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是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要实现国内生产总值(GDP)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倍，现行标准下的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然而，新冠失业潮在今年汹涌来袭，习近平“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旨有所养”的“大同梦”是否还有望成真？
2月，中国官方城镇调查失业率飙升至6.2%，外出农民工减少超五千万。3月失业率回落至5.9%，但仍处高位。不过，非官方的失业率估计远远高于这个数字。
据《南华早报》消息，中泰证券的测算称，中国的失业率约为20.5%,有七千万人失业。深圳望正资产管理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刘陈杰则预计，疫情可能导致2.05亿工人遭遇“摩擦性失业”，失业率超过25%。
中泰证券首席经济学家李迅雷4月26日在个人公众号发布《中国失业率有多高？》一文后引发人事变动，他目前已不再兼任中泰证券研究所所长。
新冠失业潮或将超过国企下岗潮、 2008年金融危机
北京的政治经济评论家张林（Zhang Lin，音译）告诉《南华早报》，新冠疫情引发的失业潮，比上世纪九十年代末两千五百万国企工人的下岗潮、2008-2009年金融危机造成的两千万农民工返乡潮都要严重。
如今，中国创造新增就业岗位的能力大大削弱。九十年代中国国企大幅裁员时，民营经济在蓬勃成长；2008年金融危机时，中国的城市化浪潮也滋生了大批服务业岗位。
张林感叹，“看看现在吧—增长放缓，城市化到了顶峰，私营经济在挣扎。”
华盛顿信息与战略研究所所长李恒青也认同这种说法，“朱镕基做总理时，整体国企（规模）没有那么大，就业人数也不多，下岗职工有安置费，一次性买断工龄。2008金融危机，中国刚进入WTO以后经济开始腾飞。而且奥运会时，国人的精神和经济状态都是上升趋势。”
为应对2008年全球金融海啸，中国曾发起 “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大规模开展铁路、公路、机场等公用基础设施建设，把GDP增速从6%上拉到12%。
李恒青认为，中国已不再具备当年的救市能力，本身经济结构不平衡，已经进入下行阶段，再加上2018年以后的中美贸易战、2020年的疫情打击，现在是雪上加霜，难以翻身。
农民工没工作、没保险
中国社交媒体抖音平台上，中国民众对社会不公的不满情绪日益明显，时下流行的背景音乐是颂扬工人运动的左翼歌曲《国际歌》。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四月初在中共党刊《求是》发文称，“农民工多数是生产服务一线普工，灵活就业较多，受疫情冲击更为直接，返乡农民工特别是贫困劳动力外出务工比例较往年同期大幅减少。”
中国国务院四月底宣布，未参加失业保险的农民工将首次能够申请“低保”，并鼓励政府支持的重大项目建设雇佣更多劳动力，将劳务报酬在相关投资中的比例从10%提高至15%。
财经媒体撰稿人叶昭告诉本台，农民工密集的制造业、服务业、批发零售业现在都在艰难求生。他有朋友在浙江义乌从事批发业，员工只留下30%，工厂订单也降至两三成。
除了就业，疫情期间最让他担心的是农民工的医疗保障问题，“我很多朋友，原来家里还是小康生活，就是一个病，马上进入到处借钱的阶段。农民工本来就不常体检，干的是体力活，越需要医疗保障。”
据统计，2019年中国约有2.9亿农民工，其中1.7亿人外出务工。2016年时，能享受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待遇的农民工只占17%。
中国的社会保险福利，即企业需为雇员支付的“五险一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工商业保险、生育保险和住房公积金），日益成为许多制造业和服务业公司无力承担的负担 。
在北京服务农民工的马驹桥人力市场，一位二十多岁的农民工向《南华早报》透露，他从4月11日开始找工作，但是没有雇主愿意为他付社会保险费，“这些天没有人会为短期工人支付四险一金。”
虽然四万亿救市计划再难重演，中国推出了立足于高新科技的“新基建”，投资或超过一万亿，包含5G基建、特高压、城际高速铁路和城际轨道交通、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大数据中心、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七大领域，解决企业复工复产、农民工和毕业生的就业问题。
李恒青认为，新基建在各省市未来五十万亿基建投资中的比例大概小于百分之十，对于缓解农民工失业也是杯水车薪，“六十多万座5G基站能用多少人来建？而且新能源、5G基站都需要很多专业技术，农民工教育和技术水平相对低一些，解决其就业问题不容易，还得靠旅游业、餐饮业这些服务性行业，现在要么关，要么停。”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薛小山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