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作家方方在封城期间写的日记已经被海内外读者所熟知。但是在武汉，还有另一位女性，也是坚持不懈地在封城期间以日记的形式记录下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她就是女权工作者郭晶。她写的《武汉封城日记》已经在台湾出版。
郭晶是一位女权工作者，也是社工人员，去年11月搬到武汉。76天的封城岁月中，写了77篇日记。台湾老牌联经出版社将她38篇日记，编辑成繁体字中文版《武汉封城日记》出版，在华文世界引发热议。这也是郭晶人生第一本著作。
郭晶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指出，当台湾出版社联系到她，她认为不管在那里，能有多一点人看到她的日记，总是好事。
在武汉还没完全解封时，封城日记就已经在台湾出版，郭晶十分惊讶：“这样看来台湾的出版速度是非常快的，在大陆可能出版没有那么快吧，应该需要报批吧，（书号）申请也是比较困难的。”
被误认方方挨酸 郭晶：写作不是专属权利
郭晶在社媒脸书上说，台湾出版她的日记，是她封城岁月意外的收获。她打趣形容自己“冒名顶替综合症”开始冒出来，指“个体按照客观标准评价已经取得成就，但自己却觉得成功是‘偷’来的，认为自己的成功是幸运，害怕被人戮穿。”
从社工跨足作家，郭晶尝到盛名之累。她脸书自曝，有人误以为《武汉封城日记》新书是方方的日记，当有人知道作者是她这样一个“无名者”，就说“居然借方方老师的日记蹭热度蹭到这种级别，真是醉了。”还有人说“我也试着写过封城日记，没方方写得好，所以不写了。”
但郭晶认为，“写作不是谁专属的权利，每个人都可以发声和表达”。她告诉本台，因为互联网的发展，很多武汉人写日记，这对去了解这个政策对不同群体、普通百姓的影响，非常重要。作为女权主义工作者，“发声”是问题能否得到关注的第一步，而“日记”，就是很重要的视角。
方方遭文革式批斗 郭晶声援方方
新冠肺炎对全球医疗公卫体系带来挑战，各国跟进封城，全球第一个封城的“武汉经验”，对跨国度、跨文化、围城内外的人，成为参照系数。有美国和德国出版社，四月初公布出版武汉作家方方写的《武汉日记》的计划。由于正当各国向中国问责索偿之际，方方遭到文革式大字报讨伐攻击，被指控是“送弹药、递刀子”给西方国家的卖国贼，应剔发为尼以死谢罪。
对此，郭晶指出，现在网路环境相对较差，这不是特别好的现象：“大字报式的举报是非常常见的。当她获得关注的时候，很容易受到一些攻击，非常荒谬的事情。那些攻击者未必去看她到底写了什么，非常随意地去攻击。这种集体主义的情绪，在这种情况下，就很容易被渲染。”
郭晶日记字里行间，也会流露对当局的质疑。1月23日封城第一天她写道：“此前公布的消息显然存在瞒报的情况”、“这几天看到很多令人愤怒的消息，很多病人确诊后没能住院，很多发烧的病人无法得到医治。”
郭晶：微博、微信有时发不出日记
4月4日，郭晶写道：“今天是个被安排的集体哀悼日。有人去了武汉的公祭台，普通人是不能进入会场的。一些人写的哀悼文也被404。这些集体的哀悼并不是让我们这些人放置自己的哀悼的。我们没有参与集体哀悼的资格，但我们可以拒绝被这种扭曲的形式主义所感动。有人因不公正而死去，政府就把他们奉为英雄，赞美他们，却没有问责，没有反思。”
至于“日记”是否曾被审查，郭晶提到，“我的日记发微博、微信有时会发不出来，例如图片别人打不开、看不到。在微博也会有被限流的情况。看封锁的情况，一般情况下几十个人转发的样子，可能有上万的阅读量。问题就是我们不知道审查的标准是什么？”
对封城造成的人道灾难的反思
检讨武汉封城的做法，郭晶认为，“新冠肺炎”被政府当作头等大事来对待当然应该，但人们有其他慢性病、急性心脏病或一般疾病、外伤、情绪等各种状况，可以转送到周边省份救治，而不是封城、封村，任凭自生自灭、人人自危，造成人们为了自保，将恐惧的情绪投射到别人身上，形成歧视暴力的事件层出不穷。很多病人有很强烈的无力感，医护人员精神崩溃大哭的视频纷纷流出。
