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5月12日，是2008年发生的四川汶川大地震16周年纪念日。这些年来，中国政府一直拖延对地震中因学校质量不合格、建筑倒塌造成大量学生伤亡的回应。但直至目前，仍有不少中国民众在执着追问政府的责任。
四川省什邡市洛水镇的选民李德全4月15日就向其所在地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共12名代表发出了约见申请，其中包括洛水镇第二十届人大代表杨昌海、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刘光强等人。李德全要求在5月7日到9日期间，与这些代表举行约见会议，反映问题。但直到5月9日，李德全也没有见到上述12人中的任何一位。他对本台记者说，“反正就是没见到。”
所以，李德全在5月9日提交了《人大代表履职评价记录》，对这些代表提出“严厉谴责”或“严肃批评”，其中“谴责”次数最多的是7次。记录中还提到，杨昌海等3位洛水镇人大代表已经26次未参加选民约见，其他人有25次或10多次没有参加约见。
李德全又在5月10日再次提交了《人大代表约见书》，约见对象仍然是上述12人。
硬骨头
但在记者获得的5月9日和5月10日的这两份文件中，李德全都没有写明约见的理由。
李德全想对人大代表反映什么问题，当地政府部门的人似乎都很清楚。在2008年5月12日的四川汶川大地震中，李德全12岁的女儿因其就读的洛水镇洛城小学校舍倒塌，和其他100多位同学不幸遇难身亡。这16年以来，李德全一直在向政府不同部门申诉，甚至向法院提出了起诉，希望追究校舍倒塌的责任者。但他一直得不到答复或处理。
不仅如此，李德全还一直受到警方的监控和骚扰。记者对他的采访极为艰难，他的电话和微信都受到监控。李德全在与记者有限的通话时间中说，“今天不是时候，真的，不要在今天这个节骨眼。上一次也是采访，他们就把我弄进去。”
512大地震已经过去了16年，这场地震的有关话题似乎正在淡出人们的视野。在中国媒体乃至海外的中文社媒上，已经很难看到因为这场地震失去年幼儿女的家长们继续维权的消息。多年来一直与李德全保持联系的维权人士林生亮对记者说，李德全是硬骨头，他是一定要讨个说法的。
无法满足的最低要求
目前身在美国的成都人杨雨512地震时正在成都。因为住在市中心，杨雨家并没有受太大影响。
地震后第三天，杨雨就带着香港电台的摄制组进入了地震的核心区域四川北川老县城。他当时在现场就看出了学校建筑垮塌比其他建筑更为厉害，“学校的垮塌是一种整体性的垮塌，不像别的居民楼。居民楼也在跨，但它们有些没有倒下来，有些只是开裂，或者有些只是斜起来。但（学校建筑）整体性的垮塌，有些学校就变成了一块平地。”
杨雨从现场回来后，很快在网上也看到人们在讨论学校垮塌严重的问题。一个月后，杨雨又和四川的异议作家谭作人协助从广东赶过来的中山大学中文系教授艾晓明进入地震灾区，拍摄学校受灾的影像资料。一年后，艾晓明制作完成了反映512地震中，学校建筑豆腐渣工程造成学生死难的纪录片《我们的娃娃》。
当时还是厨师的杨雨也加入了“死磕”学校建筑质量问题的社群，“还有都江堰新建小学的家长，来我们成都‘读书会’来讲过一次。”杨雨说，他们当时作为成都公民社会的成员，直接对政府提出了要求，“官方统计的数字是在地震中遇难的学生有5335名，那你们就把这5335个名字公布在《华西都市报》或《四川日报》上。”
但杨雨说，就是这个最低的要求这16年以来也没有得到满足，直到今天。他分析说，政府方面对于这些维权的家长一直采取拖延的态度，“你家长不可能每天12个小时都在维权、上访这些事情上耗，你总得上班吃饭吧？”
“不遗忘是一切的开始”
但政府的拖延，难以抹杀人们对这场地震的记忆。身在美国旧金山的“金吉”早在4月底就开始策划，在5月12日当天举行播放艾晓明纪录片《我们的娃娃》的活动。她对记者说，“最重要的是不要忘记，因为我觉得，不遗忘是一切的开始。政府是很希望我们忘记这件事情的，但我们去纪念以及我们去追问是很自然的事情，是人本性使然。”出于安全考虑，她用化名接受采访。
地震发生时，金吉在成都读小学。对地震中倒塌的学校楼房造成大批学生死亡的情况，金吉还有很多记忆。但她对记者说，这么多年，她依然无法获得有关这些死难学生的具体消息，“我是没有看到为什么这么多学生伤亡，谁应该负责，以及后续家长的权利是否有得到保障等等。”
她提到了时任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视察地震灾区时说的那四个字“多难兴邦”，她感觉有些讽刺，似乎中国社会这些年并没有在这件事上学到什么，“就好像这件事情过去就过去了，大家没有说因为这个事情以后，我们要督促在建设学校的楼房时一定要达到一个什么震标，或者小学生、中学生或大学生每年进行一次地震演习之类的。根本没有这些东西。”
金吉这次参与策划的播放活动，是与当地的青年行动组织“擦星星事务所”合作，这个组织此前就放映过展现上海白纸运动的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她说，从当年四川地震中倒塌的学校建筑，到近年的白纸运动等等，都不是单一的事件，而是可以找到一条线索，“如果你去看这个线索，你就会看到，中国的公民社会行动空间不断缩小，以及随之而来的政府责任不受监管。后来很多灾难发生，但我们都不知道受害者的名字。”
五子登科的中国
对512地震中国政府责任的追问和研究，也是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研究生中心政治学教授夏明多年来一直在做的事情。
夏明也是成都人。512地震发生时，夏明还在纽约。但5月23日，夏明就和HBO（美国家庭票房电视网）团队进入了地震灾区拍摄当地实际情况。夏明及其同事担任制片人，HBO出品的纪录片《劫后天府泪纵横》在2009年还获得奥斯卡最佳纪录短片提名。
夏明认为，512地震以来，中国在灾害救助以及追责体制方面并没有什么进步，“现在的救灾机制整个就是在2008年那一年应付各种灾难时成型的。就像我说过的，它就是一个维稳国家、监控国家。”
夏明在2008年5月23日带团队进四川拍摄灾区现场，被看似政府密探的人士跟踪，他们的行动很快就受到当地政府的阻挠。团队所有人甚至在6月一度被警方抓捕，幸好团队对应付专制国家的警察有经验，才得以把拍好的素材带回美国。
夏明提醒说，中国政府当年对四川地震灾后处理的严格控制有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北京奥运会，这种控制在奥运后被延续，“他们把奥运的这些监控、维稳机制进行了常态化，最后把中国变成了一个紧急状态的国家。”
夏明把这种控制状态总结为“五子登科”。他解释说，五子包括枪杆子（军队）、刀把子（警察）、笔杆子（媒体宣传）、密探子和钱袋子，“今天它无非还是使用这种五子登科的方式，只是今天它的钱袋子越来越瘪了。所以，它的枪杆子、刀把子和笔杆子这些就运用得越来越强硬，越来越直接，越来越不像过去那样遮遮掩掩。”
夏明介绍说，他在即将出版的新书《中国在震中》中，分析了2008年以来中国形成的控制体系。但他指出，书中采用了他2010年对中国民众进行的问卷调查，从这些调查结果可以看出，中国民众的权利意识越来越强烈，对政府的依赖度也越来越低。
记者：王允 责编：何平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