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周一召开，而外界普遍关注的会议内容就是“十四五”规划的内容。近几个月，中国领导人频频强调“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引发舆论对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猜测。中国几十年来为何沿用了“五年规划”制度？它对经济发展又起到了多大作用？
中共十九届五中全会的一大重要事项就是讨论并制定《中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纲要》，简称“十四五”规划。即将收官的“十三五”规划为中共“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的第一个画上了句号，当局显然对开启第二个百年目标的“十四五”非常重视。
“国内大循环”会是“十四五”重点？
过去几个月来，中国国家领导人多次对国家经济提出“国内大循环、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有不少批评人士认为，“双循环”理念是中国在新冠疫情、美国制裁、国内经济放缓等多重因素下被动形成的。
中国金融学者贺江兵就此指出，广义的“双循环”并不是个新概念。他引述中国前财政部长楼继伟上个月在一场研讨会上的讲话说，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时任国家总理赵紫阳就发布批示说，中国应当实行“沿海地区国际大循环战略”。
贺江兵表示，当时中国的“双循环”强调的是“走出去”，而如今“双循环”似乎更注重“向内看”。
“上世纪八十年代跟现在的情况完全不同。那时候中共想搞改革开放，而当前的情况是中共想搞‘双循环’，但美国政府不让它这样做，不让它加入国际大格局，那中共就只能自娱自乐了。”
中国“五年计划”系效仿苏联
“五年计划”是苏联最高领导人斯大林在上世纪初首先提出的。1928年，苏联制定的“一五”计划重点在于发展重工业和农业集体化，随后几个五年计划除了延续“一五”计划的目标外，还强调军工生产和扩充军力。
1953年，中共刚刚建政不久，中国的温饱问题极为显著，工业生产几乎是张白纸。北京当局注意到苏联的工业和军事实力在一系列“五年计划”的引导下显著提升，于是决定效仿苏联，制定本国的“五年计划”。
从1953年到2005年，除去两年因经济调整的短暂中断，中国政府一共制定了十个“五年计划”，而这些计划的主要目标也各不相同，比如“一五”提出为工业化奠定初步基础，“八五”提出建立“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体制，“十五”提出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从2006年的“十一五”开始，当局把“计划”二字改为“规划”，意味着政府将从操控经济过渡到调控经济。几乎在同一时间，当局开始促进消费型经济，试图平衡此前高度依赖出口和投资的经济发展模式。
旅美经济学者程晓农认为，尽管在字面上“计划”已经成了“规划”，但考虑到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如此“规划”仍然显得很过时。
“当前中国在一种以私有中小企业为主的经济状态下，‘规划’其实没有任何意义。比如对于一名小店主来说，如果顾客不上门，中央政府有再多规划也没用，他开店没钱了就是得倒闭。”
经济发展与风险并存
谈到“五年规划”过去几十年来对中国经济起到的作用，中方官员可谓是娓娓道来。中国民政部副部长詹成付近期在一份党刊上发文说，单从经济总量来看，中国在“六五”之初的1981年不到五千亿元，而“六五”之末的1985年已达近万亿元；“十三五”之初的2016年接近75万亿元，而“十三五”之末的2020年预计将突破百万亿元大关。
他还写道，中国的“五年计划”也见证了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七五”结束时的1990年，中国基本解决了人民的温饱问题；到了“九五”结束时的2000年，中国实现了人民生活总体达到小康水平的目标；到今年年底，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尽管北京当局一向为“五年规划”大唱赞歌，但经济学者程晓农表示，这种政策制定方式实际上就是在为日渐膨胀的地方债务背书。
“‘五年规划’原来主要的作用是对地方政府进行一些方向性的引导，也就是中央会在金融和财政政策上配套这些经济发展规划。而现在地方政府背负的债务已经到了他们无法偿还的地步了，因此他们已经不太敢继续按照中央提出的方针盲目地投资了。”
由于中国经济正面临各种不确定因素，当局今年罕见地并未设定增长目标。有舆论认为，“十四五”有较小的可能会不设置增长目标，但更有可能会确定一个较“十三五”时期更低的目标。
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家傲华盛顿报道 责编：申铧 网编：洪伟