相应积分后，可以到商城进行积分兑换。
关注事件的不愿透露姓名的中国独立媒体人刘先生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认为，虽然“星城园丁”APP客观上可以将警察应该负责却不愿意多管的琐碎民事举报分流出去，但但该APP存在隐患。
“这是‘枫桥经验’数码化。他把现在粗糙的举报机制线上化系统化，再加一些小恩小惠。对那些大爷大妈，还有现在随处可见的失业人口，可能是有诱惑力的。”
经典延续 群众管理数码化
刘先生上述提到的“枫桥经验”是指1960年代初，浙江宁波专区诸暨县枫桥区创造的一种“发动群众、对阶级敌人加强专政”的经验，并于1980年代至1990年代初成为一种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经验。
“星城园丁”APP中的两个主要功能包括巡逻防控和举报交通违法。其中，巡逻防控是由市公安局根据全市发案的时间丶空间特点，制定并发布巡逻防控路线，建立常态化巡逻和抢单式巡逻两种模式；举报交通违法则包含违法停车、占用公交车道、实线变道、闯红灯等四类，而举报违停奖有三十元，举报闯红灯奖有五十元。
有网友通过推特向记者爆料说，警察找到社区业主和租户推广APP，强迫他们实名认证。另外也有推友告诉记者，他的朋友就被群众通过“星城园丁”举报违法停车。
旅美中国律师彭永峰提到，中国政府多年来一直使用社会运动式的手法治理社会，推出“星城园丁”也是换汤不换药，
“（中国政府的）核心管理理念没有变。说白了就是利用一批人去控制另外一批人。中国官方在社会治理上是失败的，他的利益和价值取向和民众相悖，所以不放过任何一个机会地要把原来推行几十年的控制民众手段进行到底。”
另外，刘先生特别提到，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一些“地下运动”，例如在厕所写反标，破坏政治宣传。这样的情况对政府维稳来说防不胜防，撒网又太牵扯成本。在有了像“星城园丁”APP这种群防群控工具后，就可以把任务派单下去给“朝阳大妈”丶“朝阳大爷”。
“只要官方做引导，任何形式的不满言论都可以举报。中国国内局势接下来这几年肯定会往动荡的方向发展，维稳成本和反抗意识的此消彼涨是个很关键的参数，而这个App会帮维稳节省不少成本。”
维稳模式层出不穷 疫情加快推动
其实，长沙市公安局去年九月就曾发起志愿者巡逻项目，为“星城园丁”APP打下基础。数月后，也就是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不久便正式推出这款APP，时间点引发猜疑。
对此，彭永峰认为：“近几年民怨是越积越多，官方对社会管控的手段肯定是会用的，也早在酝酿，疫情只是加快了官方应用APP的脚步，觉得民众的相互监督在这种时候更有用，然后利用金钱作为诱饵，让他们更积极。”
刘先生也向记者表示，无论中国政府用什么样的技术手段，监控就是监控，会让人感到压抑。虽然监控手段可以压制有计划的抵抗运动，但其实也是在给另一个叫做“突发性暴动”的桶里加火药。
（记者：韩洁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