郭晶说，很多被封城在家的老人小孩，不会使用社交媒体和手机而发生悲剧：“一个5、6岁的小男孩，他的爷爷在家里去世，他也没有出去求助，爷爷说外面有病毒，他还跟爷爷生活了几天，帮爷爷盖被子，等社会排查才发现。”
解封后做的第一件事
郭晶在武汉4月8日解封之后，并没有停止写作。她告诉本台，踏出小区第一件事，就是到最爱的江边散步，大口呼吸新鲜空气。郭晶日记写道：突然听到一个年轻人欣喜地对手机另一端的人说：“你把摄像头打开，我今天第一次出来。他的语气洋溢着兴奋和骄傲，说：‘我想让你听一下江水的声音。’‘你看，这么大的水，这是长江。’‘给你看一下大武汉是多么的漂亮！’”
郭晶：“我想到那些再也无法看到江景的逝去的人，悲伤一下子涌了出来，我坐在江边哭了起来。对面的霓虹灯不停地闪着大而空的口号，‘英雄的城市’、‘英雄的人民’。我只希望我们的社会不再需要那种要做出无谓牺牲的‘英雄’。”
解封并不意味着结束
郭晶说，一些外地人喊着“武汉加油”，却又拒绝武汉人入内，这是一种伪善。她告诉本台，已经解封十多天，她出了小区去美食街，三分之二店门还没开门。有群友从湖北到深圳找工作被隔离了14天，花了半个月，浪费3000元，也没找到工作，“生活是有成本的”。连修理卫生间，工人都称“现在是特殊时期”，漫天喊价。
郭晶在2017年和朋友建立了一条热线，提供法律谘询和个案支持。她提到，封城的后遗症可能是一生的。而在解封的初期，人们担心被感染，需要努力做些事情消除恐惧保护好自己，重建自己的日常生活，以及和环境与他人的联系。
郭晶想鼓励世界各地同样有封城经历的人：“人可以被困住，但不能因此被停住。我们的生活还是要继续，可能很微小的试探，一定程度去减弱我们自己的恐惧，找到我们的掌控感，我一开始坚持每天出门就是这样。”
联经主编：我们相隔遥远，但却感同身受
台湾没有走到封城这一步，倒抢先出版《武汉封城日记》，是联经出版社主编黄淑真在网上被郭晶的日记打动，主动在脸书上加她做朋友征询出版意愿。
黄淑真回忆令她揪心的段落。某一天，郭晶戴口罩去江边，发现自己眼睛有眼屎不敢用手去碰，战战兢兢到达江边，四下无人的地方，她摘下口罩，顺畅呼吸了一回，戴上口罩后，重新感到束缚。当时台湾面对疫情，人们也是想尽办法去买口罩，政府想尽办法配给。
黄淑真：“你戴着口罩你就知道自己处在肺炎的威胁之中，什么时候才能摘下来呢？只有摘下来我们才可以彻底脱离非日常的状态。在这点上是非常有现场感。我们跟她距离明明这么遥远，我也没有见过她，可是事实上我们的感受、想的是一样的，也是受到同一件事的威胁。”
黄淑真说，郭晶特殊的社工和女权工作者的身分，使她在面临巨大灾难时，有不同的视角。而且她才搬到武汉，文笔间有新到者的疏离和客观的观察，郭晶认为在大家被孤立的时刻，更应借由网路串连力量和资源。
黄淑真提到，郭晶日记提到一位受到家暴的妇女要带着两个孩子逃出A县城，但被封闭，家人在B县城接不到他们，花费很长的时间申请到通行证，母子三人已在路上徒步走了约5个小时。
独特的社工视角看待封城
黄淑真：“对很多受家暴的妇女，以及对一些与家人相处不好的人，家庭事实上会是一个牢笼，而不是一个可以安心待的地方。封城这件事变成让他们没有办法往外逃，就算逃也没办法得到安全的庇护所。郭晶在这里面点出只有社工视角才会留意到的一个问题点，就是城被封了，到底要逃到哪里去？哪里才是安全的地方？”
黄淑真还说，新冠肺炎造成很多生者无法跟死者告别，这“没有完成告别”的创伤，对人的心理、生理造成的影响，可能看不见尽头。
黄淑真提到，有些台湾人在居家隔离或检疫的情况下，读到这本《武汉封城日记》，对郭晶的文字流露出的冷静、温柔，会感到一种疗愈的效果。“蛮多人看了她的日记，会设想自己处在孤独之中，万一那天台北也封了我会怎样？”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 夏小华 台北报导 责编：许书婷 申铧 网编：瑞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